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中国的经济风险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猜谜游戏。在过去十年，不断有人警告称，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他们指出，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持续增长，金融体系脆弱，经济效率低下的情况加剧，所有这些肯定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而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增长质量所必需的改革却极为缓慢。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却在过去15年里增长了3倍，让数以百万计的人脱贫。然而，中国不可能永远以经济增长掩盖存在的问题。增长失衡已经导致不平等日益加剧和环境退化。
中国领导人经常谈到有必要实施全面改革，但批评人士称，他们行动迟缓，而且过于谨慎。这一问题如今已经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人们预计下个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有些人警告说，此类预期将以失望而告终。
不过，虽然面临这些批评，但中国对待经济改革的谨慎态度（这种谨慎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实际上可能在某些方面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例。
就拿取消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提议作为例子吧。利率上限抑制了银行之间的竞争，导致家庭存款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获得的实际回报非常小。
但取消存款上限（真的会取消吗？）也有其风险。实力较差、监管薄弱的银行或许会提供较高的利率来吸引存款，发放风险更高的贷款，从而置自身于破产风险之中。出台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而不是目前涵盖所有存款的隐性政府担保，将会让整个市场遵守纪律。
由于此类制度的建立需要时日，中国政府一直允许银行大量发行其他较高收益的储蓄产品来变相地逐步削弱存款上限。这种方法本身也有风险，但它有助于逐步推进利率改革。
即便效果不大，小规模的间接改革却能做到引发较少的反对，带来较少的风险，修正方向也更容易。大爆炸式的改革可能招致那些渴望维持现状的人的强烈反对，从而破坏长期的改革事业。
许多国家在面临危机时实施了重大改革；如果没有此类压力，改革将会更加艰难，因为改革始终包含着混乱和风险。围绕着改革计划的言辞最终对决定这些改革措施的政治命运非常关键。在美国，《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CareAct)由于被错误地说成将会让医保社会化和破坏就业，结果使得它的益处被抹杀。
在新兴市场，人们往往认为改革将让经济和政治精英阶层受益，这为改革带来了强大的阻力。外国对印度零售行业的投资受到阻扰，就是因为被说成，它让跨国公司受益，却让小零售商难以为生。实际上，外国投资将改善印度的食品派送渠道，减少浪费和降低成本，从而让印度穷人受益。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成功营造了舆论，为各项改革建立了广泛的支持，也为交流具体改革措施的逻辑和好处提供了框架。
鉴于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资本账户自由化为时尚早。但该目标突显出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改革区域：增加金融市场的广度并加强监管，以及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
中国政府今年已经宣布了减少不平等现象的计划。如果重点是在再分配政策上，那这个政策目标很含糊。实际上，现有的提议正是中国所需的改革——金融市场自由化、国企改革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所有这些改革本身都有价值，而相关的阐述强调了改革将是普惠的，而不是针对性地让少数人受益。
话语必须转化为行动。中国没有那种奢侈的条件，能够让所有的改革都等到时机成熟才启动。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得不承担起更大的风险，加紧推动亟需的改革。但批评人士应该认识到，中国政府的谨慎或许反映了其经济和政治智慧，而非缺乏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