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重构和再认识的过程。一方面，台海危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使得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崛起国和霸权国的权力竞争的不确定性使得两国在安全上的相互防范与猜忌愈渐加深；另一方面，日益加深的经济相互依存、地区热点问题及全球治理过程中的相互借重等又使得两国的共同利益急剧增加。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基于历史教训，还是现实风险成本，中美两国均承受不了与对方直接对抗的代价。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全景，也是克林顿、小布什及奥巴马政府所面对的最大现实。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的对华战略就常常在接触（Engage-ment）与遏制(Containment)两者间来回徘徊。所谓遏制，即美国动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孤立，采用内部分化、外部围堵的策略，削弱中国国力甚至颠覆中国政权，这即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所谓接触，即通过贸易、对话、科技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鼓励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融入国际社会，尼克松访华至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政策大抵如此。然而，自克林顿以来的美国总统所面临的形势远较杜鲁门、尼克松等所遭遇的复杂，以致无法采取遏制或接触这样棱角分明的单一政策。出于权力竞争及安全上的担忧，美国想要遏制中国；而出于经济利益、地区合作及全球治理的需要，美国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不得不与华进行接触。因此，接触加遏制就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虽然克林顿以来的各届政府遭遇了诸多挑战，受到了各类压力，但其政策都没有脱离这种窠臼，差别主要集中在是接触多一些，还是遏制多一些。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于中美关系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学术界也存在着长期的争论，中美间是竞争大于合作，还是合作大于竞争？美国对华政策该以接触为主，还是应加大遏制？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加速，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这类分歧与争论更加如火如荼。当前，亚太地区已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美国正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而该地区的形势走向也正成为中国崛起的试金石，中国的权力和影响将不可避免地快速在该地区延伸，两国的战略碰撞似乎难以避免。然而，与此同时，在推动经济增长、防核扩散、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两国深入合作的动力和压力都显著加大。在这种背景下，接触加遏制的两手策略的内在矛盾也愈发尖锐。对于美国而言，接触过多，担心助长中国实力增长速度；遏制过猛，又忧虑中国反弹加剧对抗。而且，遏制多一分，接触的作用就会少一分，两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两面下注的平衡或度的确难以掌控。形势似乎要求美国应更加旗帜鲜明，究竟该如何调整？对此，基辛格博士和阿伦·弗里德伯格两位堪称政学两界“水陆两栖”的国际问题专家于2011年前后分别推出了各自的专著《论中国》（OnChin）和《中美亚洲大博弈》（AContestforSupremacy：China,America,AndTheStruggleForMasteryInAsia），就此类问题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或结论，引发了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
基辛格的《论中国》从中国历史，尤其是晚清以降的中西互动探求中国战略的特点，认为中国和美国一样，坚持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中美双方在文化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是巨大的，他的解决方案是，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彼此的差异，共同构建太平洋共同体。“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对于美国而言，应适当地让渡部分战略空间给予崛起的中国。
弗里德伯格的《中美亚洲大博弈》指出，中美敌视的两大根源是两国日益缩小的实力差距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实力差距缩小导致权力竞争加剧，一党专政和民主政治的分野加大彼此的怀疑和戒备。他认为，中国正在采取“韬光养晦（hideourcapa-bilitiesandbideourtime）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门槛政策:隐藏真实动机并增强实力以待时机，通过对话和经济合作以利益吸引合作伙伴，通过分而治之减缓潜在竞争者的反应，避免它们团结一致。当中国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制衡最终将难以维系，而适应包容将成为美国的唯一选择。他批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中国观察家为“上海联盟”（shanghaiCoalition）即中国说客的代表，视基辛格的“中美共治亚洲”设想为绥靖政策；主张美国应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并通过与盟友及伙伴国的合作，始终保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构建足以威慑中国强制外交和进攻性行为的力量存在和能力，限制中国的成长空间。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曾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过深入交谈与接触，并已专注于中国事务达40余年，正如其所言，他越来越欣赏中国人所展现出来的坚忍不拔、含蓄缜密等系列特质。