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引人注目，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影响中印关系的内生动力及外部因素更趋复杂多元。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印关系正处于“再平衡”、“再定位”的关键当口。
（一）经贸投资合作稳步走实。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在双边贸易方面，2012年中印贸易额为664.7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476.7亿美元，进口18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0.1%、5.7%和19.6%。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达288.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9亿美元。在工程承包方面，截至2012年底，中方在印度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累计金额为601.3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35.18亿美元。在双向投资方面，截至2012年底，中方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的对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为7.25亿美元，印方来华设立非金融类投资项目800个，实际投资4.86亿美元。[1] 可以看出，尽管受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利影响，双方贸易摩擦逐渐凸显，但中印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在上行轨道上，双边贸易额的大盘保持稳定，工程承包合作进展顺利，相互投资发展潜力巨大。
（二）安全战略合作曲折前进。2009年，印度因不满中国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居民发放另纸签证，停止双方军事交流。但2013年1月中印举行第五届国防部防务与安全磋商后，双方同意恢复军事合作并计划于年内举行第三次联合军演。由于两国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双方在海上的互动也渐成议论焦点，2012年起两国着手启动海上安全对话机制。值得关注的是，两国拟着眼于“后达赖时代”，酝酿“涉藏问题对话”，以减少双方在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上的摩擦。2010年4月，两国签署了《关于建立两国总理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议》，这是双方在互信方面采取的最新措施之一，成为危机发生时双方澄清误解、防止危机升级的有效沟通渠道，对强化双方领导人的战略沟通意义重大。最近，中印在北京举行第6次反恐磋商，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及双边反恐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总体看，中印在敏感复杂的安全战略领域，像“啃骨头”一样推进有关谈判，缓慢但却有效地削减双方战略互信“赤字”。
（三）边界谈判进展有限，但边界地区有效管控。在边界谈判短期内无法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中印拟重点加强对边界地区的管控力度，预防突发事件。鉴此，中印边界特代会晤机制的职责和功能有所扩大。此外，2012年1月，两国正式签署《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该磋商机制将由两国外交部门司局级官员牵头，由双方外交和军事官员组成，旨在处理有关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事务，研究边境地区双方军事人员和机构间交流与合作的方式，为双方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提供渠道和平台，以从外交层面及时有效地处理相关边境事务，为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创造良好条件。2013年4月，中印在西段边界发生所谓“帐篷对峙”事件后，两国通过边界事务磋商和协调等机制，及时通过双方外交部及驻扎当地边防军等层面的会谈和交涉，有效阻止事件升级为双边关系恶化的导火索。[2] 中印“帐篷对峙”事件的顺利“软着陆”，一方面折射出两国在边界实控线走向上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也证明了中印之间有关边界问题的合作机制和架构确实在“危机管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体而言，尽管边界管控属于“消极”的防控举措，但却是中印边界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也是数十年来中印边界虽未正式划定却没有发生重大交火事件的重要制度保障。
（四）多边国际合作亮点突出。近年来，印度在重构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凸显，已成为中国在多边舞台中可以借重的战略合作伙伴。两国相互支持对方参与区域合作进程，共同促进亚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印联手应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全球性问题，维护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的发展权利和空间，互壮声势，助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完善和重塑，成为双边合作的最突出亮点，也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注脚。两国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联手也让美西方感到压力。目前，金砖国家机制、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东亚峰会等已成为两国领导人良性互动、给双边关系持续“加温”的重要平台。
