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傅小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殷罡，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本·拉登改变了什么
9·11之前与之后的世界有什么不同？拉登和“基地”组织对世界造成了何种影响？
王逸舟：从过去十年看，拉登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也带来了国际反恐形势的重大改变。恐怖行为古已有之，但恐怖主义真正成为国际性的现象，仅仅是20世纪后叶的事情。拉登制造的9·11事件更凸显了恐怖主义。本·拉登无论是作为一个符号，还是作为一种现象，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得恐怖主义有了巨大的冲击力，恐怖主义与反恐之间的斗争成为全球最为突出、最为重大的一个挑战。
过去十年间，反恐议题得到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西方国家尤为明显。美国完全是以此为中心，将其作为外交、军事安全、情报的主要任务，甚至专门设置了国土安全部，追杀本·拉登也成为美国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公民的特别渴求。这些年来美国在反恐方面的费用投入，与很多中小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去十年间，美国遭受了两个沉重打击，一个是金融危机，另一个就是恐怖主义的挑战。9·11后美国所出现的恐惧感和心理上的压抑是非常罕见的。但恐怖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形态，来无影去无踪，这就造成美国的情报局、五角大楼等整个战争机器常常漏洞百出，甚至失灵，给美国人带来的恐慌感和失落感是难以名状的。所以，难怪本·拉登被击毙，奥巴马的人气迅速拉升，在我看来，这虽然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是这件事情确实在当下赢得了美国各界广泛的欢呼。这在外人是很难想象的，因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很少受到打击，外国包括任何非国家势力也很少能对美国发动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威胁，冷战后一段时间，美国趾高气昂，颐指气使。
拉登又带来了世界诸多方面的改变，举例来说，全球的保险业、银行业十多年来对恐怖袭击的防范和担忧也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人们仍担心恐怖活动会渗透到更多的地区和领域，也担心恐怖袭击的手段和方式会越来越多样，比如袭击核电站、基础设施、油田、水的供应等。总之，过去十年，这个世界显得更不安全，打击恐怖主义一下子超过其他议题，成为了国际首要议题。
傅小强：有了拉登之后，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圣战”运动有了一个母体。9·11之前，恐怖活动是零零散散、不成体系的，而且尚未明确将美国和西方作为主攻目标。有了拉登和“基地”组织之后，恐怖势力的影响力和整合能力增强，拉登直接、间接控制这些恐怖势力的能力增强，各地恐怖组织都愿意归附拉登，把他当做象征符号，这就使恐怖组织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基地”在全球范围内的触角越来越广，变成一种全球“圣战”体系，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恐怖主义力量已不是简单的累积，而是呈一种倍增的效应。恐怖主义方式也有变化，除了绑架、暗杀、人体炸弹，为制造恐慌效应，“基地”组织一直试图获取核材料、放射性材料，以获得核武器、生化武器。此外，随着网络技术发展，恐怖主义利用网络影响，策动、招募恐怖分子。
拉登的存在，使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巨大挑战。这种非国家行为体、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需要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由于美国是主要受害国，所以在美国的领导之下，以战争的形式在阿富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反恐行动。在进行反恐战争的同时，美国还推动国际反恐合作，使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成为推动大国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动力。从近十年的发展变化看，反恐对大国关系新的形态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还有，由于恐怖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伊斯兰的极端派别和势力，也凸显了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矛盾，伊斯兰极端势力便想以暴力的方式挑战美国，借以改变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王逸舟：最近几十年间，世人一方面见证了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手段的大规模扩展、信息流量的“爆炸”及其他各种传播媒介的革命性变化，另一方面感受到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和宗教信仰之物理距离的拉近与相互审视碰撞的加剧。拉登等恐怖分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震惊全世界的血腥事件。