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米歇尔·阿格列塔《中国道路：资本主义和帝国》
《中国道路：资本主义和帝国》以大量的论据详细阐述了关于中国的相关问题，应该说见解独到。当然，独到之处是相对于西方许多媒体的宣传而言的，后者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专制的共产主义与放纵的资本主义的畸形结合。米歇尔·阿格列塔则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该制度通过官僚权力进行调控，而这种权力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合法性，必须要掌控资本家的私人利益，并寻求各种手段来维持社会认同。此外，书中观点的另外一个独到之处在于：阿格列塔认为这种制度比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更适合中国，因为它不仅能扩大“真实财富”（不能将这一概念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混淆，因为经济的增长必须是可持续的，同时要保护好自然资源并关注后代的需求），同时能提高社会福利。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谋划未来发展、倡导（儒家的）伦理道德、推进参与民主来弥补威权等方面的优越性要高于自由民主模式。按照作者的观点，读者会认为中国制度的优势要大于它体现出来的消极方面。同时，该书还认为，要达到上述这些目标，必须通过新的调节来消除中国目前存在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具体主张。总之，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为中国的领导者们建议的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妥协，同时又将其与全球化和环境挑战结合起来。对于本书观点，我们是持批评的态度来审视的。
关于“独特的资本主义”概念
该书开始就提到其所用的分析方法借助了调节学派的理论，而阿格列塔正是调节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根据作者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被货币交换分离、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这种双重分离与市场和私有制紧密相连。而区别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关键在于调节这种双重分离的机制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体制中都包含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以钱生钱”。在这种制度下，国家之间的关系就由金融关系来裁量，因为后者通过不同的调节模式支配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分配。以此为前提，中国当前的制度只能被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上述这种诠释从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阿格列塔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研究都颇具马克思主义背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更为复杂。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来看，资本的持有者是作为集体出现的，他们在生产中不付出任何劳动。这种情况在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公司的管理授权给职业管理者，公司的赢利则表现为纯粹的股份收益。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大部分的小型企业应该属于家庭或手工业生产模式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其次，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这种情况，因为企业很少或基本不向国家上缴股息或红利，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更像是对资本的征税。最后，中国的劳动和资本的分离是相对的。在国有企业中这种分离是受到限制的，正因如此，我们也不能把这些企业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劳动者可以通过参股等形式体现资本持有权，当然他们不一定参与管理。而后者在阿格列塔的书中并没有提及，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所谓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
中国的领导者们其实并不否认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领域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但他们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中，“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发展生产力必经的阶段，而最终的目标是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实现共产主义。阿格列塔虽然在书中并没有提到这些，但作者显然认为这些领导人的讲话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只是为这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作了意识形态的遮盖而已，不必在具体分析中特别重视。在作者看来，随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失败，社会主义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真的是这种情况吗？
另一种分析与解读
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这种社会主义在以下七个方面与资本主义有着很大区别：一是强大持久的规划能力，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根据相关的领域特点来调动不同的工具。二是政治民主使得以这种规划为基础的公共选择得以实现。三是承担政治、社会和经济职能的政府不受或很少受市场影响。四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都为促进生产力的社会化作出贡献，但最根本的一点没有改变：土地与自然资源属于国有。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存在，主要是考虑在过渡时期激发经济活力、提升其他形式所有制的效率。五是整体政策导向旨在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实现社会公平。六是将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七是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以互利共赢为原则，政治关系以寻求各民族之间的平衡与和平共处为原则。
以此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看出阿格列塔在书中建议的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可以从书中提到的几个重点方面来具体分析一下。
对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现象的分析
