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与北美、欧洲逐渐呈三分天下之势。然而，与欧洲、北美等核心区域相比，东亚的安全架构是最不稳定的。该地区存在着几乎所有能想到的不稳定因素：缺乏有力的安全机制、不稳定的大国关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领土(海)争议、历史仇怨、核扩散、民族分裂等等，甚至朝鲜与美韩两国仍然处于停战状态，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两侧号称是当今世界兵力最密集的地区。这些安全隐患集中在中国周边地区，近年来主要以领土(海)主权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诸如海上航道安全、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甚至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
对于这种状况，东亚各国的官方和学者都在纷纷探寻实现东亚安全的可能途径。基本上，中国学者比较倾向于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多边合作机制，认为中国应积极参与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西方学者大多仍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东亚地缘政治格局，认为必须依靠美国霸权支撑的联盟体系才能维持东亚安全稳定；而东南亚国家学者坚定支持东盟组织，认为东盟未来可以建成东盟共同体，并进一步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应该说，这些途径都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的可行性，不过东亚的安全状况远比这些观点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更复杂，而这些解决安全问题的途径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效果也差强人意，中国的周边安全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本文将对上述三种思路加以分析，分别找出其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并为解决中国周边安全问题，实现东亚的长治久安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虽然东亚已经存在多种安全机制安排，官方的有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军事同盟和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半官方的有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非官方的则有各种论坛和国际会议，但是东亚的整体安全状况却呈现不断恶化的态势，中国的周边安全也随之趋于持续的紧张。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直接原因是各国间的热点问题经过持续发酵，又进入了新一轮暴发的周期；浅层原因是东亚一直缺少有效的安全机制，以至于争议问题不但不能得到解决，反而被不断激化成为热点问题；深层原因则是东亚国家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安全架构正处在一个新的调整期和磨合期。多边安全合作、霸权稳定和建立安全共同体在后两个层次上都试图为解决东亚安全问题提供思路，但在现实操作层面都遇到了难题。
(一)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观念与主导权之争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存在可以帮助国家确定利益所在和规范国家行为，从而有助于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基于对国际上已有的安全机制的信任和对在东亚建立安全合作机制的向往，中国学者大多支持多边安全合作，并主要从功能主义和多边合作的角度来开展研究，主要强调多边和机制建设两个核心因素。尽管多边安全机制广受欢迎，不过当前已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均遇到了困难。
共同的观念和规范是主权国家进行合作的重要基础，而目前东亚国家间很难说有统一的观念和规范。比如东盟成立之初确立了“国家绝对平等、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非正式会谈”等原则，这些方式成为东盟确立并延续至今的重要保证。但是，延续了几十年并曾被赞誉为“东盟方式”的东盟合作机制与原则，如今也面临着改革的争论。反对的意见认为协商一致导致效率低下，不干涉内政则使得东盟有时会漠视成员国发生的需要帮助的灾难性事件，以及可能影响区域整体利益的事件。如果说东盟国家仍然有可能在改革后的东盟原则上达成一致，那么另一些矛盾则有些不可调和，即以美日为代表所提倡的人权大于主权、单边行动等理念与以中国为代表所提倡的主权不可侵犯、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之间的矛盾。日本一直没有放弃要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建立亚太“自由之弧”的想法，极力在东亚推销价值观外交。此举就连日本媒体也承认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印战略合作不断升温，而中日之间则不断拉开了距离。因此，东亚国家之间在共同观念和规范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培养和发现。
主导性大国是实现多边合作的另一个必需条件。大国的意愿和行动是多边合作的主要推动力，共同的观念和规范也往往是由大国提出、确立并加以推广和维护。对于东亚来说，多边合作的最大问题可能不是缺少主导大国，而是主导大国太多了。美国和中国，中国和日本、东盟内部都存在主导权竞争的问题，俄罗斯也是一支不能忽视的力量，而印度则不断表达希望发挥与其大国抱负相匹配的作用。由于各大国互不相让，互不信任，而东盟又最不具有威胁性，所以目前各大国也乐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东盟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东盟在实现一体化过程中加快了步伐，希望能够在大国竞争格局明朗前练好内功，维持自己的驾驶员地位。东盟地区论坛(ARF)作为东亚唯一一个政府间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在难以推动传统安全问题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只得将工作重点转向了预防性外交和非传统安全领域。这实际上并不是成立该论坛的初衷。
机制建设则一直是东亚传统的短板，也因而更成为很多学者的理想。但是，建立东亚安全机制也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制度的效用，二是制度的分配。东亚各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各不相同，东北亚依然残留有冷战的遗产，东南亚国家则时常面临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中日之间仍然笼罩着“历史问题”的阴影，而面对中国的崛起，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将之视为机遇。制度的分配问题来源于理论设计上的一个缺陷。任何制度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政治含义，而如果一项制度产生了效用，那么必然会产生“谁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什么，如何得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当前很多国际制度面临的问题，中国学者就曾批评现有的国际制度，认为其目的是“维护和延续西方国际社会体系”，是为跨国资本利益服务。对于东亚来说，无论哪个国家或组织主导一项多边安全机制，恐怕都难以避免类似的追问。