这里的“震惊世界”名副其实。没有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不会有如此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荡。对于信息的快速传播，任何国家和政府，哪怕是最强大国家的机构，都无法实施彻底的封锁。实际上，拉登等恐怖主义势力要的正是信息传递效果，而具体的自杀、杀人、劫货、爆炸目标可能只是辅佐性的；有时，恐怖分子甚至不必真的动手，只需要制造谣言或发表电视录像，也能造成类似效应，引发公众的焦虑、股市的震荡、军队的调动和政治的更迭。过去十年，对于拉登，绝大部分时候世人看到的是画面，听到的是录音，而且主要还是通过西方传媒比如BBC、CNN这些大型新闻媒体获知的。就是说全球性的主流媒体“帮”着拉登发出信号、传播信号，实际上他并没有直接发起恐怖袭击，甚至后来兴起的很多恐怖组织跟他并没有直接联系。拉登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传播工具的双刃剑效应不可分割，也是新型恐怖主义给我们的一点启示。近期在西亚北非出现的骚乱，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组织者，并不一定有外国的煽动，并不一定有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对抗，但旧的对抗碰上了新的传播工具，把一些问题放大了，社会情绪便迅速地被调动起来了。这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自己观察，恐怖主义在新的时代包括在未来，它的存在仍然会以直接意义上的打击（包括人弹、爆炸、各种各样的袭击）为辅，而通过信息传播给全球带来恐怖压力、威胁、恐惧感为主，从而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如果从数量上讲，100件恐怖主义事件、或者恐怖主义现象、或者恐怖主义威胁中，可能有70～80件是通过信息媒介来传递的，如果恐怖分子制造一起恐怖事件，没有媒体报道，没有电视画面，没有任何信息传达，其影响力是非常小的，后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除了打击“基地”等恐怖主义势力，美国是否还借反恐之名做了一些反恐以外的事情？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尤其在中东、中亚、南亚的部署，是否因为反恐战争而有了调整变化？
傅小强：美国的反恐战略是不断调整的，与其地区战略、地缘战略、国家利益紧密结合。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了两场战争，使一些关键的地缘枢纽国家如巴基斯坦、沙特等为美国实施安全战略，特别是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发挥更大作用。
美国借反恐实现了全球军事链条的布局，例如在阿富汗驻军，在临近阿富汗地区如巴基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还将继续控制阿富汗空军基地。
美国借反恐改变了地区战略、地缘格局。比如说美国在南亚、中亚，一方面借反恐之名整合它新的地区安全机制，将中亚与南亚安全机制结合起来，实现设想中的大中亚计划。另一方面，改变了美国在该地区相对不利的地缘格局，同时实现了拉拢印度与巴基斯坦，将印度培养成全球战略伙伴，将巴基斯坦培养成反恐重要盟友，并将其整合成反恐战场，加大对能源和资源的掌控力。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对潜在对手如伊朗、俄罗斯的遏制、防范更为有力，美国深入其边疆、腹地、传统势力范围，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东、中亚、南亚地缘格局和态势。
十年反恐的成就与教训
从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开始，美国的反恐行动已经经历了十年的时间。人们看到反恐取得了成就，但也常常感到“越反越恐”，这是为什么？
达巍：美国这十年的反恐经历，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前，主要事件是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这一阶段是世界各国比较一致支持美国反恐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到2009年初小布什任期结束。这一阶段以伊拉克战争为主要事件，经历的时间比较漫长，反恐战争的方向有所偏离。第三个阶段是奥巴马上台至今。奥巴马上台后，调整了反恐战略，将恐怖主义视作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之一，不再是惟一的、首要的威胁；把布什时期单一的军事战争反恐方式变为综合反恐，如加强金融、国际合作、情报方式等，不太依赖于军事行动。
这十年，说美国“越反越恐”，或说取得成功，都有一定道理，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首先，9·11以来，美国本土未再遭到大的恐怖袭击，这就是一大成就。其次，不管在布什时期还是奥巴马时期，在反恐战争中，美国抓获或打死了许多恐怖分子头目，这也是反恐所取得的成绩。当然最大的成就是这次本·拉登被击毙。
那为什么说“越反越恐”呢？我个人认为，这主要由于美国反恐扩大化，导致恐怖主义发生的数量上升了。在过去十年里，恐怖主义袭击数量的上升和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是美国过度的反恐行动激发出来的，这也是“越反越恐”的原因。
在9·11之前，“基地”组织具有一种“战略性恐怖袭击”的能力，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内政、外交，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在9·11之后，经过十年反恐，国际恐怖组织的这个能力被削弱了。从数量来看，恐怖袭击是上升了，但其烈度、影响、战略性下降了，有人把这种恐怖主义叫“微恐怖主义”。