阿格列塔在书中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事实也确实如此：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的部分不断扩大，虽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相应的消费能力增长较慢；用于服务业的投资增长明显低于工业领域的投资增长；房地产价格飞涨的趋势需要通过限制贷款来控制；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社会保障的不足导致居民储蓄率过高；资源税征收力度不够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对国内市场重视不够；国际收支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如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等。阿格列塔认为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也试图去解决，但效果不佳。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迅速扩张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商品出口方面展现的活力。但由此得出商品与服务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结论似乎稍显仓促。因为中国的领导者制定并实施的发展战略主要是依靠“自主发展”。对于中国制造业领域的企业家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国内市场。正是由于居民消费增长的激励和国家财政的支持推动国内需求快速提升，这也使制造业领域的企业家们对投资前景更加乐观。因此，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实际工资也加快增长，而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提高并没有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应该说，出口更多地扮演了补充角色。如2011年中国商品出口额的下降并没有对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较大影响。
关于生产要素分配及要素价格
该书作者认为，上述大部分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是由于“要素价格的失衡”，需要大力发展市场，放宽行政约束，实现要素的合理分配。由于贷款利率受到行政力量管制，货币资本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同时，居民储蓄利率太低，而银行又持续为企业提供低息借贷。此外，货币价格的降低有利于大规模的投资，尤其是大型国企的投资发展，但中小企业则发展较为困难。作者还认为，要通过实现利率自由化来限制某些资本密集投资，而这种行为则阻碍了技术进步和附加值创造力。
关于劳动力市场，作者认为城乡二元化结构限制了劳动市场发展。关于土地价格，作者认为应当更多地依靠市场，使农民能够在土地出让中得到更高补偿，即以市场规则来谈判土地的“实际价格”，不能以农业用地转让价代替建筑用地价格。这就有可能避免廉价的产业用地进一步刺激过度的投资行为，也从一定程度上避免地方政府盲目地、不惜代价地追求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作者认为要素价格的失衡主要依据的是传统的经济理论，即由市场调节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很清楚：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市场不同，它既依赖雇主和雇工双方的力量关系对比，同时要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正因如此，作者认为有必要提高调节的水平（如加强工会作用、加大监察和执法力度等）。但作者也希望劳动力市场更加开放，减少碎片化倾向。同时，作者指出，某些类型的无形资本（如制度资本、社会资本）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可言，而其他一些资本市场的运转情形也不尽如人意。作者由此坚持自由化与调节相结合，并建议进一步加强调节的力度。而调节应当通过“战略规划”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影响价格的形成。阿格列塔的实用主义虽然可以被称为“新制度主义”，但其实仍然是商业本位的实用主义范畴。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特色及力量所在，就是对要素价格的有意控制。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不允许市场“自由地”确定货币价格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控制信贷的供应是非常难的，而这对于经济发展又是至关重要的。当银行预期经济增速放缓、风险增多之时就会缩紧放贷；相反，当银行的预期非常乐观时，贷款就会增多。另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银行的行为也会产生影响。
作者认为，私有领域的主体要比国家机构更有能力评估风险。但我们的观点正好相反：国家对风险的预估会更加长远，而且会有计划地从整体上引导经济发展。当然，行政管制下的利率对居民储蓄供应和经济融资需求之间的调节不够灵活和迅速。所以，我们认为，最好是能够建立一种“半管控”的利率体制，要对最低储蓄回报率和最高信贷供应率作出限定，同时要依据国家的规划作出适当调整。关于当前利率自由化的争论，我们倾向于维持一定的管控。但同时我们也承认：目前中国的存款利率水平还是很低的，这就无形中导致了资本的过度投资行为。
关于工资问题，我们也同意作者的一些观点，如农民工工资微薄、缺乏社会保障，应当加大劳动法执行力度等。阿格列塔强调增强调节力度和效率，尤其要借助工会的积极力量、建立集体公约、增强社会保障等。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作者就是要建立同某些西方国家相似的机制。中国政府似乎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我们认为这些还不够，仅仅以此为基础进行调节，社会不平等依然会加剧，最后只能借助税收来应对。
作者还认为，对于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妥协，官僚体制自身可以提供改良的路径：如劳动者参与管理、国有企业作出表率等。因为政府有权建立工资等级和协商的新规则。我们也看到，劳动法在国有企业的执行情况要比私有企业好。阿格列塔所建议的强化调节可能会对其他一些企业的工薪产生影响，因为这种调节可能会导致大量劳动者转移到公共领域。例如，许多城市通过社会方面的福利优惠吸引劳动者，虽然工资并不是很高，但劳动力的转移还是很明显的。这就是公共领域不断加强的一个重要依据，但作者却并不这么认为。
关于国有企业
阿格列塔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享受更多的国家优惠政策，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因为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并没有向国家上缴红利，现在的国有企业只上缴很少一部分。由于国有企业享受了更多的低息贷款，因此它与私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此外，国有企业从事过于密集的资本投资活动，作者认为这不利于居民的消费。因此，作者建议将标准化管理引入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更多的红利，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但是，作者完全忽视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即不能将财富集中在所有者手中。国有企业纳税、上缴资源租金以为国有资本所用，这是非常正常的行为。国有企业必须遵循经济收益回报的体制，不能享有与私有企业不同的待遇。这就是作者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如果不能引入完全竞争机制，或是消除垄断企业的负外部性，那么国有企业的存在就没有意义”。
我们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国有企业的存在有三重意义：一是可以为职工分配更多的收入；二是政府完全可以决定企业的管理模式；三是政府可以利用国有企业为其总体目标服务，既不剥夺其自主权，又不对企业提出硬性的指令计划。政府通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将国有企业的红利作为支持企业发展的专项基金，这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
中国国有企业的力量源泉在于它并没有按照西方私有企业的管理模式运行。如果像西方私有企业一样追逐利润、贪婪成性，无视整体经济发展，那么中国国有企业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野蛮表现形式，因此也就无法体现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了。实际上，如果国有企业利润的一部分用来推进经济的发展，就算它没有西方竞争者那样的盈利能力，也是无可厚非的。因此，我们认为，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要求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红利，并不是一种好办法。比较可行的是国家设立一种对资本的征税，实际上也是一种使用国有资产的租金形式，运营良好的国有企业可以保留大部分利润用于投资和研发。