在《论中国》一书中，他毫不吝啬对中国文化的褒扬和中国外交战略的称颂，豪无疑问，他总体上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及将对国际社会产生的“正能量”，虽然他也认为有些事情还不太确定。该书主要采用历史及大战略的研究方法，展现了作者娴熟的历史素养，以及对重大事件准确睿智的解读。然而，绝大部分美国学者及民众很难企及基辛格的传奇经历和与中国高层长期持续的接触机会，因此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分享的认识和经验很难取得他们的共鸣，这也使得该书在美国的影响远不如在中国。另外，作者以其固有的习惯，专注于哲学思考及战略设想，忽略进程的作用，对中美各自的决策和双方间的互动过程着墨较少。事实上，中美双方的国内政治进程均已非常复杂，领导人及领袖的作用呈现下降的趋势，外事机构、商务部门、军队及安全等领域的专业或技术官僚的影响越来越大。即便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愿要减少对抗，促进合作，两国国内各自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及中美间不太顺畅的互动也可能使得中美关系最终将走向对抗。因为对互动进程考察的缺失，该书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必然会打一些遗憾的折扣。
相比之下，弗里德伯格则侧重于从政策层面为美国决策者出谋划策。自冷战结束伊始，他就长期唱衰中美关系，坚持应早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抛开《中美亚洲大博弈》一书的观点和结论不表，弗里德伯格对历史事件和中国意图的解读的确无法与基辛格博士比肩，素材的选用、推理的过程均有些偏颇。该书主要采用归纳法，通过总结中国学者在公开政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观点，借以推测中国的意图，称“中国正谋求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甚至将美国赶出亚洲”。这无疑夸大了中国学者的能量，也混淆了学术研究与政治决策间的关系。这着实令中国学界嘀笑皆非，还从来没有一本学术专著如此集中地肯定中国学者对于决策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是正是大部分学者梦寐以求的。
从论证过程来看，《中美亚洲大博弈》的最大硬伤便是逻辑范式的混乱，权力的相互接近导致冲突风险上升是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观点，而集权与“民主”的差异导致冲突却是“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论点。他有意将两类变量结合起来，但在行文中却有意向后者倾斜，不时流露出这样的逻辑：只要中国改变当下的执政模式，中美关系短期内的风险虽可能上升，但终将如历史上英美一样走向和平共处。“民主和平论”本不值一驳，摩擦并不意味着冲突与战争，且弗里德伯格只看到了双方在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差异上引发的摩擦，没有看到与人权、民主相联系的文化、传统及思维方式对于中美和平地进行战略博弈的重要意义。历史上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并非因为两国都是民主国家，而是因为两国面临的共同敌人，先是德国，后是苏联。二战以后的民主国家间少有战事，一是因为冷战的原因，二是因为民主国家的个头差异太大，实力及利益过于悬殊，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东西方的历史均表明，意识形态及观念的趋同不仅不能促进合作，反而在一定条件下会加剧竞争。一旦体系内实力悬殊不大的几个国家行为体形成类似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战争和对抗而非合作与和平。1648年，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起点的民族国家体系确立后，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沙俄等几个欧洲主要国家间战争的激烈程度要远远超过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民族主义开始在各国酝酿、蔓延，当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都完成的时候，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也就准备就绪了。东方的历史同样如此，中国战国时期，七国间的战争烈度之所以远超春秋时期，是因为各国都经历了变法，接纳了法家的中央集权和兼并政策，而抛弃了春秋时期尚存的仁义及等级秩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国家间实力、观念的趋同将使得预期利益结构的趋同。而当体系内各国追求的利益类型不存在差异，国家必然更关注相对收益，权力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国家在集体行动中也将无意愿主动提供公共物品，推卸责任将成为常态；各国必会挖空心思扩大自己的实力并落井下石，信任将变得稀缺，而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将变得困难。
缅甸、沙特这样的国家成为美国所谓的“民主”国家当然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它们与美国间的“民主和平”应当可以预期。而考虑到中国的块头和实力规模，设若中国拥有与美国一样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战略文化，必将拥有与美国类似的权力欲望，定会效仿美国在世界频繁发动战争，扩张“民主”，角逐霸权，这绝非美国所愿，也非世界之所幸。中国的民主进程固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推动民主需要考虑到各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等诸如此类的宣示也绝非噱头、外交辞令和空洞的说教。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经历、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状况等必然导致民主实践道路的不同，这一点确实是人类文明史中的基本规律。