伊拉克战争是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吗？它对中亚、南亚的反恐形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达巍：这涉及一个术语“War on Terror”（恐怖战争），这个词是布什发明的。现在奥巴马政府已不用该词。从布什的定义来说，打击伊拉克就是反恐战争。我们现在说起反恐战争一定包括打击伊拉克。但如果从反恐原意来说，打击伊拉克是不是反恐的一部分？显然不是，相反，它转移了反恐的力量，导致了真正的反恐战争的拖延。从事后的情况来看，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找到萨达姆政府支持恐怖主义的强有力的证据。它与反恐没有多大的关系，它更多的是美国自己的“大中东战略”的需要以及新保守派人物的战略想象，他们觉得打伊拉克对反恐很重要。结果，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忽视了对阿富汗战场的重视。本来，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被推翻，塔利班势力作鸟兽散，但由于反恐中心西移到伊拉克，塔利班获得喘息机会，趁机卷土重来，重新集结、占领了阿富汗60%的领土。布什政府后期已意识到这点，奥巴马上台后，更是将反恐重心转移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泥潭，对美国造成了什么影响？两场战争与美国的“大中东战略”是什么关系？
达巍：两场战争对美国的影响很大。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两个地区都很重要。伊拉克地理位置重要，在阿拉伯世界是一个中心国家，美国认为，如果将其改造成民主样板，对整个大中东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但从事实来看，这个目的美国没有达到，两场战争反而对美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虽然两场战争以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留有驻军，但其作用不应该被夸大，这跟二战后美国在德国、日本的驻军不同。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本身比较稳定，政府和人民都是亲美的，支持美国在这个地区维持影响力，驻军的数量也很大。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则不是这种情况。美国跟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的关系都有一定的紧张，而且跟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也存在很多问题，在中东和南亚都存在反美情绪，这对美国在这个地区施加影响力是不利的，这也是美国撤军的原因。总之，我不是很同意过分夸大美国在这个地区有收获的说法，我觉得是得不偿失。
反恐战争消耗了美国的国力，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尽管这不能全归因于反恐战争。过去的十年，是美国人失去的十年。美国大多数老百姓是后悔打了这两场战争，不然不会拥戴奥巴马上台。奥巴马的口号是“变革”，迎合了民众改变局面的希望。在9·11之后，反恐本来是大家的共识，但后来越来越具有争议，比如到底应该怎样反恐，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就都有争议。
清除本·拉登，是“一个国家对一个人”的战争，为什么却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达巍：清除拉登花费十年时间，首先是美国有失误。最大的失误在于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试图以大炮打蚊子，以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恐怖主义、恐怖组织和人物。恐怖主义袭击是非对称打击，以美国擅长的正规战争方式来应对，不仅得不偿失，而且难以解决问题。其次，在政治上，美国面临一些困难。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拉登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有人掩护他，一些人甚至相信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里也有人保护他。拉登经常在巴基斯坦活动，但巴基斯坦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不像阿富汗是美军占领国家，美国行动无法为所欲为，它需要巴基斯坦方面的合作，而巴基斯坦政府却不得不顾及那部分人的民意，这给美国行动造成一定的困难。
击毙拉登是在奥巴马上台以来调整战略之后取得的，他结束了美国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开始撤军，主张更多地依靠国际合作、情报和特种作战部队，有人称之为“点穴式反恐”。当然，有人说是布什种树，奥巴马摘桃，但不管怎样，奥巴马政府可以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还是有成效的。也就是说，美国找到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成本更小的反恐方式。
