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是一对关乎国际秩序的关系。在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中，中美关系至少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来探讨，即，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第二，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即使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也并非是双边的事情，这两国关系如何处理，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战争与和平。当中国说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不仅要保证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也是要保证世界的和平。
历史地看，要确立这样一个大国关系不是不可能，但也并不容易。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
大国兴衰过程中的战争多于和平，这一历史事实使得人们对中美关系极其悲观。根据这种观察，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必然要挑战美国霸权，而美国必然要尽力反制，这必然导致两国之间的最终冲突。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冲突很自然会演变成国际冲突。多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盛行的各种“遏制”或“围堵”中国的理论，其背后就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从一些表象上看，这种担忧似乎也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不仅像美国、日本和印度那样的大国开始担忧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威胁，中国周边的小国更是担心，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甚至安全构成直接的挑战。这些年来从朝鲜半岛、东海、南中国海、印度洋和中印边界所发生的连续不断的事情，也似乎在印证着人们的担忧。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很多亚洲国家开始靠向美国，寻找一个安全保证。而这些国家的行为又导致中国的担忧，也就是美国和其联盟要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中美两国如何互动？美国“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美国和其同盟下一步怎么走很关键。如果美国“重返亚洲”仅仅是如其所说，是为了“威慑”和“平衡”中国，也就是防备中国行为严重损害其国家利益，那么也不致于导致两国的公开和正面的冲突，因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想挑战美国的霸权。但如果美国和其同盟所做的超出了“威慑”和“平衡”的范畴，两国的公开冲突乃至战争就会成为可能。
很显然，美国下一步如何走也取决于中国如何走。这是典型的博弈或者理性选择。对中国来说，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至少具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最低目标，即要尽力避免走向大国争霸的悲剧，第二是最高目标，即和美国合作共同构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政策目标变化及时
在实现最低目标方面，中国自邓小平开始，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确定了和平崛起的途径。邓小平时代的政策目标是“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进入1990年代后期，中国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之后，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崛起”概念的敏感反应，中国改成“和平发展”。在胡锦涛后期，因为大国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又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目标。应当说，这些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当及时，符合实际情况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这段期间，中国不仅保证了周边的和平，而且也承担着其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体制下派军舰到索马里护航等等。也就是说，前面的两个政策目标“韬光养晦”和“和平发展”是成功的。
但现在则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也就是如何实现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策目标。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和美国合作重建、共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中国如何做？这里首先要对今天中美两国所面临的全球化作科学的理解，包括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其所面临的困局、全球化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等等。在对这些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之后，中国才可以决定自己在这一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明了应当对美国实行什么样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霸权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本身也是促成“一个世界”局面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尽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力是资本，但资本单独很难进行快速的全球化，因为资本往往面临来自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强大的阻力。要克服这些阻力，国家或者政治力量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之后，在推进全球化方面，美国可以说起到了远较从前的帝国更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美国的主导，这一波全球化不可能有那么快的速度。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世界秩序的很多方面。“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存在了很久，但直到今天，才形成了真正的地球村，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对另外一个角落产生影响。除了少数几个孤立的国家，例如朝鲜，今天不管国家的大小和强弱，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高度相互依赖，没有一个可以免受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导致各国间高度的互相依赖关系，从而为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条件。人们甚至可以说，互相依赖就是世界秩序。全球化尤其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结构和性质。从经济上说，中美两国的高度依赖性，超出了世界经济史上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有美国经济史学家把中美两国关系称之为“中美国”。
中国重构世界秩序的角色
为什么美国在重建和维护其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方面困难重重呢？美国的困难是今天世界再次面临无序状态的主要根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可以分解成如下很多小问题：全球化如何对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美国面临着怎样的困局？为什么这些问题美国及其盟友很难解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在重构世界秩序过程的角色。
首先全球化本身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环境，对旧的、建立在主权国家经济之上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致命的影响。经济的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财、物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对主权国家来说，经济主权流失得很快，甚至已经再难有经济主权了。今天的跨国公司在经济方面的权力，远较一些中等国家的大。美国尽管是这一波全球化的领导者，但其主权政府也受到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政府没有能力控制其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从前那种资本和技术可以为本国带来就业和税收的情况已经不再。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可能为其他国家创造就业，也可能为其他国家创造税收。经济要素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和约束，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其次，经济全球化不仅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而且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好处很不平衡。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获得巨大的利益，另一些国家所获得的利益较少，也有国家甚至就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这就导致了各国政府的自私行为。既然控制不了全球化，各国政府转而千方百计地想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好处。金融资本驱动着全球化，各国政府的国际经济行为则是货币化。高度自私的主权政府行为则破坏着国际经济秩序。
再次，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内部造成的困扰，主要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分化，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全球化导致了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使得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就业、税收和社会公平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即使在西方，中产阶级面临困局。中产阶级历来是西方社会稳定和变化动力的来源，现在中产阶级处处受压。这必然影响西方内部的政治秩序。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困难，反而导致了西方各国内部政治主权的强化。西方所有大众民主国家，产生不了一个有效的政府。传统政党制度急剧衰落，社交媒体崛起，很多国家不仅难以产生一个政府，即使产生了，也难以实行有效的政策。这方面，欧洲最为典型，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但就是产生不了解决问题的主体，即有效政府。
美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全球化为美国产生了两股互相矛盾的力量。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力量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强大过。但另一方面，几乎是同时美国霸权开始相对衰落。在毫无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美国帝国过度扩张，世界警察职能不再。今天美国在页岩气革命的带动下希望再工业化。这一方面会导致美国复兴甚至崛起，但也有可能使得美国变得再次相对孤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注重于其内部建设，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从前美国是一个全方位的霸权，如果相对孤立主义崛起，美国可能有选择地参与国际事务。
在美国遇到各种困难的同时，其同盟也是如此。无论是欧盟国家还是亚洲的日本，都很难像从前那样和美国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在欧洲方面，因为俄罗斯在后冷战时期一蹶不振，那里的安全秩序没有出现明显的挑战者。在中东，美国所确立的秩序几乎已经解体，人们不知道一个新的秩序会是什么样的。在亚洲，美国主要在加强和传统盟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同时也想培养新的盟友，例如印度。但同样，美国在这些国家的信用度日益下降。美国再也难像在冷战期间那样，对亚洲国家作大量的投入。
正因为这些因素，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只是在被动地应付其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没有能力来构建一个新的秩序。概括地说，美国回应的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化，二是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重构世界秩序。但同时，与美国一样，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这方面，中国和美国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和可行的世界观和全球观，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便会回到前些年提出的G2概念。但G2的概念需要重新阐述，不应当指中美两国集团，而是两国合作来共建国际秩序，一个既有利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