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上半年，我国“货币总量”表现为信贷的“一增”、流动性的“三落”——生产性信贷月增1万亿元，而蕴含“货币发行”增量的外汇占款、流通中现金和金融资本净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速回落。信贷稳增、发行回落，这说明我国货币总量结构发生深度调整，国家已经不想再用货币政策“放水”、“刺激”，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正在孕育深刻的转变。
研判我国经济主要矛盾，不能只看内需不足、忽视货币超发
新世纪以来，“增配效率”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简单说，就是尚未找到有效的经济增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1979年后20年间，赢取了第一轮完美的“增配效率”，那就是邓小平主导五大改革（农村改革、特区改革、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向我国当初的封闭经济体，增投了巨量市场化的人力、土地、资本、技术四大生产要素，使我国经济在1998年进入了“买方市场”；此后，我国经济还赢取了第二轮完美的“增配效率”，在1998年，我国首次出现了市场层面的生产过剩，时任总理朱镕基认识到“没有需求就没法生产”，于是，开始把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定为经济增长点，这就是我国经济的第二轮要素增投，直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目前我国的经济，站在了第三轮要素增投尚未发挥出“增配效率”的门槛上。2008年4万亿元投资拉动的这一轮刺激政策，未能完全赢得“增配效率”，因为与此同时，我国产生了货币超发，这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总供给过剩与货币超发（即金融过剩）相互交织，将会是一直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滞胀”隐忧。
“滞胀”隐忧下，最迫切的认识，应当是认清我国货币总量中的货币超发在短期内是无法消化的。在政策层面，无论是早先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拉动内需、新农村、城镇化、产业升级，还是新近尝试的收入分配改革、利率市场化、简政放权再市场化、双边货币互换、打造自贸区等种种“新政”，都是围绕打破长期“滞胀”隐忧而发动的政策试错。而我国货币总量中包含的19%货币超发，才是我国经济长期难以消化的“滞胀”主因。
正视我国货币超发，才能直面我国“滞胀”隐忧；认清“增配效率”不足，才能全面反思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改进。我国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金融体系的货币过剩，是当前我国并未找到破解“增配效率”不足的明证。所以，在方法论上，必须将我国经济“两个三十年”联系起来，才能找到中国特色“增配效率”的释放经验、政策改进和特有规律。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的“增配效率”，就好比向一个孤岛封闭经济体中，不断地增量投放了诸如城市土地、商品房屋、大量劳力、生产技术、现代企业制度等新增生产要素，使得当初该孤岛经济体中的新增要素总量不断扩张，我国经济才得以不断地化资源为资产、化资产为货币，历来都是先要增投生产要素，进而才能释放出“改革红利”。可以说，我国的“改革红利”，大部分都是源于增投生产要素带来的“增配效率”。
追求“增配效率”、化解货币超发，才能持续地释放改革红利
笔者在《中国货币总量论》中，是这样定义“增配效率”的，即：“作为一种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状态，它是通过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调动资源转化为资产；通过财政金融相互搭配来启动、培育、扩大社会再生产过程；通过重塑符合‘人、本、盈、需’可贷机理的生产方式，有效增投生产要素来持续扩大经济领土并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态势；通过要素增投带来增量‘红利’来弥补以前的亏损，弥合经济发展中的转轨矛盾。‘增配效率’是在萨缪尔森‘配置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增投生产要素，不断突破原有要素的总量瓶颈，不断增添社会再生产的发展动力；它是一种发挥‘后发优势’、赶超类型的经济崛起状态；它是考察、总结、比较各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崛起速度、赶超速度、发展速度、滞胀风险的一个全新经济分析视角和一项全新经济分析工具。”
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货币超发，是一个隐藏很深的体制问题。它是阻碍我国投资转化为资本的主要障碍，它意味着我国金融媒介力渐弱、系统脆弱性加大，它是持续加剧我国实体经济主要矛盾的“总枢纽”，它还加重全社会对货币超发与分配不公的紧张和忧虑。要解决实体经济矛盾，必须抓住金融枢纽；要化解我国货币超发，亟须改进和提升增量要素投放的“增配效率”。
为了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化解、破解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首先就要在金融领域做到管控“少发多贷”，其次要完善我国再生产过程中能够增量投放“人、本、盈、需”可贷要素的增配机制，这样才能化解“滞胀”隐患，长期扩大“拓市场、配要素”的增长性收益，从而在城镇化和转型升级中，放松市场的末梢垄断，推进产业扩容，塑造民生机制，为生产者扫除按要素分配的体制障碍。
当前我国理论界一直强调中国崛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宣示自信，往往更需要忧患意识与批判思考。反思我国2008年以来的经济，政府为解决内需不足，持续培育消费热点、扩大基建投资、强化转移支付、维持币值稳定。在这些政策努力的基础上，更需反思：我国增量要素的投放追不上货币超发、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之间缺乏有机配合，这才是2008年以来我国“增配效率”不足的主因；而主动深化“人、本、盈、需”可贷要素的增配机制、积极引导货币总量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才应当是当前城镇化和转型升级的政策落脚点。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法学士、国际经济法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民经济学博士, 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明尼苏达大学交流学者、民盟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