王逸舟：从中立的角度观察美国过去十年反恐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到美国在反恐技术上有很多改善，但在战略层面总的来说是失败的。为什么呢？综观全球恐怖主义的分布和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投入越来越多，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人、财、物的调动越来越频繁，但是恐怖主义不仅没有根除，反而有蔓延、滋生的趋势，就像人们常说的“越反越恐”。“越反越恐”这句话没有量化的指标，不够精确，但从我的分析来看，过去十年，美国反恐失败多于胜利，得远远少于失。从北非到西亚再到中亚，甚至直到东南亚，这个广大的伊斯兰弧形地带的许多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上都有很多问题，民众中特别是青年中积累了许多不满情绪，呈现一个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局面。追根溯源，我认为这跟美国反恐战略的失误甚至是失败有关系。十年前我曾写文章说，9·11事件导致美国这个巨人非常鲁莽的反击，反恐扩大化给很多无辜者带来巨大的伤害，也伤害了很多持有不同文明、宗教的人，把许多本来与恐怖主义没有什么牵连的人、组织、势力推到了对立面，对国际关系也造成消极影响。
美国反恐扩大化在阿拉伯世界造成的影响，人们谈论的很多。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切确实使处在十字路口的伊斯兰弧带的动荡进一步升温，成为全球主要高危地带，激进势力在这里被外部因素激怒并逐渐坐大。与此同时也使欧美国家自身受到恐怖威胁的压力增大，人们在心理上的沉重和恐惧感一直没有消失，而且我认为，在未来也很难完全消失。虽然奥巴马进行了一些战略上的调整，但是美国十年反恐的巨大推力或者惯性不会消失，造成的恶果不会消失。我觉得，拉登被击毙后，美国当下可能是兴高采烈，但是沉静下来，想想这十年间，教训是远远多于成就的。
没了拉登，世界又会怎样
国际恐怖主义是否会因为拉登之死而改变？是否会出现什么新的苗头和态势？
王逸舟：拉登之死只是一个符号的消失，所隐藏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问题的根源也没有多大的改观。拉登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它其实是现有国际关系和权力构造的一种扭曲表达，折射出国际政治秩序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前面提到了那些社会经济长期停滞、外部打压与内部动荡交织、各种矛盾累积甚久而且没有解决希望的国家和地区，拉登等恐怖势力和团伙，往往就活跃在这些地区。经济落后与持续的贫困化，年轻人缺乏教育和就业机会，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混乱无序，是诱发野蛮气息和好斗风格的沃土。但是，这些现象仅仅是滋生和培养恐怖主义分子的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我们看到，在世界上一些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非洲丛林社会，缺乏信息的流动与缺乏对外部的了解，生活和文化水平低下，部落长者安排各种事务，众人不觉困苦、悠然自得。那里，甚至没有太多的抱怨与需求，更不会有恐怖活动和自杀意识。而在巴勒斯坦，在伊斯兰弧带的很多地点，人们感觉到，伊斯兰世界的现状有强权安排的成分。他们的斗争与呼吁，一些公正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决议，根本无法得到执行。这促使人们猜想：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为了我们的石油和资源？或是因为宗教原因，是新的“十字军东征”？在这种思维下，自然会产生“以暴制暴”、“以牙还牙”的情绪。
傅小强：拉登被击毙，完成了美国两个反恐目标的一个。9·11后，美国定下两大反恐目标，一个是消灭拉登，另一个是摧毁“基地”组织网络。可以说拉登之死是阶段性胜利，是标志性的重大事件。但从长远来看，离摧毁恐怖组织网络还差得很远。近些年来，拉登越来越少直接指挥策划恐怖行动，他的意义在于作为“基地”等各种恐怖组织的标志和象征性符号。实际上，美国这些年来面临的威胁更加泛化，不只是一个“基地”组织，而且美国“国产”恐怖分子“外移”投身中东等地区的恐怖组织的现象越来越突出，通过网络等手段的宣传、策划和组织，美国国内的个体极端分子在美国本土的威胁行动也越来越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登之死不会实质性改变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
拉登之后，“基地”网络可能出现三大发展趋势。首先，巴阿部落地区仍将成为“基地”核心藏匿和发展的重要根据地，“基地”在渡过暂时权力真空后，新领导层将浮出水面，重扛与美国和西方对抗的大旗。其次，也门、索马里和北非等贫困、动乱地区和部落结构社会，将成为“基地”分支快速发展的新乱源。再次，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所留下的两个烂摊子，民族和宗教等问题得不到解决，势必导致新一轮的因果循环。
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反恐形势会因为拉登之死而发生什么变化？美国会找下一个敌手吗？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否会因为拉登之死发生重大变化？
殷罡：恐怖主义行为是有指导理论的，拉登把这种理论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致。鉴于这种意识形态被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众多恐怖组织所广泛接受，没有拉登和有拉登是一样的。拉登之死毫无疑问是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从个案来讲，也是美国对9·11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报了血仇，这肯定是一个胜利。要说美国的下一个对手是谁，现在世界上众多的恐怖组织都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他们认为美国是罪恶的根源，所以今后美国的对手还会很多，只不过少了一个拉登。