（五）人文交流合作“加分效应”凸显。2010年，中印借建交60周年互办“印度年”和“中国年”。2011年，两国借“中印交流年”推出一系列民间交往项目。2012年是“中印友好合作年”，两国携手推出人文合作项目，较好地冲淡了边界冲突50周年的不利氛围。中印“百人青年团”互访活动进展顺利，反响较好。近年来部分中国演艺团体在印度成功举办商演，受到当地民众欢迎和喜爱，印度成为中国文艺团体重要的潜在市场，为两国人文交流合作注入新动力，有力增进了两国民间交流和相互认知。
经过21世纪头十年的摸索与沉淀，当前中印关系呈现以下突出的新态势：
（一）战略关键性显著提升。两国最高领导人均将中印关系升级为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各自外交议程中的位置稳步提升。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大国，又同是文明古国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印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大，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对地区力量格局演变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中印关系对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秩序、全球发展议程、亚太地区合作等方面的影响显著增加。如果说五六年前人们观察中印关系的视角逐渐从南亚转向亚太，那么目前研究中印关系的维度则应从亚太转向世界。诚如印度总理辛格所言，“当今印度和中国都处于快速变革时期，中心任务都是发展。两国社会制度虽有不同，但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当两个人口加起来有25亿的大国摆脱束缚、释放创造力的时候，中印关系的影响注定是世界性的。”[3]
（二）强势回归务实和理性。过去半个世纪，由于双方战略互信赤字太大，情绪化波动一直是中印关系的重要缺陷，容易受风吹草动和突发事件左右。近年来，中印关系在两国高层的直接引领下，强势回归务实理性状态。表现之一是两国领导人进一步确认，世界拥有足够大的空间、足够宽的领域容纳中印两大新兴大国的共同崛起。二是2012年中印边界冲突50周年之际，两国媒体和民意的主流是反思和吸取教训，并得出“中印不能再战，携手放眼未来”的结论。三是中印更加重视发现、学习对方的优点和长处，跳出以往的情绪化对比思维定势，积极利用和借重对方的优质资源，推动自身发展壮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经贸合作和相互投资领域。这种变化显著增加合作性在中印关系中的比重，并助推一些主张中印友好合作团体的发展壮大，成为中印关系宝贵资产。
（三）“求同”与“化异”两条腿走路。过去半个多世纪，着眼大局、求同存异一直是中印处理双边关系的重要原则，旨在为冷冻、管控、隔离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优先发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维护中印关系大局，为未来解决两国矛盾与分歧创造条件。近年来，中印双方同时意识到，通过沟通和对话、协商解决两国之间争端是增强双方战略互信、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的重要途径，也是使中印关系摆脱第三方因素干扰的重要手段。两国在继续挖掘和扩大利益汇合点的同时，以积极姿态推动缩小或解决两国分歧。尽管边界争端解决可能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储备，目前有利因素增量还不够明显，但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和实际努力均有所加强，对维护边界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重要性认识更深。基于上述思路的变化，近年来中印关系在一些所谓的“雷区”取得了一定突破，有关边界问题的新机制、战略经济对话、海上安全对话、涉藏问题对话等均已或即将启动，两国跨界水资源对话、反恐对话、国防对话亦有条不紊推进。
（四）新思维、新框架不断涌现。过去十年，中印两国有效管控分歧和争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逐渐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友好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谋求共同发展：
一是提升中印关系的思考和建议层出不穷，如近年来“中印关系新模式”、“中印关系2.0版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新兴大国相处之道”等提法和思路不断涌现。近日，印度总理辛格前新闻顾问桑贾伊•巴鲁梳理并比较分析了习近平主席近期关于中印关系的“五点建议”和辛格总理关于中印关系“五项原则”（见表一），从侧面反映两国高层均着手从理论架构层面思考和推进中印关系。这印证了中印关系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同时也表明两国关系面临再上新台阶的重要关口。
二是中印双方均日益以务实、容忍的态度接受对方在自己的“传统后院”和“势力范围”的存在与活动。中印日亚丁湾联合护航、中印在东亚峰会的协调与配合等表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时的零和思维减少，合作共赢理念增多。
三是双方在多边舞台相互沟通合作时的戒备减少，舒适度增加。两国在G20、金砖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协调配合最为典型。
当前，中印关系的基本面已经确定，加强合作与对话已成为两国决策层的共识，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点基本不会受到各自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未来，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些走势值得关注：
（一）短期内或面临一些新变数。从现在到2014年，印度国内将步入大选期，各种政治势力角力的大幕将全面拉开。目前直接决策或负责中印关系的有关高层领导人，如总理辛格、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外长库尔希德等人职位或将发生变动。执政的国大党高层少壮派中的“中国通”不够多，其对华态度和政策轮廓仍不明晰。如果以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偏右”团队上台，中印关系也可能经历一段“学习曲线”。当然，无论哪种政治势力在印度执政，对华政策的基本盘应不致发生戏剧性变化，但对华战略取向和涉华具体政策肯定有些微调。
