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是不是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好时机，应该慢一点还是快一点？
资本项目开放之后就是“一放了之”吗，外汇管理模式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资本项目开放会不会引发大量资金流出，是什么决定了国际资金流向？
在第一个问题上，外汇专家管涛自称属于“第三派”。不久前，他在接受第一财经电视和《第一财经日报》的联合采访时表示，资本项目开放涉及投融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将开放和改革综合考虑，协调推进。
管涛强调，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资本项目开放并不意味着“一放了之”，外汇管制将转向宏观审慎监管。同时，资本项目开放本身并不决定资金流入还是流出，决定资金流向的是经济基本面及投资回报率。
图：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当前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目前的时机不好，应该缓行；另一派则认为应该加快推进。你是哪一派？
管涛：对这两派观点我既支持也不完全赞同，我应该是第三派。其实这两派观点有分歧，但并不完全冲突。一派可能是谨慎派，强调改革多一点；另一派则强调开放多一点。但他们都不是绝对地反对开放或改革，实际上是有弥合点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建设一直坚持改革与开放双轮驱动。改革与开放的速度要大概匹配，才能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在很多时候，改革与开放本身就是一体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3陆家嘴论坛上就提出，要结合国内经济金融改革的进展和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我想，作为政府决策部门，在考虑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时，背后的逻辑还是改革、开放一并考虑，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为了改革而改革。
管涛：资本项目开放涉及投融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涉及简政放权与投资的便利化。在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上，既不能等条件具备了以后再来谈开放问题，也不能条件不具备就贸然开放，操之过急。我们要同时兼顾，改革和开放要结合起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不是一个“完成时”，不是说在哪个时点上就完成了。它是一个“进行时”，在不断地动态调整，根据当时的制度、环境，不断地调整、调节开放的节奏、力度。
管涛：我们对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资本项目的归类进行评估后，得出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有百分之七八十的项目是可兑换的。这百分之七八十并不是说完全可兑换，它是不同程度的可兑换，有的项目是完全可兑换，有的项目是基本可兑换，有的项目管制较严、部分可兑换，完全不可兑换的项目非常少。
日报：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的国际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怎么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方向？
管涛：我们现在还不敢奢谈什么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强调的是不断扩大跨境人民币使用范围，这是一个发展方向。我们不会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跨境人民币业务要和资本项目开放、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这些改革配套。
外汇监管转型
日报：与资本项目开放相匹配，我们的外汇管理模式应该怎样随之转变？
管涛：这也是我想强调的，资本项目开放并不是说一放了之，不再监管，而是应该是用其他的管理手段来替代现在传统的管理手段。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就主张用宏观审慎的管理工具来管理跨境资本流动，而不是传统的资本管制措施。实际上有很多资本管制措施，按IMF现在的理解，它就是一个宏观审慎管理的措施。例如对外汇敞口的管理，原来是属于传统的管理措施，但现在从货币错配这个监管角度看，它就是宏观审慎管理。
此外，现在是事前、事中、事后都管，将来开放程度提高以后，可能就不是每个环节都管，而只管一个关键的环节，其他的环节先由市场自己来决定。比如说借外债，现在是事前、事中、事后都管，但很可能将来更多是放在事后再管。
日报：如果放在事后管，假如出现较大的外债风险，会不会等到要调整的时候已经晚了？
管涛：这就要求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加强统计监测。越放松管制，越要获取数据，然后及时做出判断，这是放松管制的一个基础。一方面，监管部门能够根据这些数据做出判断；另一方面，还要把这些数据向市场披露，让市场自己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判断，自己去控制风险。
日报：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更多的信息、更少的控制，来实现一个外汇监管转型。但是，这意味着外汇局把很多审批权交给市场了，对你们而言，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管涛：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对市场是好事，它减少了管制的成本。对我们来讲，能够把一些传统的管理力量投入到事后的监管，提高管理的有效性。我们不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是更有针对性地去管一些关键环节。这样一来，平时市场好像感觉不到监管部门的存在，但是真要出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随时找准问题，及时调整，进行管控。
数目字管理
日报：今年前几个月，进出口数字非常之高。后来大家发现，这是假的。之后外汇局开始整顿，进出口数据就一下大幅回落了。就此事而言，外汇局是管得早了，还是管得晚了？这事到底应该怎么管，以后怎么预防？
管涛：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监测。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就看到外汇流入压力较大，并对流入渠道进行分析。但直到4、5月份以后才开始采取措施，主要是因为形势变化非常快，要求决策非常谨慎。