(二)霸权稳定：正在消失的霸权
霸权稳定论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最早由基欧汉提出，由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金德尔伯格奠定理论基础，再由克拉斯纳和吉尔平等人补充成形并加以完善。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要维持稳定，必须要有一个霸权国家的存在，该霸权国家能够并且愿意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提供诸如国际经济制度、稳定的货币体系等国际公共物品。如果缺少霸权或者该霸权国处于衰落，那么国际体系就有可能陷入混乱或者发生战争。美国在东亚地区具有现实利益和传统影响力，一直是东亚地区安全的结构性因素之一。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军事同盟等双边关系，美国保持着在东亚地区的前沿存在，实际上部分承担了东亚地区国际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直到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的东亚政策一直是保持东亚驻军及军事同盟战略，以求在东亚安全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保证以美国实力及干预政策为基础的“霸权稳定”。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也倾向于用联盟理论、均势平衡等视角解读东亚安全。不过，随着中国等一系列新兴国家的崛起，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稳定在东亚正面临着重大挑战。
首先，美国的霸权地位正在相对衰落，已经难以维系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上的东亚安全体系。美国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20世纪自由和专制之间的伟大斗争以自由力量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证明实现国家富强的唯一模式是：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和举足轻重的经济、政治影响力。”然而仅仅过了5年时间，从伊拉克战争的恶梦中醒来后，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立刻谦逊许多，不仅突出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强调与盟国关系，还专门提到要获得北约和联合国的支持。这种态度的转变表明美国已经认识到自己实力的下降，认识到单靠美国一国之力难以维系世界安全。尤其是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更让全球经济卷入金融风暴。
此后，以美元维系的世界金融体系遭到严重质疑，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受到欧元和人民币的不断挑战。因此，虽然美国在近两年高调重返亚太，试图重塑在东亚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顾此失彼的货币政策让美国在海外的声音显得苍白无力。
其次，美国在东亚的霸权体系主要是靠双边军事同盟来维系，这对于双边关系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安全俱乐部有矛盾的国家来说则存在着“安全困境”的问题，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反而成了不稳定因素。比如美日同盟，冷战后经过不断调整和转型，由美国独力在亚太前沿驻军和承担安全义务逐渐演变为“美日共管”，日本在外交和战略上转向“联美制华”。中国成为美日同盟不言自明的指涉对象。因此，在东亚，中国的“大国崛起”与日本的“政治崛起”几乎同时发生，中日两国是否会进入大国对抗状态成为东亚安全面临的巨大考验。
最后，东亚从来也没有处在美国霸权体系的核心位置，也没有形成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安全秩序，相反，东亚的大国———中国就一直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而东南亚国家早在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其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大国的影响。东亚的大多数国家也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冷战结束后，东亚国家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一度从自由贸易体系中获益良多。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使东亚国家的经济努力毁于一旦，也让东亚国家认识到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维系的西方政治经济秩序的虚伪性。正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合作，先后建立了“10+1”、“10+3”、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而美国一直被排斥在这个进程之外。
随着美国地位的相对衰落，世界权力的重心持续向亚洲转移。对此，美国也不得不接受现实，对东亚战略进行调整。不过，当前美国的东亚战略仍在“霸权影响”和“霸权控制”间进行摇摆，还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位。这种战略混乱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在东亚不断介入矛盾，挑起事端，在中国的周边进行各种军事演习，成为了一个混乱的制造者而不是稳定的维护者。
图：美国的亚太军演愈发的频繁
(三)安全共同体：遥远的蓝图
近几年来，从建构主义角度探讨东亚安全合作成为一股新兴的潮流。著名加拿大学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Acharya)认为东盟正在通过“东盟方式”走向一体化，通过社会交往，相互影响，设定规则，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建立认同等方式，东盟有望在未来实现安全共同体。阿查亚的观点在东盟国家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东盟也将建立安全共同体设为中期目标，甚至在2007年东盟峰会上将实现这个目标的期限由2020年提前至2015年。在此基础上，更多的讨论开始涉及东亚共同体。针对东亚很多会议“说得多、做得少”的观点，不同意见认为现在东亚地区的各种会议和对话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有利于催生地区政治文化、集体身份和共同规范，而这些因素对于共同体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
与此同时，由于原先预判的东亚混乱局面并没有出现，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东亚安全格局，认为东亚小国的意愿和态度在东亚安全合作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也开始从机制建设和地区认同等角度探讨东亚安全合作。
