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21世纪的经济由中国向美国的资本流决定着——这一模式压低了全球利率，帮助发达世界杠杆泡沫再次膨胀，并通过在货币市场的影响助长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但这不是普通的资本流。它不是由直接投资或组合投资驱动的，而主要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后者囤积了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债。
一个机构对全球宏观经济趋势施加了如此之大的影响，这引起了大规模的不安，末日预言家纷纷表示对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的怀疑将迫使美国甩卖其持有的美国债务。这将推高美国利率，并最终触发美元的崩溃。
这一观点指出，甩卖美国国债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会推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降低中国储备的本币价值，破坏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事实上，去年美国国防部的一百分报告分析了中国所持美国债务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结论是“试图将美国国债作为强制工具使用效果有限，对中国的危害比对[美国]更大。”
经济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来形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GDP增长和美国的过度消费之间的共生关系。希腊神话式的幻想——狮子、山羊和龙的混合体喷火怪兽——让这个词更加合适了，因为中美国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令人恐怖的扭曲，纠正这一扭曲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
2009年，这一扭曲促使弗格森和舒拉里克预言中国将崩溃——这一预言似乎即将实现。随着外汇储备对中国内部经济动态的长期影响最终显现，如今甩卖外汇储备已经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过去十年中，大量涌入中国银行系统的短期资本促使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大量扩张信用，特别是通过影子银行系统进行扩张，这导致了巨大的信用泡沫和严重的过度投资。为了应对因此增加的风险，如今中国新领导人拒绝进一步注入流动性，并遏制贷款流向无盈利能力的部门。
但这些措施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使中国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系统资本重组。在这一情形下，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可能会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
对中资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最显而易见的方式是向银行部门注入人民币计价的政府债务。但中国总公债水平——包括表外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已经达到了GDP的70%左右。尽管细节存在争议，但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结论——高债务/GDP比率会抑制经济增长——仍被广泛接受；因此，将让债务比率升至100%显然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即使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拥有必要的财政空间事实这一战略，他们也有可能因为通胀风险而不这么做。通胀风险比其他任何经济变量更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基于此，若发生危机，中国极有可能不得不开始甩卖其手中的巨量美国债务。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这一动作的消极后果可能远没有此前设想的严重。
平心而论，将美国国债注入银行部门并在随后转换为人民币仍可以强化中国货币。但因为较松的资本管制使储蓄者可以逃避金融危机，升值极有可能被资本外流抵消。此外，即使人民币在短期有所升值，中国也不再能像从前那样依赖于维持出口竞争力，因为剔除组装和再加工业务，出口目前只占中国GDP的5%。
与这一背景相对的是，美联储不能专注于依靠“减弱”其每月长期证券购买量（量化宽松），还必须做好准备面对可能发生的美国债务甩卖。美联储提供融资的中国银行系统的资本重组将使货币政策在国内失效，推高借贷成本并阻碍GDP增长，因此美联储应该做好准备在中国爆发金融危机时维持量化宽松。
美联储花了多年时间让美国经济不再受其自身银行危机的影响，到头来还得被迫援助中国的银行。这将从根本上重塑中美关系——我们希望是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