从国家长远利益讲，美国会把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些国家看做竞争的对手，但绝不会是敌手。在美国看来，敌手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有以国家形态存在的敌人，比如伊朗、朝鲜以及在它后院不断找麻烦的委内瑞拉。击毙本·拉登是阿富汗战争的一部分，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还会持续下去。现在美国的政策，是希望把阿富汗塔利班打到谈判桌上来，毕竟塔利班是阿富汗普什图族的一部分代表。
现在美国陷于多个“战场”，阿富汗的目标恐怕要几年后才能完成，同伊朗还处在僵持阶段，同伊朗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在核战略方面的决心，而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美国的下一个敌手确定是伊朗，它在收拾伊朗的时候不会是一支孤单的力量，它会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因为如果伊朗发展核武器，是属于波斯人的核武器。伊朗的核武器如果发展成功，那么在海湾地区，在整个中东地区就造成了一种极度的不均衡。就是说，犹太人有了核武器，波斯人有了核武器，那么突厥语系民族和阿拉伯人呢？这样就会造成一种竞争，还可能会发生恶性的冲突。这个是美国奥巴马政府需要认真解决的。
还有就是突发的新事态，如叙利亚局势，这也是需要美国特别关注的。如果叙利亚失控，占人口不到12%的阿拉维派的政权如果垮台，鉴于叙利亚内部政治结构的特点，取而代之的必定是逊尼派（占叙利亚人口2/3）。这样一来，事实上存在于中东地区的所谓什叶派新月带就会断链，就会引起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恐慌，很可能引起伊朗的干预，甚至发生战乱，以色列也难以承受，所以各方都不愿意看到叙利亚现政权垮台。奥巴马政府除了有应对伊朗核问题的决心，一个现实的突发的任务就是应对可能出现的叙利亚变局，这些足够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疲于应付了。拉登只不过是一个美国缉捕的头号杀手，是一个恐怖组织的代表，没有拉登的世界和有拉登的世界是一样的。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除了在缉捕拉登问题上花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外，事实上已经在应对一个没有拉登的世界。
拉登是英雄吗？恐怖主义合理吗？
为什么会出现本·拉登，为什么人们常常把拉登式的恐怖主义与阿拉伯世界相联系？有人认为，伊斯兰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在阿以冲突中也处于弱势地位，换而言之，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中始终处于被排斥、被疏离的地位，与此同时，这些地区本身也有许多社会问题。这些是否是恐怖主义在这些地区滋生的原因？
殷罡：就中东地区而言，极端思潮的酝酿在百年前，也就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前夕就出现了。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帝国对中东地区实施封闭性统治的三四百年间，这个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落后于西方。奥斯曼帝国晚期，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侵蚀中东，自然要引起中东伊斯兰地区的有识之士的思考。
但是从奥斯曼帝国解体，经过二战、冷战后，当他们发现伊斯兰世界仍然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仍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时候，在阿拉伯激进阵营里，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就趋于完善、趋于成熟、趋于极致。要改变这种状况，像人们常说的，毫无疑问是要做到消除贫困，消除不公平。但还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抗，世俗教育的普及也是非常重要的。贫穷和不公是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但不是恐怖主义的种子，恐怖主义的种子是宗教极端的意识形态。当然，追随拉登的恐怖分子中有一些出身贫穷之人，但从9·11、伦敦地铁爆炸案这些事件中你会发现，参与这些恐怖行动的人并不是穷人，甚至都是富家子弟。这就说明，意识形态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所以，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与现代的世俗教育的发展是很关键的，甚至是最关键的。而教育发展当然和经济发展有关。我们看到，恐怖组织较多的地方，是世界上宗教学校密度最大的地方，是世俗教育最落后的地区。在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的发展都适度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恐怖主义思潮会受到非常有效的遏制。我反对片面强调贫穷、社会不公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你可以不把恐怖主义和特定的宗教连在一起，但不能否定这种现象的存在。