时至今日，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不少专家仍建议提高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但我们认为，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是不合适的，因为国有企业会因此失去自身优势。国有企业不能像私有企业那样管理。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以强大的公有部门为基础的，其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战略性作用。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秘密武器”。那些倡导私有制和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义者当然对此不满了。另外，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是涉及能源、基础材料、建筑或海运的超大型集团，规模化经济大大削减了各类成本。也正是由于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存在，才为无数中小企业创造了廉价的投入和生产条件，使其在国际市场不断取得成功。
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通过监事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体现的参与管理模式（尽管有所局限，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们认为这种参与还需进一步加强。在一些西方的大企业中，职工股东总是占少数，在企业管理中几乎没有分量。中国国有企业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的目标需求。当然，这并不是指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强行为国有企业指派任务，反而损害了企业自主性，影响企业收益。国家的规划同样能够通过间接手段（如税收、补贴和各种形式的援助等）来引导私有企业的发展。但是，通过掌控企业领导人的任命和管理，中央或地方政府可以保证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从而为整体发展目标服务。实际上，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关于“战略规划”
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强大的规划能力。每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都让人民清晰地了解到政府已经完成的工作任务，同时报告又通过相关的具体数字对下一年度的目标进行了明确。阿格列塔对此表示“感触很深”，书中也多次提到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即在形势复杂的世界舞台中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作出计划安排。
然而，作者在书中主要谈到的是这种规划框架下的公共政策对经济主体的导向作用，尤其是对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城镇化的指导等。作者更倾向于国家政策的干预作用，将要素价格限定在预期范围内，“将财富转向无形资本和自然资本”。书中很多地方也都提到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如鼓励城镇化的措施，面对能源和气候挑战采取的可持续发展举措等。但是作者所谈的这种“战略规划”似乎主要是一种简单的政策工具，是一种与法国黄金30年发展期相类似的“激励计划”。我们认为，“规划”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重要含义：它应该是形成公共选择的表现，是民主的核心。因为公共选择并不是要表现“集体的某些偏好”，而是整体利益（即“公意”）的表达。因此，“规划”是一个民族自我选择集体命运的体现，同时也是人民当家作主谋划未来的重要工具。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的代表为全体公民作出这种选择，同时协商原则也日益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总之，这种意义上的“规划”才是中国官方所表达的或政府实际运行中所遵循的，它借助现代化手段，符合了当今时代的要求，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主要特点。
这种战略规划的技术工具是多样化的，但该书作者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是税收。当然，税收作为技术工具固然重要，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并不是唯一可行的手段。
关于官僚体制
阿格列塔认为，中国的政权仍然摆脱不了皇权传统的影响。当然，中国的皇权与绝对君主制是不同的，它立足于与人民建立的一种“社会契约”（统治者为被统治者提供服务以换取后者的忠诚），同时，这种权力通过国家举办的考试为普通民众提供上升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上述这些条件，统治者就会失去合法性，就可能被推翻。此外，这种皇权必须要体现某些具体的伦理标准，如正义、诚信、家庭美德等，总之，要符合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
作者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也要遵循这样的规律。它可以是官僚体制，但不能是专制政权。中国共产党只有继续提升社会福利、扩大“实际财富”，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实际财富是指对所有资本形式的正确利用，包括“人文资本”（即每个人的能力和潜质）和“自然资本”（资源的稀缺性要求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寻求社会凝聚力，这就要求切实减少社会不平等，让公民社会更广泛参与公共产品供应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社会权利。
以上就是作者所建议的政治目标的实质。从这一点看，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权要优越于某些自由民主模式的体制。后者历经多次较量后，使私益战胜了公益，它只注重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不顾后代的发展利益。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通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来保证其合法性。应该说，中国体制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而西方的民主模式总是关注选举制度下的短期利益。
从概念上来看，这些分析实际上吸收借鉴了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即法国2008年设立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和阿玛蒂亚·森的经济观点，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这种分析实际上是把中国道路引上了我们所说的一种“翻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妥协”，即把物质资本的所有者置于国家控制下，以实现其他资本形式（人文、社会、制度、自然资本等）的开发，而这些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所忽视的。虽然这种分析在当下的中国制度中能找到论据，但我们并不赞成。
我们认为，阿格列塔对中国政治体制的阐释会使人对中国目前的实际产生“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想象。因为这种阐释承认国家被赋予了过度的责任（这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观点形同）。但阿格列塔的这种分析过分低估了当前国际金融卖方市场垄断的巨大力量，很容易让人产生某种简单的民主社会主义导向的幻觉。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权
寻求各类不同资本的最优配置必须要有利于财富的生产，无论是有形资源、人文资源还是自然资源，都要遵循这一要求。当然，这里的资本概念是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使用价值来看，劳动和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而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明确宣称自己继承了这一传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当然要使用“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这个词汇，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要素都是劳动生产力要素。产品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通过其他要素获得的收入也是来源于劳动创造的价值。
