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与著述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两种载体，二者都是书写历史、表达思想、承载智慧的重要依托。古人除了留下文物这一“无声的历史”之外，对于经典著作这一“不灭的思想”的书写与传承，也尤为看重。孔子曾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治学应以承续传统、尊奉前贤为要，即便有专书示人，也只敢谦称作前人羽翼，为往圣注脚，而不能稍有妄作妄断，恐失古人垂训之真。《左传》将“立言”、“立德”与“立功”并称为“三不朽”，“立言”之要，唯在著书立说一事上，能随时恪守“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的治学态度。审慎对待借用笔之于书的方式传播其学术思想，对其文字千锤百炼，对其观点往复辩证，方才有那些“其言虽久不废”的经典书籍流传后世。
但学术著作并非都要或都会被赋予开启人类心智、承载人类文明的远大意义。相反，有时候透过书籍的出版与传播，能够感受一个时代学术的无奈与无力。比如，清代饾饤考据之学大兴，随之而来的便是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其中不乏人云亦云、东拼西凑的抄袭品，即便像纳兰性德、徐乾学、戴震、俞樾这种名躁天下的大学问家也有“盗窃他人撰述，以为己书”的情事。至于爱新觉罗·弘历，尽管其笔耕不辍、诗集等身，但也未能因为他皇帝的身份而使后世记住他的“文采”。而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声音总是特定时代的如实写照。如龚自珍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其中既彰显了知识分子退而求其次的卑琐感，也反映了学术表达在特定时代的异化。可以说，透过学术著作的评价，往往能真实地反观一个时代的精神诉求，而一个时代对于“立言”的理解与想象，往往又体现着这个时代学术著作的整体水平。
换言之，知识人思想的传播不应与刻板的图书评价制度有太多的牵扯。有些人著作等身，不过徒为“从印刷厂到纸浆厂”的无用功，有些人终其一生著作寥寥，其思想光芒却能“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有些著作全为溜须拍马的逢迎、应景之作，却因识得时务而颇受官方“赏识”，大为行销，而有些著作虽千锤百炼，却鲜有人问津；有些著作誉称“填补学术空白”，其实不过是些东挪西借、瞒天过海的抄袭之作，有些著作虽然“有时而不章，有时而可商”，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显而易见。所谓的经典，即意味着其权威性是建构在对“真理”的寡占上，并仰赖“真理”的权力，保护着它的历史记载、哲学思考的绝对合理性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经典的形成是文明选择的过程，而并不仰赖何种图书评价制度。
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既是文化传播的方式，更是一种逐利的行为，它兼有市场运作与政府管控的色彩，对学术著作出版体制的评价不可一概而论。民国时期的商务、中华、大东、世界等书局，无一不是股份制的民营书局，这些“在商言商”的图书出版社虽然以占据市场、寻求利益为目的，但却能在出版标准上慎之又慎，恪守出版商的独立与尊严，在那个私力能主导学术出版的年代，知识分子却以他们的学术良知诠释着图书出版对中国近代化的意义，张元济、夏瑞芳、陆费逵、王云五等一大批优秀的出版人前赴后继，书写了一段辉煌的近代中国出版史。而反观今天，图书出版界却出现了一些不伦不类、颠覆传统出版观念的现象：“出书”已经开始步“发论文”的后尘，量产化、快餐化、剽窃成风，为应付课题、职称、评奖，图书出版早已成为钱书交易，著书果真变得“只为稻粱谋”。
尽管今天的图书出版在学术评价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已经很难回答究竟有多少人著书、出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完成所谓的“科研任务”，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品尝评价的苦果，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中。任何东西一旦批量生产，便会良莠不齐，甚至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从而也就很难再出精品；对一个东西的评价只依靠分门别类的等级制度，其结果往往是滥竽充数之流大行于世，而使真正的经典湮没沉沦。显然，学术著作也难逃这些规律。古今中外，对经典著作的定义不能依赖简单的评价体系，不管这种评价体系宣称其是如何的科学、公平、精良，都无法客观地反映学术图书作为知识传播载体的真实面向。一个时代的著作是这个时代人们智识与思想的总结，它们是否能够泽被当代、传颂后世，唯一的办法就是留待历史与时间去检验。
酒只有越酿才越香。梵高的《日出》、安徒生的《童话》、费马的《数学论集》等，这些作品在作者生前都不见经传、默默无闻，只有等到作者身死之后才大行于世。今天学术评价制度的任务，不是要设计出条条框框来桎梏研究者的创造力，而是唤起知识人的群体记忆：要想在这个时代再创经典，就要学习前人平心静气、千锤百炼、厚积薄发的治学态度，需要“板凳愿坐十年冷”的毅力，“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磨炼。正如小说家卡夫卡所说的，“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