如果说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是一个长期工程，那么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只能说是一个长期目标。将东盟安全共同体简单扩大至东亚范围，其实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东盟具有很多东亚这个地域范围所不具备的条件。首先东盟的集体认同正在逐步形成，各成员国不断加强“东盟意识”。比如有的东南亚学者对中国用“10+1”“10+3”的叫法称呼与东盟的合作提出抗议，认为应该用“ASEAN+1”“ASEAN+3”，因为10意味着10个国家，而ASEAN才是专指东盟。其次，东盟已经通过了《东盟宪章》，这使得东盟具备了法人资格，为未来的共同体建设奠定了法律基础。最后，东盟是中小国家的联盟，无时不刻面临着外部大国的威胁，这种外部压力迫使东盟强化内部团结，增强对外竞争力。同时，不断增加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从另一方面为东盟合作提供了动力。非传统安全领域里很少存在安全困境，一国增强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能力的大部分行为，不但不会对他国造成威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集体福利的增强。所以说，与欧同体相比，“东盟的安全共同体，并不是以经济相互依存和政治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自由—民主环境的产物”，而是在地区各国发展水平低下、经济依存尚未得到发展、国内安全问题突出的情况下的一种“相互学习和形成集体的自觉行为”。
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边界首先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东亚峰会将合作范围扩大至“10+6”，乃至“10+8”，许多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诸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俄罗斯、美国等国的加入只能将东亚峰会变为一个讨论会，共识也只能在最宽泛的层次上才能达成。共同体强调身份的塑造和重新界定利益，而东亚国家之间仍然普遍存在着历史问题和领土纠纷，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了双边关系中敌对的一面，而敌人意象则抵消了政府为改善关系而付出的大部分努力。东亚大国之间的关系往往在“冰冻—回暖”之间往复循环，谈不上什么集体认同，距离东亚安全共同体的目标也更加遥远。
虽然霸权稳定、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以及安全共同体构想在部分程度上都有所实践，但均未能化解东亚目前所面临的安全忧患。中国作为传统东亚大国、新兴世界大国、周边安全矛盾众多的国家，其周边安全早已与东亚整体安全状况形成了互联互动的关系，中国的周边安全就是东亚安全现状的具体体现。
(一)中国周边的安全挑战
自2008年以来，受金融风暴的影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深陷债务泥潭，实力相对下降，而中国经济则快速从危机中恢复了活力。这种此消彼长的格局让中国成为世界的焦点，同时也让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实力产生了疑虑。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周边安全重新成为热点问题，并成为其他大国牵制中国发展的抓手问题。在东北亚地区，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成为美韩、美日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借口，美国的航空母舰由此得以深入中国近海黄海海域参加军事演习。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在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上的争议仍然持续发酵，成为影响两国互信的重要障碍。
相比较于东北亚，南海地区更是暗流涌动，风云变幻。南海周边国家重新热炒对南海岛屿和周边海域的主权争议，菲律宾和越南等多个国家试图通过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来实现利益的分割。与此同时，美国也越来越积极地介入南海争端，试图借助这一问题重新塑造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在此背景下，2009年，南海发生了美国“无瑕号”事件与中国潜艇擦撞美国“约翰·麦凯恩”号的事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被美国指责为咄咄逼人，并声称美国的航行自由受到了影响；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出席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时又提出南海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要求维护在南海航行的自由。她的发言被认为是美国直接干预南海问题的标志。2011年9月，印度又高调宣布要与越南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这让南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进一步加剧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趋势。
上述安全争议都不是新生事物，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形成热点问题，一方面在于东亚长期缺乏足够的机制安排和互信，另一方面也是部分国家的故意为之。这些安全争议多数涉及领土归属，但是又没有达到危及国家全面安全的程度，当事方更关心的是对资源的控制权；各国并没有决心要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些争议，而是在争夺实际控制权，为和平解决和走国际法通道争取法理依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台前还是幕后，都能看到美国因素的作用。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但由于美国实力的下降，能投入到亚太地区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因此美国不得不更加借重与传统盟国和准盟国的关系，同时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客观上起到了牵制中国的作用。
更深层的原因是，东亚地区出现了国家群体性的崛起，国际权势正在从英美等西方国家向新兴国家群体的转移。除了中国与印度属于新兴的金砖国家外，越南、印尼等国家的发展势头都令人瞩目，客观上维护利益和争夺权力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增加。实力对比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安全格局的调整，权力转移给东亚国家带来的首先就是原有安全感的打破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甚至是对旧秩序的留恋。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已经不能继续为东亚地区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机制安排和共同体建设在短期内难以发挥可见的效用，东亚安全几乎进入一种半丛林状态。
(二)重塑安全观