（二）中印关系将更趋于“正常化”。经多年实践，两国已经初步摸索出“妥善处理分歧、共谋和平发展”的友好相处之道，中印将逐渐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来，构建正常紧密的邻国关系、协调合作的大国关系、荣辱与共的新兴大国关系。中印关系对地区及国际格局的催化能力将更凸显。随着印度的崛起，其在处理中印关系时将越来越自信，心态愈加平衡。印度自身战略威慑能力的增强及其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关系的日益密切，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不安全的心理和被包围心态。印度在发展对华关系时已经有了更多的自信和从容，对中印能够实现互利合作和友好交往的信心也会逐渐增强。印度已经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对印度的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印度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与中国建立稳定、合作和互利的关系符合其国家利益。虽然部分印度战略分析家和政客仍固执坚持视中国为其“长期的威胁和竞争者”，但同时也愈趋认为，印度可通过经济接触、军事准备、得当外交以及大国平衡战略，将这些“威胁和竞争”限制在可控范围，两国关系抗震性将更强。
（三）中印之间的“非战共识”更有保障。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印在边界地区发生有计划、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主要是受到两国根本利益的制约。中印两国的主要任务都是抓住战略机遇期，为实现本国的崛起和复兴营造安全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这也是两国制定军事安全政策时考虑的首要因素。此外，在过去几十年中，两国的军事实力都获得了长足进展，都拥有大量先进的常规武器与核打击能力，威慑和防御对方的能力都得到加强，这些因素使得战争对两国都将是一场难以承受的灾难，且后患无穷。
（四）中印关系重心或将从“高政治”向“低政治”下放。未来，经贸合作和相互投资等领域可能越来越决定中印关系的发展态势。换言之，影响中印关系的议题可能“低政治化”，一些以前看似不重要、不敏感的议题和事件可能对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经贸投资合作将有利地巩固和牵引中印关系，经贸摩擦也可能因影响到两国民众切身利益而冲击双边合作大局。两国国民间感情、个别经济案件、不同游说利益集团等将对中印关系施加更多作用力。边界、涉藏、军事等“高政治”议题无疑将继续影响两国关系，但其重要性和敏感度将持续下降，客观上也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近十多年的中印关系发展演变表明，两国决策部门及有识之士至少需从理论及实践层面跨越如下挑战，从而推动两国关系实现“质”的飞跃：
（一）淡化历史恩怨，准确定位和协调各自核心利益。中印是世界上少有的陆地边界还未正式划定的大国，边界谈判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边界问题是西方殖民者遗留给双方的包袱，成为不时挑动两国人民神经的一根刺，也时常被外部所利用，牵制了两国政府较多精力，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仍将产生决定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边界争议已经成为中印战略互信缺失、历史恩怨、涉藏问题、民族主义情绪的综合性载体。目前，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差距不小，解决该棘手难题不只需要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外交智慧，更需要两国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该问题，需要相互妥协的勇气和引导舆论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国际环境的积极变化加以配合。考虑到该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两国应在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缩小在边界实际控制线问题上的认知差距、扩大两国边贸往来等方面多做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永无出路，唯有通过耐心、艰苦、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才能最终形成一条清晰的、同时获得两国人民认可的友好边界。
（二）重新确认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性质和内涵。2005年中印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两国确立中印合作“十项战略”，同意进一步深化和巩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继续夯实和丰富中印战略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需要重新确认两国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最初定性。“面向和平与繁荣”很好地体现了中印关系“最大的政治”，“和平”意味着不应也不能搞对抗，不应也不能把对方视为致命的战略威胁；“繁荣”则表明两国均以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根本任务，对外政策均以营造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为目标和归宿。推进“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两国高层共同确定的战略性举措，而非战术性的权宜之计，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随着中印关系逐渐步入攻坚阶段，触及双边核心利益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逐一浮上台面，双方更需坚持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定力。国内外关于中印关系的悲观论调源自不同的立场和目的，但其共同特点都是把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看得过于严重，忽视了两国政府和人民所面临的共同任务和共享利益。
