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北非的利比亚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而成为世界上多种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之所。开端于突尼斯和埃及而后遍及整个北非，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引起中东地区社会秩序的动荡。而利比亚的政治变局更为严重，由于以法国为首的北约的外部力量干预，利比亚政治变局发展成为利比亚战争，并导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他本人也死于非命，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的“卡扎菲时代”最终画上句号。北约干预利比亚内乱是北约新战略的具体实施，但给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政治重建带来重重困难。本文拟通过对最近利比亚政治局势发展的分析，总结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治重建而临的挑战，以期把握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政局走向，为我国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2011年10月23日，“过渡委”主席贾利勒在班加西表示，利比亚全国解放。利比亚正式进入了政治重建时期。早在2011年8月3日，“过渡委”就公布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宪政宣言))(ConstitutionalProclamation)，不仅阐释了主权在民、法律而前人人平等、保障个人权利、建立多元民主制度、突出伊斯兰教的地位等利比亚政治重建的原则，而且还框定了利比亚政治重建的时间表。具体而言，利比亚全国解放之后，“过渡委”将移至首都的黎波里，并在一个月之内组建“过渡政府”；八个月之内选举出由200人组成的“国民议会”。届时，“国民议会”取代“过渡委”行使主权，前者负责组建“临时政府”和由60人组成的制宪委员会。宪法草案公布之后举行全民公决，获得2/3的赞成票方可通过。2013年中期，利比亚举行立法机构的选举，还将依据新宪法建立永久政府，从而最终完成政治重建。
利比亚的政治重建正是按照这一时间表进行的。2011年10月31日，己迁至的黎波里的“过渡委”选举阿卜杜勒？拉希姆？凯卜(AbdelRahimal-Keib)为利比亚临时总理，并授权组建“过渡政府”。2012年2月，利比亚成立“高级选举委员会”。3月28日，利比亚通过了选举法，规定“国民议会”200个议席中的80个议席由政党推举的候选人中选出，其余议席由独立候选人通过选举产生。4月25日，“过渡委”颁布法令禁比以宗教、部落和族群为基础的政党参选。7月7日，利比亚举行“国民议会”的选举，投票率为6200。在政党选举中，21个政党获得议席，其中“全国力量联盟”(NationalForcesAlliance)赢得39席，而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正义与建设党”(fusticeandConstructionParty)只得到17席。8月8日，“国民议会”取代“过渡委”行使国家权力，马贾里亚夫一o""(MohamedYousefeMagariaf)当选“国民议会”主席。10月14日，“国民议会”选举扎伊丹(AliZidan)为临时政府总理，负责组阁。扎伊丹的内阁名单获得通过，新政府基本体现了地区之间的平衡。如今，利比亚政治重建而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制定一部利比亚各派都能接受的宪法。
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利比亚的政治重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同样而临着严重的挑战。利比亚的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各地武装冲突不断，甚至连中央政府和美国大使馆都遭到袭击，导致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内的4名外交官丧生。利比亚各政治派别和武装组织对于政治重建道路的选择以及政府权力的争夺相持不下，致使选举一再推迟，内阁名单难产。这主要是由于卡扎菲留下的“历史遗产”。与埃及和突尼斯相比，利比亚政治重建是在政治体系完全崩溃基础上进行的，缺乏制度化力量的保障。利比亚政治重建而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而。
在利比亚政治发展的历史上始终伴随着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博弈。卡扎菲政权倒台之后，利比亚而临着重新建构政教关系的挑战。如今，利比亚国内的政治伊斯兰派别主要有：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正义与建设党”，军事伊斯兰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改变运动”一别支持的“祖国党”以及萨拉菲主义者。穆斯林兄弟会是利比亚最具组织性和影响力的政治伊斯兰力量。他们奉行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批评“全国力量联盟”奉行的世俗主义，主张强化伊斯兰法在未来利比亚国家建构中的作用。但穆斯林兄弟会也存在缺陷，‘已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过从甚密，其政治纲领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流亡海外，在利比亚缺乏组织和民众基础。此外，2007年，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其他伊斯兰组织与卡扎菲政权实现了和解，损害了其在民众中的形象。这也是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未能赢得选举的主要原因。
利比亚爆发政治危机后，卡扎菲政权的一些官员、流亡海外的反对派和国内的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构成了利比亚政治反对派的主力，他们主导了“过渡委”。一们利比亚政治重建开始之后，利比亚的世俗派别组建了数十个政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国力量联盟；。后者是由50多个政党、数百个(名)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组成的政治联盟，由前“过渡政府”总理贾布里勒(Mohmoudfibril)出任主席。“全国力量联盟”认为可以将伊斯兰法作为立法的指导；利比亚重建的目标是建立具有包容性的世俗民主国家；反对联邦主义和伊斯兰政党的主张。但它也具有组织松散，与卡扎菲政权联系密切等问题。
利比亚不同的政治派别在政治重建道路的选择，特别是伊斯兰教在未来利比亚政治和司法领域的地位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如今，这些矛盾己逐渐显现出来。正是因为“全国力量联盟”和“正义与建设党”在政治主张上的分歧和对立，使两者都没能将自己的候选人推上国家元首和总理的位置。但是，利比亚的政治派别都存在着缺陷，在相互博弈中不可能完全压倒对方。双方的矛盾在未来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将体现得更加明显。