为什么说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公敌？有人认为，恐怖主义是国际弱势群体对抗强权的合理手段，或者说，是前者在极端绝望情况下不得已的一种选择。这种理解是否正确？这种行为与其他武装反抗强权的形式有何区别？恐怖主义能解决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吗？
殷罡：恐怖主义不是国际弱势群体对抗强权的合理手段。弱势群体反抗强权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恐怖主义方式是最不可取的一种方式。恐怖主义行为与一般的暴力反抗和暴力革命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其针对的目标。一般暴力行为的目标是确定的，恐怖主义行为的目标是不确定的，它不惜伤害无辜，因而在大范围内造成恐慌。恐怖主义与武装反抗高压统治、反对霸权的区别是很明显的，炸兵营可以说是武装反抗的方式，炸超市、炸地铁、炸写字楼就是恐怖主义。
王逸舟：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常常既不是战场上的军队，也不是军队的设施，而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是无辜的受害群众，不少甚至是妇孺。他们看上去大义凛然，似乎是在为受压迫者张目，其实大谬而无道、自毁其前程。真正追求正义、英勇抗击强敌的游击战士，在当代国际关系里一直史不绝书，如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游击队和60年代活跃在热带丛林、顽强抵抗法国和美国侵略者的越南民兵，他们从来不用滥杀无辜者的方式玷污旗帜和作践自己，而且始终对此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和明确的政治说明。
应该说，恐怖主义的行径是没有法律约束的，而国家间战争的创痛则有法律的底线。包括武装反抗在内的军事冲突以使交战的另一方接受己方要求，而非伤害平民和已缴械官兵为目标；造成的死伤虽然触目惊心，人们对它们却有某种预期，武装人员自己对战场上可能的牺牲更不必说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相反，恐怖分子则尽可能造成超出常人所能预期的伤害，为此不惜使用一切能够想到的手段，包括非法的、卑劣的、受到正常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禁止的野蛮方式，如故意杀害无辜平民或虐待战俘，投毒或毁坏关键的民用生活设施，用儿童妇女充当“人弹”或“诱饵”等；尤其是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伤害，是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毫无思想准备的和完全不能接受的。
殷罡：通过恐怖主义方式，显然不能解决阿拉伯世界的问题。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是社会发展失衡，社会不公。在我看来，最近发生在阿拉伯地区的阿拉伯公民运动倒是解决阿拉伯世界问题的有效方式。这种以合法、非暴力的方式争取自身权益的做法显然比暴力手段来得更可靠。人们在理解西亚、北非的这种政治动荡时可能往往忽略了一点，就是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宗教极端主义的蛊惑其实市场很小。尽管政治动荡，伊斯兰势力也有复苏，但更多的仅仅是呼唤一般伊斯兰价值，没有展开恐怖主义袭击，没有欢呼本·拉登的。
本·拉登被击毙与阿拉伯公民运动取得的成效，在阿拉伯世界能够产生一种复合型的积极影响。可能走向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道路的年轻人会被这种世俗的政治斗争所吸引，会趋于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逐渐实现自己的诉求。
拉登现象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公民运动，会共同促进人们思考：以什么方式和手段去满足你的诉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放弃了以前奉行的暴力手段，采用了参与世俗议会民主的体制去影响社会生活，以最简便、最理智、最聪明的方式，去张扬一般伊斯兰价值。这样下去，本·拉登的追随者会越来越少。
当大家通过一种民主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益，表达自己的诉求的时候，有谁还会诉诸恐怖主义呢？所以美国推行大中东计划，谋求民主改造，可以看成是反恐的另外一种努力。
放弃富豪生活、投身阿富汗山区，前半生反苏、后半生反美，能够据此认为拉登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吗？他能代表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吗？拉登前半生与后半生的活动有何逻辑联系、有何异同？他是如何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历史将怎么样评价拉登？是“圣战”斗士、反霸勇士，还是人类公敌？
殷罡：人们对拉登的分析也常常跑偏。其实是苏联诱发了当代恐怖主义。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被认为是践踏了穆斯林的土地，奴役、杀害穆斯林，所以一开始拉登是接受美国扶助抵抗苏联军队的，苏军撤走后，经过反思，拉登才把新目标确定为美国。
毫无疑问，本·拉登在人格上是有很大魅力的，只不过是走错了路。不能仅用人格高低来评价拉登，他具有牺牲精神，这话不假，但他的确是人类公敌，同时也是伊斯兰的敌人，因为他妖魔化了伊斯兰的形象。拉登的本意是强化伊斯兰的作用，摆脱西方的束缚，但他选择了恐怖主义手段，结果适得其反。
