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能够在这里与大家谈论历史背景下的日本福利经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跳过具体的讨论，主要给出我的主要观点。具体的讨论可以在我的论文（Exploring the Japanese Welfare Experience: Towards a Model and a Framework）中找到。
（1）发达资本主义的成就
让我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就社会保障体系而言，二战后资本主义取得的最成功的成就是什么？满意的养老金、医疗保险、住房、就业以及老年人护理，所有这些令人满意的安排都在福利国家名义之下所取得。这样，福利国家代表了人类生活标准与工作状况的巨大进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2）福利国家的理念与原则
当我们看福利国家理念的起源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事实，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圣公会大主教William Temple推广了“福利国家”这个词，以此与纳粹德国的“福利国家”相对。
这样，福利国家成为了一个政府概念，政府在保护与增进国民经济与社会福利上扮演了主要角色。它以机会平等、财富与收入分配公平、对弱者与穷人负公共之责等这些原则作为基础。英国社会学家Thomas Humphrey Marshall将福利国家定义为民主、福利与资本主义的独特结合体。他分析认为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发展涵盖了公民权(civil rights)、参政权(plitical rights)与社会权(social rights)三个过程。
这里要提醒的是，福利国家并无单一或者整体模式，它是多种多样的。
（3）三种福利体制
丹麦社会学家Esping-Andersen曾在他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1990）一书中将福利国家分成了三种不同的类型。这三种类型为：自由型、社会民主型、大陆型。他以此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达国家分成了三组。这种分类依然是目前最为流行的。
（4）第四种福利体制与家族主义
但是，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日本属于哪种类型？或者亚洲国家属于哪种类型？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提到Esping-Andersen所忽略的一种。实际上Esping-Adersen在该书出版十年后补充了这个问题。答案是地中海沿岸福利体制（编注：地中海沿岸福利体制即家族福利体制并非地中海、日本的独创，而是沿革了欧洲尤其是英法德地区的历史传统，只不过英法德地区由于步入资本主义历史发展时期，个体中心主义逐渐代替了家族核心利益），如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有趣的是，这些国家为共同的社会标准所主导：家族主义。家族主义是地中海沿岸诸国最引人注目的共同特征。
（5）家族主义，意味着什么？
家族主义是福利体制与思想体系的一种特别形式。它意味着关心家族的角色与功能。家族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标准，紧密的家族纽带的声望要高于任何其他社会关系。在家族主义里，家族变成了衡量、判断所有社会形式的标准。所以，“家庭第一”是家族主义的一句箴言。
家族主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高比例的老年人与其孩子住在一起。对于日本的老年人来说，这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梦想。这种特征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早期也出现过，同时这种特征仍旧保留在以家族形式为特征的地中海沿岸诸国的福利体系中。
（6）日本的困境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日本福利体制的家族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就我所观察，日本目前遭遇的困境，来自于日本福利体制的家族特征。
老年人口规模从1970年代开始加速扩大，这是日本困境的一个方面。其他一个方面是低生育率。实际上，日本的国民生育率持续下降，已不足以保持其人口规模。
面对这种不利趋势，日本政府试图鼓励生育，但目前看来并未能成功。为什么？这与M形曲线有关。M形曲线描绘了日本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情况。这种特别的趋势与日本福利体系的家族特征非常有关。细节可以在我的论文中看到。
家族遗产问题并非只在日本非常严重，在东亚的许多国家都存在，而且情况也多种多样。简单地是因为家族主义是较晚实行现代化的国家的历史遗产与共同特征。
（7）家族福利体制的性质与特征
让我再次总结与分享关于家族福利体制的共同特征。作为各种福利经验中的一种，我在此提两点。
第一点是福利体制的不平衡与联合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历史的不平衡性，部分是因为全球市场经济红利的扩散来自许多不同的发源地，部分也因为每一种情况下的发展受限于不同的社会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的障碍。尽管所有这些社会都融入到了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各国也不会沿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会合。这是因为后发社会面临着已经存在的全球市场的压力，这个市场为那些更发达的资本力量所控制。这也是战前日本所面对的情况。
第二点是一个历史大讽刺，导致了荒谬的结果。实际上，后发国家并不一定要重复先发国家的发展所经历过全部历史过程。它们不需要恢复那些过去的社会斗争，因为最发达的技巧与策略都已经在国际上有迹可循。在抄近路发展阶段，德国经济在20世纪超过了英国，接着日本经济又超过了德国，现在，中国经济终于也超过了日本。
但是这种快速的追赶过程导致了社会结构的特别扭曲。从此可以看到，家族在东亚福利体制中扮演何种重要的角色。在后发国家，国家上演工业化大戏，导致社会保障与福利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困境。这正是日本所发生的事情，可能也会在将来发生于中国。
（8）政治意蕴
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我将试着给出我以上讨论的政治意蕴。
为了实现更加民主的福利国家，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依靠因素？
首先，我们足以预期，既不能依靠国家也不能依靠国家主义，因为它们正在维持其福利责任上面临强大的财政与意识形态压力。其次，我们足以预期，既不能依靠家族也不能依靠家族主义，因为它们在提供传统的福利支持上也同样处于福利资源与意识形态能力的重压之下。最后我们足以预期，既不能依靠市场也不能依靠资本主义，因为两者都选择性的，不可避免地与商品或者金钱绑在一起。
反过来，我们可以预期公民活动与公民网络发挥其作用。公民社会的理念应该被重视。这意味着要在现代福利体制中复兴与修复社会主义。我将其称为“一种社会主义”。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公民社会主义，它基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新形式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里，公民社会被理解为自组织与社团不直接由国家控制，在政治决定上发挥主要的作用，并指导东亚国家向健康的福利国家实现独一无二的转型。
（作者系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作者于9月10日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做的题为“日本福利社会的发展历程和组织形式”的讲座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