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是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50周年纪念日。对于生活在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桩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你能够清楚地记得听到这个消息时在干什么。我是在内罗毕下火车时看到这则爆炸新闻的标题的。
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是年仅46岁。行刺者是一名变节投靠苏联的心怀不满的前海军军人，名叫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尽管饱受疾病困扰，但肯尼迪一直以年轻强壮的形象示人，这让他的死平添了几分戏剧性和悲壮。
殉难使得许多美国人把肯尼迪拔高到与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等伟大总统相同高度；但历史学家的评价更加克制。批评家指出，肯尼迪有时管不住裤裆；他的立法记录并不怎么样；许下的承诺也没有做到。尽管肯尼迪大谈公民权利、减税和消除贫困，但利用肯尼迪的殉难以及自身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技巧在这些领域取得历史性立法突破的乃是肯尼迪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
2009年对65位美国总统学者的调查将肯尼迪列为最重要总统第六名；而对英国美国政治专家的最新调查把肯尼迪排在第14名。对于一位执政不到三年的总统来说，这样的位次令人印象深刻，但肯尼迪究竟完成了哪些功绩，如果他活下来，历史会有何不同？
在我的著作《总统领导力和美国时代的创建》（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中，我将历届总统分成两类：一类总统追求转型（transformational）性目标，具有与大变革相关的大视野；另一类是事务性（transactional）领袖，专注于“操作性”问题——保证火车按时启动（和停下）。肯尼迪是一个活跃家，拥有极具启发力的伟大共同技巧，因此应该是转型性总统。在1960年的选战中，他承诺“让美国重新启动”。
肯尼迪的就职演说着眼于牺牲（“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他成立了和平部队（Peace Props）和与拉丁美洲的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等计划；他开启了探月计划，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登月。
但是，尽管他积极活跃又长于辞令，却很谨慎而不具有思想人格。正如总统历史学家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所指出的，“肯尼迪极少高瞻远瞩”。
我们不应该批评肯尼迪行不如言，而应该欣赏肯尼迪能在批评环境中保持审慎，表现出事务性风格，而没有成为空想家和转型性总统。肯尼迪短暂的总统生涯的最重要成就是解决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平息了有核时代以来最危险的风波。
当然，你可以因为愚蠢的猪湾事件及随后的猫鼬计划（中央情报局针对卡斯特罗政权采取的秘密行动，这使得苏联认定其盟友陷入了危险境地）而指责他。但肯尼迪吸取了猪湾事件的失败教训，在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后，他采取了谨慎的危机处理过程。
肯尼迪的许多顾问和美国军方领导人敦促他采取空袭和入侵，现在我们知道，这有可能导致苏联指挥官动用战术核武器。相反，肯尼迪玩起了时间游戏，在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判休整期间，他一直保持观点的开诚布公。从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当时的鹰派评论看，如果总统不是肯尼迪，结果可能会糟糕得多。
此外，肯尼迪也从古巴导弹危机吸取了教训；1963年6月10日，他发表了一次旨在平息冷战紧张局势的演讲。“因此，我要说和平是理性人的必要的理性结局，”他说。作为总统，肯尼迪的和平观并不新鲜，但他在和平观的指导下谈判了第一个和武器控制协定——《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Limited Test Ban Treaty）。
关于肯尼迪总统生涯以及关于他的被刺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尚未有答案的大问题是他会对越南战争做些什么。当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时，美国在南越有几百名顾问；他把这个数字扩大到了16 000人。约翰逊最终把美军数量提高到50多万人。
许多肯尼迪支持者声称他永远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他曾支持推翻南越总统吴庭艳的政变，并且他留给约翰逊的是一个烂摊子和反对撤军的顾问团。一些肯尼迪的铁杆支持者——比如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肯尼迪的笔杆子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写道，肯尼迪计划在1964年连任后从越南撤军，他们还说，肯尼迪告诉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参议员，这就是他的计划。但质疑者指出肯尼迪在公共场合一直都说必须在越南取胜。这个问题仍旧是一桩公案。
在我看来，肯尼迪是个优秀的总统，但不是卓越的总统。让他优秀的不仅仅是他能够启发他人的能力；而是他在面对复杂外交政策决定时的审慎。他在外交政策上往往显示出更多的事务性而不是转型性风格，此乃幸事。他在担任总统1000天就离我们而去，此乃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