再过一千年也许还会有人歌颂拉登，因为再过一千年伊斯兰教还会存在，拉登的第一身份是穆斯林，第二身份才是极端恐怖主义的领导人。
让阿拉伯世界强盛起来，有的人采取的是学习西方的手段，有的人采取的是回归伊斯兰本质的手段，这就是原教旨主义者。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那些恐怖组织其实对西方的技术是部分采用，他不唱卡拉OK，不看电影，但他打手机，他上网。说否定西方、不采用西方技术是一种虚伪，表明他的弱势。
拉登之死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拉登之死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反恐形势有何影响？“基地”组织与中亚“三股势力”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东突”恐怖势力是否会因拉登之死受到打击？
傅小强：拉登之死是美国反恐战略、阿巴战略一个标志性的胜利。美国借反恐，对中国周边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渗透影响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改变了地缘态势，这需要中国提高警惕。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在巴基斯坦利益广泛，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局势动荡不符合中国利益。况且，国际恐怖势力这波报复潮，很可能不分时间地点，所有在巴基斯坦的外国目标均应提高警惕，特别防范“基地”核心和铁杆盟友可能掀起的恐怖恶浪。中国非常关心该地区稳定。
“疆独”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早已加入“基地”网络，并且长期在巴阿部落地区与“基地”组织一起摸爬滚打，在资金和恐怖活动训练上得到“基地”网络的援助。拉登之死，一夜之间也使“东伊运”失去重要靠山，这一点值得庆幸，但对其今后动向还需要重点观察。一方面，“东伊运”可能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同宗恐怖组织的联系，在南亚和中亚等地流窜作案；另一方面，“东伊运”在南亚的活动与我国新疆稳定息息相关，今后拉登的接班人对“东伊运”持何种态度，也是需要应对的变数之一。
推而广之，“基地”在巴阿以外地区的恐怖分支，都应重点防范。“基地”组织的北非分支，也就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曾在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对中国有过不敬言论，虽然其宣传和扩大影响的成分多些，但也不可不防。近期西亚北非骚乱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复杂性，“基地”北非分支颇有乘机坐大之势，对该组织在拉登死后的动向，要特别留意。
傅小强：从更宏观的视野看，拉登之死将推动美国的反恐战略调整，当然，瓦解“基地”组织的目标尚待努力，不过，美国已经可以较为体面地为全球反恐战争画上句号，借势加快从阿富汗撤军的步伐，加快全球战略调整，将重点从反恐转向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腾出更多精力来应对新兴大国。从这一角度看，拉登之死对中国恐怕难言祸福了，也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过去十年，反恐战争消耗了美国相当多的资源和精力，致使其一定程度上无暇防范中国等一些重要对手。现在，情况变了，美国是否会把精力转向围堵中国，是否会在阿富汗重建问题上向中国甩出新的话题，是否会不再热心帮助中国打击“东伊运”，中国发展的国际战略机遇期是否暂告结束？或许我们应及早做好应对准备。
殷罡：美国一直没有转移对东亚的关注，在亚太地区采取的是一种遏制、竞争的姿态。美国在中东要防范叙利亚内部失控，要准备同伊朗打大仗，无法、也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兵力全部调过来。在东亚现有的兵力只要处于一种积极活跃的姿态就够了。美国现在对付的主要还是叙利亚和伊朗，还有阿富汗。对伊朗，美国要时刻保持在一个星期内把三个航母战斗群调到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去的能力，所以不会加大对亚太的压力。
王逸舟：当今世界为什么会出现本·拉登？为什么会出现十分活跃的恐怖地带？这实际上和当今世界的结构、国际政治的强权逻辑、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安排是有关系的。有人说，中国不也是这个秩序中的一员吗？不也生活在这个体系下吗？是的，说实话，中国没有真正的卷入这种宗教对抗，也没有直接卷入冲突，我们没有失去家园，也没有为了资源跟别人打个你死我活，再加上历史上我们跟基督教民族或伊斯兰国家也没有纠葛，没有历史恩怨。
中国是比较巧妙地运用了全球一体化的机遇发展自己，但多多少少也受到影响。最后我想说的就是：中国不可能完全地置身度外。坦率地说，近些年，伊斯兰弧带的升温对中国西部也有波及，造成了“三股势力”的抬头。它还不足以成为对我们的主要威胁，但它确实在影响我国多民族的西部地区的稳定和民族的和谐，发生在新疆的7·5事件就是一个迹象。但是我想，总体来说，未来中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还是要坚持既有的方针：不去刻意针对某一国家、某一种恐怖势力，而是反对任何形态的、针对平民和无辜者的、没有国际授权的暴力行动，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总体而言，中国还是既要看清当今国际恐怖主义的危险所在，同时也能趋利避害，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利用全球化的积极因素，来为中国自己的发展争取更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