与弗里德伯格论述的恰恰相反，冷战后，中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战略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仅没有导致中美走向战争，反而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才成为可能。这些差异虽有增加误判和摩擦的风险，但却也有助于防止双方战略意图的完全对立。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如基辛格所言，中国的战略恰如下围棋，讲究长期较量，追求“势”和相对胜利；美国的战略文化恰如下象棋，讲究决战决胜，追求歼灭对手。中国虽也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但却没有“救世主”情怀，这与美国也有很大不同。如果中国和美国一样，注重决战决胜，或如美国那样，在世界强行推行价值观念，输出意识形态，中美即使不爆发战争，也会重演美苏冷战式的对抗。
战略和政策建议都得考虑可行性，弗里德伯格曾做过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外交政策顾问，当是明白这个道理，但《中美亚洲大博弈》一书却有意忽略了这一点，其所提倡的“遏制”战略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承认，中美间拥有重大共同利益，这一点绝非美苏关系可比，中美不是朋友，但中国却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这种“政经”分离的格局是美国面临的一重大难题。他声称自己给出的“药方”并没有脱离“接触加遏制”的总体框架，仅是改变了该战略中的部分内容。但他的实际主张已经偏离了他的总体设想，他主张在继续接触中国的同时，应豪不犹豫地对中国的“违规”行为进行惩戒，同时加大遏制的力度，这必将颠覆“接触加遏制”，几乎将成为完全的“遏制”战略。这种目标设计与手段规划严重背离的战略显然难以实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这类纠结和注定的失败已为美国近几年的政策实践所证明。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其加速了由于反恐战争而搁置的全球战略调整，结束大规模反恐战争，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推动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亚太战略正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而对华战略走向又是美亚太战略调整的核心问题。奥巴马第一任期后两年对华战略的方向正是弗里德伯格所乐见的，美国宣布推行“再平衡”战略，加速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调整，借助东亚海洋争端，加紧拉拢日本、菲律宾等东亚国家，在南海、东海问题上对中国百般责难。不过，美国显然低估了中国的意志和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同时也高估了自己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可投入的精力及资源，黄岩岛事件和钓鱼岛争端更是直接凸显了美国这类遏制围堵战略的危险性。而且，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与地区的经济政治融入程度，盟国间的同床异梦，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也正从根本上改变亚洲地区的传统利益博弈格局及特点，美国既无“险中求胜”的把握，也无“火中取栗”的决心。因此，自2012年底开始，美国政府开始集中反思“再平衡”战略，加大与华的沟通和接触力度，其对华政策已再回“接触加遏制”的大体框架。
但是美国的对华战略确已进入了一个转折期或调整期，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崛起的、与美国差别迥异的中国？基辛格的太平洋共同体暂时过于理想，而弗里德伯格的全面竞争预想则显得过于悲观，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均不可能奉行与对手全面竞争，全面对抗的政策。未来的争论依将持续，在没有形成定论前，美国对华政策的框架仍难以摆脱“接触加遏制”，还将延续愈发纠结的“两面下注”策略。
实质上，中美间现在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诸如“美国将遏制中国崛起，中国图谋将美国赶出亚洲”这样的战略判断，而是如何改善中美间龃龉的互动。当今的现实已大不同于基辛格博士纵横捭阖的年代，秘密外交、精英政治等也难以流行，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参与到中美间的互动过程中，越来越多样的议题被囊括进了中美互动内容之中。理性的战略设计和政策实施正被情绪化的应激反应所代替，中美均是有丰富战略实践及战略自觉的世界大国，但再好的战略设计如果离开了政策的良性互动也将于事无补，中美战略互疑的核心根源不是来自战略本身，而是源自互动过程。
中美间的互动正呈现出互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与意图正日益脱节：一方面，中美主要决策及执行部门，尤其是两国的军方均以对方为战略竞争对手或假想敌，习惯于夸张解读对方的行为，除台湾问题、经贸问题、人权问题等传统议题外，海洋、网络空间、太空等战略新疆域的较量也正日益激烈；另一方面，双方还没有做好将对方当成敌人的打算，也没有准备好摊牌，利益博弈结构、相互依存状态以及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压力使得中美不得不极力避免彼此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或战争。为改善这类自相矛盾的互动以防止悲剧发生，中美当务之急是要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防范中美在上述议题中的分歧扩大，导致危机爆发及升级。为长远计，中美还必须建立统筹各自决策及涉外部门的有效机制，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尽量形成统一协调的对外政策，避免因误解导致“安全困境”进一步加深。除国际政治权力地位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之外，中美关系的问题逐渐表现为国内政治问题。在美国，白宫、雾谷、五角大楼、国会山等围绕对华战略及政策的分歧越来越难以被忽视，而各决策机构内部也经常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近些年来，中国的国内政治进程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各机构的小集团利益、本位主义、局限的视野等正给中国外交造成不可忽视的干扰。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追求彼此间的良好、顺畅的互动均是头等大事，建立有效的预防管控危机的机制和形成步调相对一致的决策执行模式之后，战略的设计及政策的规划才会有应有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