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错招：延迟退休、削减预算、恢复制造业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开始，各国都在积极研究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通过对这些政策的研究，我发现欧美各国的解决策略基本趋同，可以归纳为三大方案：一是提出延迟退休，二是削减政府预算，三是恢复本国制造业。
我认为欧美各国现在使用的延迟退休、削减预算和恢复制造业这三种方案，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没有触及到危机的核心，更没有从根源上寻找危机的成因。一旦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再用上这些办法，就会力不从心、无能为力。能够解决这次危机的策略应该是基于对未来经济走向的判断而做出的。
一、本次金融危机的新特点
这次金融危机与以往的危机相比，我认为它还有很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表现在这两点上：
其一，本次危机爆发持续的时间长。相比以往的金融危机，这次呈现出一种大危机爆发引发小危机不断爆发的新现象，比如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欧洲债务危机等等。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快5年的时间，而到现在都看不到总的解决策略被提出，也不知道金融危机什么时候结束，更没有一个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出台。
其二，这次金融危机似乎逐渐演变成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金融危机。与过去的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反应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较少有极端事件发生，因为如此整个世界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危机感不是很强，似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多国家传来的消息并不是应对措施，而是对应对措施的示威。
二、对经济未来发展的思考
随着全球进入新经济时代，农业目前占全球总GDP的比重大概在3%左右，而且这个数据还会继续缩小，制造业所占比重则将由27%迅速缩减至20%，而余的GDP都将由服务业来提供（中国目前的数据大约为9%、46%、43%）。在我看来，面对这样新的经济结构，有以下几种趋势应予以关注：一是传统就业机会减少的趋势将会长期存在；二是创业将更加活跃，经济演进的频率将加快；三是创意产业将更加重要；四是社会需要更多的社会企业家。
我认为当前最关键的任务是对新的就业形式的探索。在新经济条件下，如何拓展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目标。只有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就业形式，如义工、宅男等，才能缓解就业人口增长和传统就业机会减少带来的压力，而这正是新经济之所以重要的关键所在。将来人们怎么工作？怎么生存？怎么生活？这一切都有赖于当前我们对新经济模式的探索。
三、关于延迟退休
我在兰德公司访问时，与他们交流对应金融危机的措施，发现他们有一个课题是围绕延迟退休开展的。我非常吃惊，我没想到延迟退休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措施之一，例如：英国公布了退休改革计划希望将公职人员退休年龄延长至66岁，并增加缴纳的养老金额度，同时降低养老金的最终支付水平；法国政府计划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至62岁并提高缴费比例；而德国从2012年1月1日起，职工67岁退休的法律将确定生效。我认为欧洲的延迟退休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之所以遭遇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支付危机问题，核心是社会保障过度，当前欧洲的问题必须从过度的社会保障层面解决，而不是延迟退休，否则欧洲的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两大政策是和就业直接相关的，一是90年代下岗分流，让大量的40、50人员提前退休或买断工龄；二是让几亿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两大政策如今看来是中国经济发展腾飞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它们贡献在于首先让企业甩开了包袱，更重要的是释放了社会中的富余劳动力，让这些或是有技术经验的、或是充满活力的生产力进入市场，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创新的活力与动力。
从新经济的角度看，延迟退休的政策一旦推行，将会使得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更加疲软，因为延迟退休是在维持传统的就业形式，并且影响新的就业形式的发育。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继续打破原来陈旧的就业循环，增添新的就业形式，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例如在家办公、参与众包业务、开放第二职业等等。让人们尽快从老机制中退出，并让这部分人参与到新生活中去。
我一直在身体力行这件事。在和老同学聚会时，我就劝说他们提前退休，开始第二人生。因为即使在60岁退休，生命还有三、四十年时间，相当于又一次新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我称为第二人生。这时何如开始新生活？我觉得是兴趣才是第一位的，有无收入无所谓。我认为延迟退休这项政策是经济学家给出的馊主意。
