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玛格丽特·撒切尔，150年里任职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1979－1990）以87岁高龄逝世后，西方世界里大部分的讣告和纪念文章都未提到，正是在她的首相任期里，中英两国政府谈判签署了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英协议决定了香港的未来，是其今日成功的基石。
研究撒切尔时代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对香港问题轻描淡写，认为撒切尔从未对它倾注全力，只是简单地留给外交官去处理。但事实上撒切尔对香港问题极为关注，对其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在谈判中代表英方做出了事关香港未来的关键决策。今天，香港已是中国光彩照人的组成部分，在后世的记载中，撒切尔在香港主权和平移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必将成为她的一笔更重要的遗产。
撒切尔在香港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之所以被忽视甚至遗忘，可能是因为她不论在英国还是世界舞台上都是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在英国，她是自19世纪80年代的格莱斯顿之后权力最大、争议也最大的政治人物。在1979年她出任首相前，英国政治生活的常规是集体行动、充分就业和受调控的经济。但在20世纪80年代她的领导之下，“自我中心主义”、自由选择和个体自由的理念成为新的主宰。她在公众的思想意识里激发起的这些观念首先在英国回荡，然后扩展到全球——在20世纪90年代影响到东欧，后来又影响到中国。
撒切尔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不久便对政治着迷。她在牛津学的是化学，师从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毕业后她研习律师业务，1959年当选为英国议员，代表伦敦的芬奇利区（Finchley），33年后进入英国上议院。1961年她成为一位初级政府官员，1970年成为教育部长。1974年保守党在选举中被击败、被迫下野后，她在1976年竞选保守党党魁。她原本并不是保守党的高层核心，但她在竞选中主动与希思（Heath）及其失败政策撇开距离（尽管她曾在希思政府中任阁员），从而赢得了党首之争。1979年她赢得大选，带领保守党重新执政，也成为西方世界的首位女性领导人。
20世纪70年代，受尖锐的劳资冲突影响，英国经济每况愈下，1976年甚至向设于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资金援助，标志着一个工业与经济大国的急剧衰落。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撒切尔在党内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他们都受奥地利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影响，以新的方式思考经济与社会政策。1979年她成为首相时，已准备好采取与她的前任们截然不同的思维。
但直到1982年，她才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来深入彻底地实施她的治国理念。那一年她力排众议，决心派遣远征军反击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战争的胜利让撒切尔坚信，她比她的顾问们更懂得什么对英国更有利——不论这一信念是对是错。受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及《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感召，她从心底里觉得应该为追求个人自由、反对政府控制而奋力抗争。她以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信念，将国有企业中的政府股权出售，首先是在电子行业，1984年之后则是在天然气、电力、电信等公用事业领域。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第一任期里的国防部长温伯格（Cap Weinberger）是亲英派。美国1982年对英国的暗中支持是英国赢得军事胜利的关键原因。撒切尔与里根也因此发展起了紧密的私人友谊，这鼓舞里根大大提高美国防务开支，迫使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与美国就武器削减进行公开讨论，由此引发的政治变化最终毁灭了苏联与东欧的共产主义体系。与里根的特殊关系也使撒切尔从英国名人升级为世界名人。她的个人选择与自由理念也在世界各地激发经济与政治革命，包括中国。
英国是分几步从中国手中获取香港的，先是1842年得到香港岛，然后是1860年吞并九龙司地区，最终于1898年以99年的租约租借“新界”。1949年之后，周恩来对英国明确表示，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近代以来的各项条约、协定中方概不承认，中国仍允许英国人留在香港只是权宜之计。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因为到1997年，99年租约的期限就要到了，这促使中英两国都加紧寻求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两国在香港都有很大的经济利益，也都觉得需要就此达成一项长期协议。
1979年撒切尔在伦敦与华国锋的会面并未改变她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一个低效的、政府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些特征都和她坚守的效率、自由企业与个人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驰。因此，在1982年，当中英谈判走出礼貌性接触阶段，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时，她最初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在内部会议上，她承认“新界”的租约将在1997年结束。但她问手下的官员，英国是否有可能在面对中国的敌对的情况下，依靠陆海军力量守住香港岛和九龙，能否在1997年之后与中国共享对香港的控制权。在1982年9月撒切尔在人民大会堂与赵紫阳会谈之前，除了完全将权力移交给中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可能的方案，英国都考虑了。在那次会谈中，中方明确表示，虽然他们希望和英国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主权问题优先于经济考虑，中国决心要收回香港。第二天邓小平在会谈时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立场。撒切尔对邓的强硬个性印象深刻。与邓的会谈让她深刻意识到，北京方面对于香港主权是决不让步的。虽然直到1983年10月英国谈判者都一直在就英国保留控制权讨价还价，但其实在与邓会谈之后，她已经明白1997年之后英国就不可能再对香港行使任何控制权了。
在经济波动甚至出现一些不安的背景下，双方经过两年的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双方都做出了明显妥协：英国放弃香港控制权，中国同意制定一项《基本法》，在主权移交之后50年里对香港有效，即所谓的“一国两制”。
1984年12月在北京签署的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是国际外交的重大胜利，因为双方是从完全针锋相对的立场上开始谈判的，而香港问题的历史背景又令中国人想起他们近代史上的失败，唤醒屈辱感。联合国秘书长称这一结果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有效的平静外交最突出的典范之一”。今天，香港不顾那些悲观者的预测，成为世界上最为繁荣和稳定的地区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撒切尔。1984年的联合声明将被视为她最重要、最具持久影响力的成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