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使埃及社会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的分歧愈加严重，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地区后果，中东正在走向更深层次的动荡，而我们距离找到动荡之源的解决方案更加遥远了。太多的问题看起来令人感到绝望，而严肃的思考却来得太少。
动荡仍在中东蔓延，埃及军事政变只是触发全地区政治地震的最新事件。埃及有8500万人口，又位于战略要冲，乃是地中海南岸最重要的国家。目前，让埃及始于2011年的民主化过程继续下去是个紧迫的任务。
穆尔西领导下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教政府已经表明，它无能也无力确保具有包容性的民主转型。但另一方面，埃及军队给出的解决方案也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政变总是会恶化而不是解决问题，埃及也不例外。
第一个后果是，埃及社会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的分歧愈加严重了。穆尔西的支持者认为穆尔西从一年前的民主选举中获胜，因此拥有合法性，而军队的政变以及拘禁下台总统是不合法的;穆尔西的反对者则指出，全国人民都在游行反对他，因而推翻他也具有合法性。
穆斯林兄弟会太急躁冒进。其伊斯兰日程把关键的国家机构——即军队和司法系统推向了边缘化，也与反对者的自由主义和现代化要求相悖。推翻穆尔西的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反抗（Tamarod）运动”因军队决定干预而欢呼雀跃。
毫无疑问，树立这样的先例对尚在襁褓中的民主是危险的。伊斯兰必须拥有自己的代表，以确保他们不会放弃通过投票箱追求自己的目标。
不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军队，都无法在没有获得广大人口支持的情况下建立新政权。穆尔西的执政生涯表现拙劣——在他当总统的一年中，埃及经济濒临崩溃。尽管如此，成为国家和地区稳定之源的解决方案依然更值得追求。
反之，当选政府组成不到一年就爆发了政变——距离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穆尔西会面、标志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哈马斯结束敌对状态更是只有几个月，这将给整个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带来深深的挫败感。事实上，自克林顿-穆尔西会晤以来，该地区地缘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改变，而美国和欧盟的反应(对欧盟来说，地中海至关重要)姗姗来迟又飘忽不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无法认清。特别是欧盟，它应该以更明确、更协调、更有效的政策介入该地区。
除了国内局势，埃及还有另一个紧迫问题。埃及人依赖尼罗河，而埃塞俄比亚已开始在尼罗河上游建设非洲最大的水电站大坝。这项工程是在埃及的强烈反对意见——甚至不惜威胁军事干预——中开工的，但进展颇为迅速。大坝按计划建成后，向北流入埃及的水流量将减少20%，这将威胁埃及的农业和千百万人的生活。
埃及政变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地区后果。叙利亚仍陷于血腥内战之中，已有10万多人因此而丧命。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对穆斯林兄弟会政府的倒台弹冠相庆，并在寻求利用穆尔西的失败和下台作为国内统治的依据，从而让寻求结束战争的政治方案更加难以形成了。
叙利亚反对派是由众多大相径庭的集团和势力组成的乌合之众，基地组织也在其中。穆尔西下台后，他们极有可能变得更加极端。对与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的哈马斯来说，埃及政变意味着失去埃及的支持，这也意味着以色列将是政变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作为穆尔西主要保护人(为其提供大量贷款)的卡塔尔自身也处于政治转型期，一直置身于埃及动荡之外。波斯湾君主国之间的裂痕正在日渐清晰，沙特和阿联酋立刻为政变后的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
土耳其过去经常自称其伊斯兰民主模式可以作为其他穆斯林多数国家追求民主变革的目标，但它也是埃及政变的受害者。土耳其外交政策一直在寻求按照自身利益建立地区秩序，让其他逊尼派伊斯兰政权参与进来。埃及显然是这一战略的最重要的部分，而埃及政治动荡不但导致土耳其政治模式受到质疑，也威胁到了其经济利益的安全。
伊朗的未来是另一个具有重大地区重要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新总统鲁哈尼开始执政前，伊朗问题被暂时搁置。自鲁哈尼6月获得选举胜利以来，美国和欧盟都没有严肃表态，这可不是令人振奋之事。
简而言之，中东正在走向更深层次的动荡，而我们距离找到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地区动荡之源的解决方案更加遥远了。太多的问题看起来令人感到绝望，而对于如何强化该地区安全、经济和社会模式的严肃思考却来得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