根据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国正处于转型过程当中，当前改革的任务是要破除制度和结构上的障碍。对于这次转型之后可能产生的社会形态，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
社会现状
我认为当今中国社会仍具备过渡社会的特点。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种过渡基本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一个未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过渡。走改革开放道路这一新政策的构想是建立在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相关战略基础之上的，这一战略的核心是通过与国际资本合作，借鉴人类资本主义发展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上的优秀成果。但是除了采用借鉴的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还忽略了两个重要任务，即加强作为无产阶级阶级基础的政治思想与组织保障建设，同帝国主义进行阶级论争。这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不道德行为以及对权力与金钱无条件的追求。在当今中国公众看来，权力与金钱是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两个要素。中国的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得来的，也就是说，掌握在党手中的武装力量永远是决定性的基础和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损害劳动人民生存利益的事件明显破坏了人民与党的关系。行使着高度集中的权力的党内精英们至今依然难以完全从民主的角度理顺权力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各种精英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紧张和激化，近些年来已经出现向上蔓延的趋势。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内外部的压力导致中国放弃了之前的那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的确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现在，它拥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在发生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它仍然发展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驱动力。但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中国却失去了未来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可持续生产和再生产过渡的最佳时机。中国之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以发展劳动生产率为首要目的的，而是为了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使自己的国内生产总值处于世界前列，并且实现自有资本积累的收益最大化。这种模式虽然充分利用了国际大资本，但仅仅停留在简单复制的层面，自身的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几乎没有得到大幅发展。中国的生产和贸易大部分具有以下特点：维持一支技术水平低下的廉价劳动力大军，中国经济大部分处于西方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链条的末端，发展加工贸易，通过低估本国货币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以及实行政府可以干预重要资源分配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可持续生产和再生产过渡是必需的，只有后一种生产模式才能为保障和继续提升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提供物质基础。然而这种过渡受到目前的内部条件的局限，必然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这让我不由想起了一句话，没有哪一个处于发展初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这种过渡，并在劳动生产率？至少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持平，即使是像当今中国这样已经部分具备了很好起始条件的国家也不例外。
恐龙病
关于当前改革的争论的焦点问题是非国有经济的现状及其在未来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说，这一争论关注的就是在经济基础进一步成形时，国有资产和本国私有资产各自具有的意义和地位。这个争论不是新产生的，近10年来它一直伴随着整个发展过程。
单是1997—1999年，为了挽救表现疲软的国有经济，国家就花费了2万多亿，在此之后，党中央面对国有企业整体上缺乏竞争力的状况，于1999年9月指示：将国有资本集中到三个不存在竞争的领域——国家安全领域、自然资源垄断领域和公益事业领域。政府决定，要将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主要引入以本国私有资产为核心的非国有经济。单是创造新增就业岗位这一项，私营企业就占了80%的份额。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在重组过程中被私有化了。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管理部门认为私有制是有效率的，因此，总体上是赞成将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甚至逐渐对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也实行了私有化。在随后的讨论中，中国借鉴了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失败的教训，认为不能对国有经济实行全盘私有化，而是应该继续对其进行改革。2003年，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在它的领导下拉开了这次改革的序幕。这次改革主要针对的是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当时还有236家，现在大约有120家。通过改革，在保留这些国有企业自身特点的同时，以西方现代大型专业化跨国公司为模板，对其进行改造，使之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立足。
虽然当时政府已经提出，要逐步取消一些非竞争性行业中的垄断现象，但在所有重要领域，比如石油和石化、能源、交通以及很多类似的领域，部分国有大型央企还是发展成了具有行政垄断特点的企业，也就是说，这种垄断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助行政干预并在政府掌握的资源基础上形成的。这些垄断企业每年获得的巨额利润，原则上不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的，除了借助政策支持，首先是通过对资源的垄断获取的。近些年也存在垄断企业通过投机行为获取巨额利润的现象，例如在房地产行业，2009年有60%的央企涉足这个领域。