面对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等级以及亿万富翁的数量，可能上述这些内容让人们觉得不值一提。但我们认为中国仍然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总原则。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由于几十年的平均主义阻碍了经济发展，为加快发展，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停顿（当时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这一原则重新被提及，同时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坚称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
在伦理道德领域，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并提出勤奋、尊严、正直、团结、自信、自立、创新精神等具体内容。应该说这些特点表述非常鲜明，效果要好于一些抽象的大原则，如自由、平等、公正或真、善、美。虽然这些特点被宣称是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但同时又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相契合，因此中国共产党也强调“发扬传统美德”。所以，我们说这些是符合中国特色的道德观。但是，面对当今中国社会表现出的急功近利、拜金主义、消费至上、腐败横行等不良社会风气和行为，这些社会主义道德观自然遭到了质疑，因此中国政府对道德风气滑坡现象必须给予特别的重视。我们认为，“中国道路”在继承某些传统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进行了现代化创新，并不是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那样根据需要不断更换华丽的外表，单纯地把社会公正理解为限制收入分配，在剥夺人民参与的同时宣扬代议民主。
我们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脱离了曾经与之紧密相连的平均主义思想，并且为“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作了恰当的调整。当然，中国目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比较薄弱，（该书作者认为） 甚至不如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作者建议加强国家的力量，对各种潜在风险予以财政援助，如对于医疗健康的保障，必须要对所有的收入征税以加强保障。对此我们也表示赞同，但不能仅限于医疗保险，还要考虑到退休金和失业保障等重要因素。
但是，问题的根本在于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只能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税收来弥补（在征税方面，作者提出一系列法律方面的举措）。但我们要知道，只有针对公共领域，国家才具有更加多元和有效的手段去根除初次分配的不平等。阿格列塔提出了他们认为是“最好”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收入分配制度。这与中国目前的状况相比，确实是一个很大进步。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道路在未来会走得更远。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
在对该书作者的辛勤研究成果表示敬意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当前中国的实际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这里仅提出一个论据便可证明：当前中国的国有领域力量要远远超过私有领域。此外，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政权的需要，会优先满足规模庞大的官僚群体的利益，因为这是它统治和依靠的对象。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一个政党寻求维持政权以实现它认为符合全民利益的目标，这是很自然的规律；其次，应当把关注重点放在这个政党为实现自我革新所付出的努力上： 它勇于指出自身缺陷，尤其是党内民主的不足之处，一步步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我们认为至少包含了三种意义。一是将社会主义目标与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且社会主义的建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问题只是在于对具体的实施方式可能存在分歧。二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对于占人类1/5人口的中国来说，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全盘慎重考虑社会主义的实现方案，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也要进行深入分析以运用到中国实际中。三是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普遍含义，又将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精神财富融合起来；对于其他一些国家，虽然可以称之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在融入自身道德传统、建设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方面仍然做得不够。我们认为第三种意义是最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
当然，无论是从普遍意义方面，还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面，都有一些经验可以总结，以推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使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条件下更具历史意义。但这个课题又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因此，在文章结尾时，我们想提出两个简短的建议，主要是参照两个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谐”和“矛盾的统一”。寻求和谐的重点在于重建曾经被打破的平衡，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中更具实践意义（如上面提到的过度投资、社会不平等、经济增长对环境的损害等），但和谐的概念还应包含更多内容（如解决好脱离群众、个人主义、道德缺失等问题）。这里需要着重提到的是，（儒家倡导的）和谐概念暗含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所有领域，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概念范围。当然，我们还可以将其简化为矛盾或对立面的调和、统一（如城市与农村、消费与环保等问题），以及减轻社会紧张情绪（以利于提升凝聚力和保持稳定）。由此看来，寻求正确的妥协是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提到“矛盾的统一”，这个概念也包含了更多内容：矛盾双方可以相互促进，一方甚至会强化另一方（如城市发展可以带动农村发展），而平衡应该是动态的（如消费需求促使人们研发新技术，而保护自然环境的需求又要求这些技术生产出低碳环保产品等）。
最后归纳一下：
个体与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群体之间、必要需求与道德要求之间存在动态的平衡。社会主义没有走到终点，它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是一个“过渡阶段”，它必然会走入“纯粹与完全”的共产主义。我们需要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人类多样化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未来政治发展的一个大熔炉。
图：《中国道路：资本主义和帝国》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