四、关于削减政府预算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各国政府最普遍的问题是财政吃紧，所以各国都在拼命削减政府预算。2010年英国财政大臣公布了数十年来英国政府“最紧缩”财政预算，紧缩预算案有望使本届政府在５年任期内将财政赤字降至占国内生产总值１%水平。其中，削减赤字目标的７７%将通过削减开支达成，剩余部分将依靠增加税收完成。与此同时，法国财政部长也誓言坚决削减支出，甚至暗示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紧缩预算，并宣布在今后三年内削减１０００亿欧元（１２４０亿美元）公共开支。而德国计划从明年起至２０１４年削减财政开支大约８００亿欧元（约合９８０亿美元）。
但我认为造成财政困难的核心是欧美国家的福利制度。许多欧美国家都奉行高福利的社会经济政策，几乎涵盖了人们的生老病死、失业、退休、住房等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内容广泛，项目繁杂。一旦适逢国际经济形势不好，欧元区经济发展放缓的话，高额的福利就会成为政府沉重的负担。而执政者出于选举的需要，不敢对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还要继续维持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就进一步造成了财政的入不敷出，甚至要靠举债度日。如美国近些年来大力推行全民医保计划，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费用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到2009年，美国联邦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项目总额为7963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6%；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欧洲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现在这些国家基本上都会面临失业、老龄化、财政、社会安全、文化等方面的危机。
我认为欧美现在需要这样的政治家，第一他要把这个事实摆出来，告诉民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第二他能把把保险金削减一个相当比例，这才能够让欧洲各国恢复活力，重建竞争力。在现行的体制下，这些国家正在逐步变为寄生国家，这却正是需要极力避免的。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问题。民主制是一个单循环，政府只是在想尽办法讨好老百姓，但讨好的过分，像现在这样，就反而把人民的利益真正损害了。
我认为自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中国采取的措施还是比较得当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削减预算，反而增加四万亿的投入，没有造成经济的进一步恶化。
五、关于恢复制造业
在美国时，我和哈特教授讨论过关于美国恢复制造业的话题，我想他的观点可以代表美国社会的主流想法。他认为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想要重振经济，最大的出路在于恢复美国本土的制造业。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从 2001年到2010年，十年间美国本土制造业呈直线下滑的态势。那么如何在当前条件下恢复制造业？他提出的方案就是鼓励用机器人代替人工，发展3D打印技术，发展页岩气。不只是在美国，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想法。英国时任首相布朗曾率领自己内阁的全体人马从伦敦开赴号称“英国制造业中心”的伯明翰考察，发起“制造业战略”，希望来恢复英国的制造业。
但是，我认识欧美想通过恢复制造业来重振经济的思路是行不通的。因为即便美国政府对制造业进行政府补贴，和亚洲、非洲各国相比较，完全没有任何竞争优势，所以不可能恢复到他们预想的程度。
那么欧美应该如何应对制造业不振的这个事实？我认为还是要从源头上来寻找办法。现在的产业价值链变化有三个规律：产业分解、产业融合以及业态创新。在产业价值链分解的过程中，美国新分解出的细分产业都到了其他国家；又因为业态创新，美国的很多新产业又都纷纷外包。所以现在美国的产业政策都是围绕反外包、反价值链分解展开。然而实际上，价值链的这三个变化是价值运动的规律导致的，不是政策所能制约的。我认为美国应该走产业融合之路，就是围绕终端需求，组合不同产品，形成解决方案。美国的IBM、通用是全世界解决方案的先驱，只有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才能抓住全面的科技创新和关键环节的制造。中国的中关村在经历了产业价值链分解和外包等业态创新之后，现在开始做产业融合。当前中关村做融合做得好的企业，一般是研发领先的企业，他们能将关键零部件的制造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的专利知识自己掌握，而其他都放开让别人做。这样他们在竞争中反而就能把握主动权。
六、总结
总之，延迟退休、削减预算和恢复制造业这三项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策略，我是不赞同的。影响制定这些策略的主导认识还是经典的经济学思想，仍然是在既有的规则之下进行运作，但是这次金融危机情况和以往大不相同，原有的框架已经没有办法解释新的情况，新经济的因素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想要寻找到真正能解决这次危机的办法，只能是立足于新经济的现实状况，认真分析研究，提出合乎新经济特点的应对策略来。
（作者系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