对利润的追逐也促使这些国企进入其他实体经济领域，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使大型国有企业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在中国，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国进私退”。这种趋势在像中粮集团这样的国有跨国企业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中粮集团本来植根于粮食和食用油领域，并且拥有外贸垄断权。按照这种方式，从2003年到2008年，它的资产很快从近600亿元增长至1400多亿元。随后，中粮集团逐渐涉及所有老百姓日常需要的食品领域，吞并了一家又一家非国有企业，并在广阔的领域建立起类似于以前国企的企业。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在它身上兼具“恐龙和狼的特性”，也许这种“猎取利润的天性”使它患上了“恐龙病”。
虽然反垄断法经过了长时间讨论后最终得以出台，但是它的反对者——行政管理机构和垄断企业之间形成的稳固利益集团——至今依然能阻碍这一法律的具体实施。鉴于这种状况，2005年政府出台的为私有资本打开通往垄断行业道路的“36条”以及2010年5月发布的扩充措施“新36条”，都不过是一纸空文。
由于受到国企的挤压，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日益严峻。另外，高额税款和其他费用也是造成非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的一个因素，单在2011年，企业的平均成本就提高了将近30%。商业银行的信贷主要集中投向大企业，因为它们可以提供必要的担保，并且拥有良好的信誉。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则几乎只能依靠民间借贷，以高出国有银行好几倍的利息来筹措资金。这导致的后果就是，在那些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非国有企业的地区，比如浙江温州，首先出现了民间借贷导致的危机。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报告，仅2011年上半年，就有1447家中小企业倒闭。很大一部分生存下来的私营企业家找到的获取高额利润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的资本投入到邻近地区上海的投机行业中。如此大规模的资本从温州的实体经济流入上海的虚拟经济，一方面造成了当地房地产行业不正常的泡沫式的繁荣，另一方面，已经开始危害温州地区的经济基础。
这促使中国政府在2012年初针对这种发展趋势进行深入讨论并采取相应措施，抑制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出，并引导已流出的资本重新回到实体经济。
一个信号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对私营经济开放金融市场，让市场经济的力量来解决“温州问题”。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有人提出要把“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作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领导层毫无保留地支持这种立场：“在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和企业家等都是生产要素，所有生产要素之间自由组合，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乃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不竭动力，这就要求金融自由和企业家精神同时在场。……因此要有健康完备的企业家精神，就必须在金融制度上松绑。”2001年，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认可了私营资本家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身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从政治意义上理解，这可以被视为政府打算广泛利用私有资产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现在的舆论与当时相比，似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于是，在中国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各种力量都希望能够影响到政府的改革方向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2012年2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银行高层会议也在其列。会议的主题体现在世界银行主席罗伯特·佐利克所介绍和阐述的报告——《实现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发展：中国的战略选择与国际经验》中。这份报告是在李克强的建议下，由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的研究机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共同研究撰写的，并且得到了中国领导层的批准。
佐利克开始就讲到，中国如果改变其经济模式进行深层次发展，那么，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就能够达到16000美元，是现在水平的3倍。这样将对国际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中国能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树立典范，证明实现经济发展不必以牺牲社会和环境绩效或是全球责任为代价。随后佐利克讲到报告的核心部分，对未来20年的新发展战略提出建议，并提出了以六个战略支柱为基础的改革计划：
（1）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2）适应全球资本与企业家市场相连的开放型社会体系；
（3）促进绿色增长；
（4）为全民提供平等机会和社会基本保障；
（5）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促进金融稳定；
（6）确保中国作为国际伙伴继续融入全球市场。
中国应以这六点建议为出发点，思考怎样将自身的发展需求与国际责任相结合，这样才可能成为全球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
这份改革建议的侧重点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而忽视了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调整等问题。众所周知，列宁在他的新经济政策中认为，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下的市场经济能够使国有企业通过精确核算获得利润。就这点而言，尚无法了解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和控制它的势力以及参与报告的中方力量这三方利益之间达成了多少共识，分歧点在哪里，分歧程度如何。但显而易见的是，各种势力都在寻求利用当今中国转型的形势，以便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更贴近他们的设想。
