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搜集来自美国公民和非公民的大量电子通讯数据以来，人们的目光一直集中在他的个人状况。但更重要的问题——即使在俄罗斯授予他临时庇护之前——应该是美国公民的自由状况。美国真的像俄罗斯、中国和其他人职责的那样伪善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区分在公共争论中常被混为一谈的两个问题：针对外国实体的电子间谍和针对政府本国人民的国内监控。
在斯诺登披露之前，网络间谍已成为中美关系争论的一大要点。今年6月的“习奥会”就讨论了这个问题，两国政府同意成立特别工作组处理这一问题。
美国指责中国以前所未见的规模使用网络间谍盗取知识产权。美国援引的公开资源之一是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的一份研究，该研究跟踪到，此类袭击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位于上海的设施。中国反驳说，它也是无处不在的网络入侵的受害者，其中许多来自美国。
两国各有各的论据。如果一个火星人观看东亚和北美之间的电子流，他可能会注意到鲁棒的双向流动。但如果它细看数据包内部，就会发现非常不同的内容。
美国的政策不是为了偷取知识产权，而中国的政策似乎正好相反。与此同时，两国政府都在不断地侵入对方电脑窃取传统政治和军事秘密。间谍活动并不违反国际法（尽管通常会违反各种本国法律），但美国认为知识产权窃贼违反了国际贸易协定的精神和内容。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窃取知识产权的国家。美国的一些盟国——目前纷纷对被曝光的美国间谍活动表示愤慨——据信也对美国做过同样的事。按照美国的说法，当它检查非美国人的电子邮件时，它寻找的是与恐怖分子的联系，并且通常将这一信息与盟国共享。
照此看，安全监控应该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利。毕竟，以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为高潮的阴谋部分地被居住在一名汉堡的埃及人发现了。
但美国也不无辜。斯诺登的情报表明，美国监控了欧盟代表在准备贸易谈判时的通讯。这可没有带来共同的好处；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奥巴马应该有所解释。
从策略上讲，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将间谍问题和公民自由混为一谈并指责美国的伪善是有用的。但这些指责来自法律精神淡薄、互联网审查严格的国家，这倒是颇令人奇怪。
斯诺登披露了美国国内的两个重大监控项目。从公民自由角度讲，检查可疑非美国来源的信息的内容比较不容易引起争议。在争论较激烈的项目中，国安局勾画出美国公民电话通信的来源地和目的地地图，予以存档以供未来的可能调查之用（也许需要法院调令）。利用技术能力存储所谓的“大数据”带来了一组关于侵入公民隐私的新问题。
该项目的辩护者指出，它符合当前法律，也符合美国宪法的制衡原则，因为立法和司法机构都批准了它。反对者认为1978年在外国情报监控法（FISA）下成立的法庭是为大数据出现之前的时代设计的，当前的规定扩大了9·11袭击后通过的爱国者法案的范围。
反对者呼吁制定新法。上个月，当前法律框架在众议院以微弱多数（217对205）获得通过。最有趣的是两大党派都存在分歧。反对票来自保守派茶党共和党和自由派民主党。这一问题必将再次出现，目前有待通过的几部法律建议修改FISA法庭。
斯诺登的披露并不能证明美国的伪善和放任侵犯公民自由，它激起的争论表明美国在以其传统的混乱方式恪守着其民主原则。美国面临着安全和自由之间的权衡，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比乍看上去更加复杂。
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发生于不安全程度最高时，因此适当的权衡有时可以防止更大的损失。即便是林肯这样的自由斗士，也在美国内战的极端环境下中止了人身保护法。而这样的决定只有在事后才会得到承认不是错误、不存在不公——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初期对日裔美国公民的禁制令就是明证。
在2011年9月11日之后的十年中，民意的钟摆过多地朝安全倾斜；但在并未发生新的恐怖袭击的背景下，已经开始回弹。最新的ABC新闻台-《华盛顿邮报》民调显示，39%的美国人目前认为保护隐私比调查恐怖威胁更重要，而2002年只有18%。
讽刺的是，斯诺登披露的项目似乎有助于防止新的大规模恐怖主义事件，比如纽约地铁炸弹袭击。果真如此的话，它们也许防止了更严格的反恐措施的实施——从而引起当前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