著名的安全专家，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巴里·布赞很早就提出了新安全观的概念。他将安全的定义和范畴从传统的政治、外交、军事范畴扩大到了社会领域，认为人与社会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并把安全划分为五个主要领域：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当然，用更加通俗的划分方法就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如今，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成为多数国家追求的重要目标和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比不会导致安全困境，相反，各国对非传统安全的追求有助于增加各方合作的愿望，更容易形成多边相互依赖。非传统安全强调的社会性不仅可以减少刚性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还可以为弱化冲突提供回旋余地，有助于多方共赢局面的形成。
东亚地区目前局势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各国过于强调争议问题对传统安全构成的威胁，甚至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被当作了传统安全问题。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一些国家主要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争夺油气资源，却要因此而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以至于事态不断被激化，反而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应该在东亚地区倡导综合安全的观念，确立传统安全最终是为非传统安全服务的思路，真正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延缓问题的发生。
当然，非传统安全问题只能缓和而不能取代传统安全关切。在追求传统安全的过程中，现代国家也要更注意方式和手段。对国家传统安全的威胁通常来自三个方面：对国家观念的威胁、对国家物质基础的威胁和对国家制度表达的威胁。在应对这些威胁，追求国家安全的过程中，“哥本哈根学派”强调安全的“双向性”，即安全应当是相互保证共同生存，承认他人的合法的安全关切，这样的安全才具有可持续性。所以，东亚国家在追求传统安全的过程中应考虑到双向性，在维护自己国家安全的同时也要照顾周边国家的舒适度，避免安全困境的出现。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鉴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人口和经济规模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国际社会经常会对周边小国抱有天然的同情和袒护心态，这就尤其需要中国在表达自己的传统安全需求时更加谨慎，但必要的时候又必须坚决。
在实现安全的途径上，非传统安全主要依靠多边途径来实现，而传统安全更依赖双边对话和沟通。东亚国家政治生态多种多样，安全关切也不尽相同，因此简单的多边安全合作达不到量体裁衣的效果，只有通过双边对话，在对话中了解对方的安全关切，增加互信和透明度，并予以制度保证，才能切实保证双向和持久的安全。在中日之间、中美之间频繁举行的高层会晤、军方互访和大量的军事对话机制，以及开通军事热线都是有效双边对话的证明。与此对照的是，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多边安全论坛都有了式微的迹象。
(三)重塑中美关系
对于任何地区来说，大国都对地区安全负有更大的责任。地区安全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大国关系的稳定。对于东亚来说，除了现实可行的双边安全对话外，如何实现大国协商，维护关系稳定也是一个长期的挑战。而东亚最主要的一对大国关系就是中美关系。
由于美国正处在总统大选期间，中国再一次成为各种不景气的替罪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2012年1月5日，美国发布的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正式宣布了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这个报告旨在在新的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下确立美军新的战略目标，它明确宣布了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而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这个根本性的调整反映了美国对亚太地区在未来的财富分布、安全问题和全球影响力等方面的重要性的认识。而不幸地是，美国的战略调整与中国的崛起势头相互碰撞，加深了相互的猜疑，为该地区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其实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不可能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复制，这已经成为中美政治高层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所以，中美首先需要增加在战略层面的协商。协商并不是合作，合作是国家达到某个目标的手段，而协商是在确定目标过程中的妥协。建立大国协调并不是要求某一个国家服从另一个国家的意志，而是要求有志于建立协调关系的大国都能有勇气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目标。对于这一点，中美双方似乎都不太愿意委屈自己。这个新的军事战略报告以“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命名就暗示了美国不妥协的立场。而很多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崛起给西方带来的冲击是可以管理的，并不是对现有西方秩序的颠覆。当然，中国也需要用行动来证明，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不会轻易挑战美国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权力之争，而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带给已成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共同挑战。因此，中美塑造新的关系，必须要跳出传统的权力制衡思维，乃至军备竞赛的老路，而是共同致力于建立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模式，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解决人类共同的难题承担国际责任。毕竟，中美之间早已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舟共济”关系。
结语
中国有14个陆地邻国，8个海上邻居，与其中的多数国家都有领土海洋权益之争，是世界上周边安全形势最复杂的国家之一。霸权稳定，多边合作机制以及安全共同体都不能彻底实现东亚安全，也无法解决中国的周边安全困境。正是因为缺少普遍有效的安全表达途径，东亚安全问题成为21世纪世界关注的焦点，客观上也制约了该地区进一步的发展。东亚安全问题的集中爆发，尤其是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大的背景是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规范重组在安全领域的体现，小的动力则来源于周边国家的政治冲动，美国因素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东亚的安全，应该是集体贡献、各国共享、可持续的安全。要实现这一点，中国必须更加重视周边，坚持并深化睦邻友好政策，在东亚倡导树立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安全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东亚各国可以通过双边安全对话增加互信和透明度，通过大国协商一致建立东亚安全框架，在多层次的安全合作中实现东亚的持久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