对改革辩论的认知
有这样一个发现，在中国，尤其是在两会期间，关于改革的讨论并没有太多的劳动群众参与其中，更确切地说，这种讨论主要是在各种精英集团之间进行的，而这些人也左右着这场辩论中的官方观点。
这些精英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在评估之前的改革成果、当前的改革形势和今后的改革方向时，表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场。第一类群体是改革至今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利益与当前的改革形势密不可分，基本持保持现状的立场。这些人首先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管理层、正式职工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他们现在被视为改革的阻挠者。第二类人认为，就社会两极分化和腐败而言，之前的改革基本是失败的，某些方面应该恢复早些年的政策和方法。这些人被看作是“偏左的”。第三类精英集团认为，走出当前改革困境的出路，首先是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对私有资本作进一步的让步，强化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扩大与国际大企业的科技合作。
基本决策
2012年3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确定了中国社会进一步转型的第一个方向，使改革集中在当前社会的发展焦点和主要矛盾领域，中心是六种关系，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的关系及地区间财政分配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两会的讨论会对此逐个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把这看作政府职能转变中需要进行调整的核心部分。他认为，未来政府的实际职能就是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规则和政策的保障，以便能够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平竞争，取得突破性成果并降低社会风险。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非国有经济的问题自然成了中心话题，与会者要求金融市场应该进一步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支持小型企业创造“草根金融市场”。可以看出，私营企业家对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特别感兴趣。
两会之后，政府就开始着手将当时国家管控的金融市场向本国私人资本开放。此外，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于3月28日批准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这个方案应该能够解决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其中包括引导金融市场重新转向为实体经济服务，保障中小企业的融资安全。
这个方案有12项主要任务，涉及民间融资、新型金融组织建设、专业资产管理机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发展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小型企业以及三农项目等多层次的融资需求、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市场管理和防范金融综合改革风险。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二方面的任务，即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也就是说，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市场改革，根据有关规定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按规定改制为村镇银行。其他相关文件还补充到，应该对民间资金在这方面“加以引导”。
从形式上看，温州方案如果按照现行法规实施，并没有法律依据。1998年出台的《商业银行法》是禁止民间资金建立银行的。
我认为如果这个方案能按计划得到实施并执行国家标准，其重要意义在于三个方面：国家银行体系对国内民间资金全面开放；未来民间资本可能在村镇日常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吸引全国的资本流动，乃至影响到对外开放领域。
到目前为止，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国有性质的，对于国内民间资本的全面进入，我的看法是双方面的：从长远来看，它能成为国有银行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促使国有银行加强自身的发展，使其在严格审计下经营，有效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暗含着潜在风险，尤其是在中国与国际资本进行如此广泛合作的情况下，逐渐壮大的民间资本有可能会挤垮国有银行。
民间资本全面进入中国农村，更准确地说是县以下地区，即乡和村，是有直接危险的。国有银行机构是迄今为止这个领域唯一或者说最大的股东，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将发生根本改变。虽然国家今后还将为农业和农村的大型项目提供资金，但是具体为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融资的业务将由私营资本来承担。在当前形势下，没人能排除私营资本利用这个机会对农村形势和农民产生较大影响的可能性。虽然它不至于是根本性的影响，但对中国的发展来说，也许是负面的影响。
温州试点项目吸引着全国的资本流动，这会对国家整体的财政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其中可能蕴藏着很多未曾考虑到的风险。与金融改革相关的社会精英们进行的改革讨论也聚焦到温州方案上。在2012年4月初李克强出席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部分与会者认为，温州方案是金融市场改革的先行者，打破了民间金融市场的坚冰。但是国有大型银行集体缺席温州问题专题讨论会，这种状况意味深长。像中石油之类与会的国有大型央企的领导代表也表示，他们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还要为民间资本鼓掌叫好。对于温州方案存在各种不同的见解，说法不一。但关于温州讨论的主流声音是：这只能是“上层”为金融市场改革做的准备和铺垫，应该祝福温州方案。
李克强在4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面对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破除那些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在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将会得到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能否进一步调控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怎样进一步调控，我们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