我们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制定过预案。预案涉及了一系列的触发条件，也准备了各种政策工具，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就可以启动预案。确实效率提高了，因为这些措施原来已经会签过了。现在只要根据新的情况，针对具体流入渠道采取措施就好。但并不是看到了问题马上就采取措施，要等某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以后，社会上有了共识，才可能采取措施。否则，一出状况，马上就出措施，可能市场难以理解，反而造成预期紊乱。有时候你得去揣摩市场。
日报：也就是说整体局面还是在外汇局的监测和掌握之中。
管涛：对。现在我们不但做定性的分析，也做定量的分析。我们有一个分析框架，能够把外汇流入按渠道归类，这样我们就知道压力来自哪里。所以我们5月份出台的措施直接针对两项：一是过度借款。外汇贷款增长很快，我们就把外汇贷存比和综合头寸挂钩。二是贸易项下。大家反映有虚假贸易，我们就对虚假贸易进行打击，开展专项行动。而且很多工作我们就是在办公室完成的，我们看那些数据，不用去折腾企业、折腾银行。相关政策出台以后，5月份结构性顺差环比下降了60%，效果明显。
日报：大家又开始担忧了。因为资金开始流出。
管涛：确实有担忧。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难处：流入多了，大家说热钱流入了；流入少了，大家又说热钱流出了。我们也想跟市场传递一个信息，要分清这种变化，哪些是政策预期的调控目标，哪些是市场冲击。
日报：不管叫它热钱还是不热的钱，目前的趋势确实是外汇在流出，外汇占款在减少。如何来界定哪些是我们的政策目标，哪些是我们希望加以扭转的？未来的趋势又会怎么演变？
管涛：实际上最近两个月市场形势变化，既有政策的原因，也有市场的原因，但很难完全区分。但我们也有个总体的判断，顺差减少是我们想得到的结果。而且，对于顺差减少，我们还要有一定的容忍度。不能因为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又开始采取反向措施，这实际上会加剧市场波动。
日报：那么容忍的度在哪里？比如说外贸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1%还是2%，还是别的什么比例？
管涛：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谈到这个1%、2%的容忍度，现在我们还在致力于把经常项目顺差占比降下来，因为原来经常项目顺差占比过高反映了中国经济对外不太平衡的状况。
日报：现在已经降到2%~3%之间了。
管涛：我们觉得这个趋势实际上是我们想见到的，也为我们在国际场合开展金融外交争取了很多主动。我们注意到我们跟IMF磋商以后，IMF去年出报告时就改称人民币汇率是温和低估。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就很主动了。因为大家说你有没有货币操纵，很大程度上要看IMF对你的评价。
对外开放要算“总账”
日报：最近外汇局又批了一些QFII、RQFII的额度，央行也在表示准备新的QDII2。QFII、RQFII、QDII2，本质上都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抓手和渠道。如何解读这些开放的趋势，怎么来看未来的大方向？
管涛：从QFII、RQFII、QDII、QDII2来看，资本项目开放现在进入了深水区，从原来直接投资的开放转向了非直接投资。此外，我们过去更多强调的是鼓励流入，现在QDII、QDII2实际上都是流出，将来会形成一个双向流动的开放格局。
日报：以后双向流动会越来越多，有人会担心，会不会突然之间净流出特别大，以至于不能掌控？
管涛：资本账目开放本身不能决定资金流入还是流出，有很多其他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影响着资金流向。还是看这个投资回报率，以及经济增长的前景。
日报：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资金的境外投资也涉及到回报率的问题。有人在综合比较外资对内投资和我们对外投资的收益之后，发现整个投资收益是负的，疑惑我们是不是吃亏了。你对这个复杂的局面怎么看？
管涛：首先，投资收益为负是一个统计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我们投资亏损了。投资收益一方面是我们对外投资有收入，计入我们投资收益的贷方；人家到我这里投资有回报，计入我们投资收益的借方。借方比贷方大，交叉以后，就有一个负数。但是他赚他的钱，我赚我的钱，他赚钱并不意味着我们亏钱。即便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回报高，但是他们给我们创造了就业，开拓了出口市场，增加了税收。
日报：还有技术转移。
管涛：对。所以就不能去算小账，要算总账。此外，我们投资收益为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不是我们对外投资的回报收益低，而是外来投资的回报高。
有人说要扩大对外投资，让民间部门去对外投资，这是要有过程的，要慢慢地做。此外，我们是一个成长市场，所以外资在华投资回报高。但我们去投成熟市场，就只能拿平均回报率。再有，外资做证券投资能赚钱，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投资经验、良好的风险控制机制；但我们去外面做证券投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得准备交一点学费。这需要一个过程。
日报：如果从宏观经济、国民福祉的角度来算一个总账，你认为我们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
管涛：不论是中国自己评价，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都认为对外开放是利大于弊。
日报：这也意味着我们下一步还是应该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不能因为亏了就撤回来。
管涛：一方面，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能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我觉得国内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它提出了开放上还有一些不足和可以改进的地方。决策层也要用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推动重点领域的改革，其中包括全面提高开放性经济水平、对外开放战略调整、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走出去、提高外汇资源使用效率等。但这些都要有过程，所以我们对任何改革既要有决心，也要有耐心，要循序渐进。
日报：上海国际板说了很久，从你们的角度，这个事是否应该加快推进？
管涛：我觉得那个迟早是要做，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做要等时机。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因为你推出国际板就意味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一方面有利于国内的资本市场发展，另一方面实际上也等于参与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人家利用你的市场，你的市场标准才会成为国际标准，这对你有好处的。而且从资本项目可兑换来讲，它也属于拓宽资金流出渠道的一种安排，这也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