（三）理性看待对方发展壮大，坦然面对竞合问题。中印同步崛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政治现象。近年来，印度不同层级的官员在不同场合强调，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中国和印度共同发展，并为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印度不认为中印关系是对抗性的，两国贸易关系日益壮大，双方在国际经济秩序、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均保持密切磋商。与此同时，中印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存在竞争是不争之实，亟需理性看待和妥善应对。积极的竞争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外在动力，不能以消极的态度对中印关系一概而论。印度前驻华大使拉奥琦曾撰文表示，“中印关系既复杂且有多面性，两国的竞争与合作总是相互重叠，适当的健康竞争对两国关系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会诱发更有意义的合作。” [5] 随着印度崛起壮大、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提升，部分中国人也认为印度给中方带来了威胁和压力，担心印方试图用武力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与美国勾连遏制中国等。但迄今为止，印度对外战略出发点仍主要着眼于提升其国际地位、增强其战略自主等正常考量，“向美国一边倒”、与中国搞对抗等并非“印度外交政策的DNA”，也不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从长远看，理性看待对方发展壮大、坦然面对竞合问题，将是发展中印关系的“常态性课题”。
（四）构建多支柱、制度化的中印合作关系网络。首先，冷战后中印关系发展表明，高层互访是推进两国关系的利器，两国需要保持制度化的最高政治层级互访，保证各层级官员之间经常性交流，以有效防范战略误判和两国关系变形。其次，两国应善用边界问题各种谈判机制，采取建立边界地区互信等措施，以最终划定两国边界，同时保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最后，中印之间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的增长是互利双赢、可持续性的。另外，随着两国影响的日益扩大，两国需要建立双方海外利益的协调机制。两国学术界、文化界的非对抗性对话以及民间往来的便利化措施，对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
总体而言，冷战后中印关系已逐步在四个支柱上建立了合作架构，即定期峰会和高层会议、军事互信措施、边界谈判和相互贸易投资，但这四个支柱不足以支撑整个中印关系的更大发展，“一个新的中印外交架构更显必要，而且它必须是一个深层次、多层面、环环相扣的合作架构，以便让两国政治领袖、官员、企业、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磋商和协调，建立战略互信，确认和加强共同点，妥善处理出现的矛盾与分歧，促进双边及国际合作。”[6]
（五）着力培植客观平衡的舆论环境和研究视角。由于历史背景特殊和相互了解欠缺，中印关系极易受到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左右。在新兴媒体和网络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参与和影响中印关系的利益攸关方和行为体更加多元，中印之间的相互认知和民间感情很容易发生逆转和变化。从印度国内舆论生态环境看，以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来炒作中印关系仍是印媒体“政治正确性”的潜规则，印高层也不时受公众舆论左右，并通过媒体释放信息，向中方施加压力。从中方看，中国媒体对印度的报道也愈趋多元，报道质量和层次也千差万别，不时发生判断失真、失焦等问题。虽然两国有关部门都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但要根本改变这种“认知鸿沟”仍需较长时日。着眼未来，要从根本上推动中印关系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增强两国关系的抗震性和回旋空间，离不开一个客观、平衡的舆论环境和准确研判对方言行的思维方式。
注释：
[1]见中国商务部亚洲司关于“中印（度）经贸合作简况”， 2013年2月18日，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t/201302/20130200029082.shtml。
[2]“Ladakh: China Troops Intrude into Indian Territory,”PTI,April 19,2013；Peter Ford,“Incursion or Fair Play? Chinese,Indian Troops Face off along Disputed Border,”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y 3,2013.
[3]曼莫汉·辛格：“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新华社，2008年1月15日。
[4]Sanjaya Baru,“India’s Five Thoughts on China,”March 24,2013,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
[5]Nirupama Rao,“India-China Relations:The Way Forward,”Beijing Review,No.4,January 22,2009.
[6]Jing Huang,Kanti Bajpai,Kishore Mahbubani,“Rising Peacefully Together,”Foreign Policy,August 1,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