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最近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全球贸易由此迎来一个转折点。安倍晋三在国内外已做出承诺，如果得到允许，日本将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并实施成为公平、完全参与者所需的结构性改革。
承诺开放日本农业、保险等行业，比批评者所认为的日本选民会支持的举措更加超前，勇气可嘉。安倍晋三超越了往届日本领导人的“外压”做法(gaiatsu，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勉强的利用外部压力推动改革的做法)。他正以中国的朱镕基和墨西哥的埃内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为榜样；安倍晋三一直支持融入国际经济，以推动国内重大改革。
这很重要，而且不仅仅是对日本而言。日本加入TPP谈判将极大地有助于缔造一项适合21世纪形势的高质量协议。该协议将具有这些特点：对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一样看重；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方面制定高标准；超越老式的关税措施，着眼于投资流动和非关税壁垒（例如政府采购）。
最为重要的是，让日本加入TPP将给众多欠发达经济体带来机遇，同时让发达经济体对标准放心。这种交换会让各国从贸易中获得最大的直接好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教授彼得•佩特里(Peter Petri)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教授迈克尔•普朗默(Michael Plummer)通过分析发现，如果TPP协议接纳开放农业和其他行业的日本，到2025年，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将因此增加约1%，马来西亚增加5%，越南增加10%。通过增加跨境投资以及利用日益上升的服务需求，日本本国GDP每年将增加2%，美国将增加近0.5%。
遗憾而且不出所料的是，尽管日本加入TPP谈判将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获得很多好处，但美国国内的相关利益集团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以及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 union)对此表达了最严重的关切。撇开狭隘（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当的）的抱怨——涉及日本汽车市场准入问题以及轻型货车关税（一项美中汽车补充协议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不谈，它们还提出了一个重大要求：针对日本汇率低估或操纵行为，奥巴马政府应在协议中列入某种形式的保护措施。这得到了美国国会部分人士的支持。
在缺少系统性改革以解决全球失衡的情况下，贸易协定是否应纳入单边汇率条款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关于汇率低估，目前还没有完善、得到普遍公认的定义，因此在现阶段立法将不得不采用“操纵”这个字眼。然而，上述担忧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任何有关汇率操纵的实际定义目前都不会牵涉到日本，反而可能导致不得不对中国和韩国采取对抗性对策，同时仍会放过汇率低估最严重、最具重商主义色彩的大型经济体：德国。
自2004年4月1日以来，日本基本上没有在外汇市场实施持续的单边干预（以压低日元汇率），唯一的例外是2011年日本海啸和核灾难之后日元汇率飙升时期——在20国集团(G20)批评日本过度干预后，日本停止了这种做法。安倍晋三政府一直恪守去年12月G20国家达成的协议：避免通过口头干预或实际单边干预使本国货币走软。
结果是日元升值，日元汇率从5月中旬1美元兑102日元的低点升至6月中旬的1美元兑93日元，而日本当局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直接回应。日本的巨额外汇储备（仅次于中国）的确表明该国有长期汇率操纵历史，但实际上这点已成为历史。
尽管存在一些没有根据的说法，但量化宽松及其他形式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并非汇率操纵。真正的汇率操纵必然包含有意的跨境政策，其影响是明确改变贸易状况，由此实现的增长都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我和我的同事约瑟夫•加尼翁(Joseph Gagnon)一向认为，量化宽松是国内政策，目标着眼于国内，对其他经济体的净溢出效应并不明确。对于日本或美国等相对封闭的大型经济体而言，贸易伙伴国从对这些国家出口增多中获得的好处，可能超过这些国家货币贬值引起它们竞争力下降所带来的损失。
一些美国企业对日本汇率操纵的猜疑基于越来越久远且孤立的事件。不管怎样，一项严密监控的G20协议能够成功阻止压低日元汇率的单边努力。有些人或许希望看到这些原则应用到亚洲及其他地区比日本更激进、更晚期的汇率操纵国，这些人需要很强的承受能力，能够忍受让其他贸易和外交政策目标处于危险境地。然而，出于对日元操纵（更别提量化宽松了）的担心，让TPP谈判以及日本全面加入谈判这一有利于全球之举面临危险，则是毫无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