历史上，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塔利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个地区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从未形成统一的国家。利比亚独立之初，实行的是建立在部落协商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以及由的黎波里塔利亚、昔兰尼加和费赞组成的联邦制。昔兰尼加地区部落和赛努西教团是其统治的基础。卡扎菲上台后，利比亚建立了实行“直接民主”制度的“民众国”(famahiriya)。各级“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取代议会和政府成为利比亚主要的政治制度。卡扎菲向地方派驻官员，改变部落与地方行政区划重合的状况，以便削弱部落的政治参与。卡扎菲宣扬泛阿拉伯主义，打压国内的伊斯兰主义，试图借此整合利比亚民族国家，强化中央政府权力。但这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强社会弱国家”的局而，昔兰尼加地区的部落力量和伊斯兰主义仍然是威胁卡扎菲政权的重要力量。而且卡扎菲设计的政治制度具有“去制度化”的倾向，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官政府、政府职能的扩展和完善等政治发展理念背离。
因此，尽管利比亚建国己有半个多世纪，但却未能解决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以及部落还是民族国家等一系列基本政治问题。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这些问题己开始凸显。例如，利比亚东部地区宣布自治，要求恢复联邦制；伊斯兰主义者抨击利比亚新政权的世俗化倾向，要求参与政治决策；部落间的矛盾升级，支持卡扎菲的部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部族主义认同超越民族国家理念。因此，利比亚政治制度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政治派别权利的分配，以及政治发展的前景。事实上，利比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传统并不会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倒台而出现突变，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不能一步到位。因此，在保证政治进步的前提下，如何通过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包容性政治制度，吸纳包括曾支持卡扎菲的政治力量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参与政治重建，从而实现政治稳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改革是利比亚的政治精英而临的紧迫问题。
第三，利比亚国内社团严重对立，社会安全难以保障。
尽管利比亚社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一131和高达77%的城市化率，但部落和家族仍然在社会政治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利比亚有140多个部落，其中影响大的有30多个。20世纪80年代之后，卡扎菲开始倚重自己的家族和部落力量维护其统治。在卡扎菲政权中，最核心的是其家族和所属的卡扎法部落(Qadhadfa)，并且与利比亚最大的两个部落瓦法拉(Warfalla)和马加哈(Magarha)联盟。由于东部的萨阿迪部落(TheSa""adiConfederationofTribes)与伊德里斯王朝有着密切联系，受到卡扎菲政权的压制。一1}〕因此，卡扎菲建立了一种具有同心圆结构的“部落等级体制”。另一方而，卡扎菲又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不同部落之间的矛盾以便渔利。利比亚不同的部落和家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各地相继建立了基于特定社会集团的“军事委员会”。这些地方武装组织成为家族和部落争权夺利的工具，导致利比亚各地频繁爆发武装冲突。规模较大的有贝尔哈吉控制的的黎波里军事委员会，米苏拉塔和津坦(Zintan)的武装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除卡扎菲故乡班尼瓦利德之外，武装冲突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卡扎菲政权支持者和反卡扎菲力量的冲突，而是社会失序和失控的表现。此外，伊斯兰极端组织也开始向利比亚，特别是向东部地区渗透。自称对袭击美国大使馆负责的“安萨尔组织”(Andaal-Sharia)和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当今利比亚政府在政治危机期间就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并没有建立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如今，利比亚政府主要依靠革命期间起义的军队，并且通过向西方武装组织发放薪金，在形式上与地方武装建立了隶属关系。事实上，地方武装仍然各行其是，中央政府无法对其进行控制。政府颁布的收编和裁撤地方武装的法律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地方武装还多次袭击利比亚政府。安全形势恶化是制约利比亚政治重建的重要因素。
当代利比亚的政治变迁伴随着外部力量的介入。艾德里安？佩尔特(AdrianPelt)认为，如果没有大国博弈和联合国的支持，利比亚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独立是不可能的事情。尽管利比亚己开始政治重建，但其中央政府权力有限，地方武装尾大不掉。因此，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国际社会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获取利比亚的能源才是其介入利比亚冲突的根本目的。2012年2月，利比亚日产原油150万桶，己恢复到战前水平。据一些西方媒体报道，利比亚的大多数油井都在北约军队的控制之下。一绷因此，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利益基本实现，己将视线转向叙利亚，而对利比亚的政治重建支持严重不足。贾布里勒失望地说，“西方国家抛弃了利比亚，后者正处于权力真空和安全失序。卡扎菲政权倒台后，海湾国家纷纷在利比亚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关系密切，沙特对于利比亚的萨拉菲主义影响甚大，贝尔哈吉的武装则获得卡塔尔的支持。这不利于利比亚的政治重建。西方国家曾公开批评一些海湾国家为追求本国利益而削弱利比亚新政权。
联合国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2011年9月，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UnitedNationsSupportMissioninLibya)，帮助利比亚恢复公共秩序、制定宪法和举行选举，以及推动政治对话和民族和解，并且还解除了对利比亚海外资产的冻结犷绷但是，与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不同的是，联合国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只起着建议和咨询的作用，因此其作用非常有限。双方在派驻维和部队培训利比亚警察，审判卡扎菲次子赛义夫等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矛盾。总的来看，尽管利比亚新政权主导着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但却没有能力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予利比亚以有力的支持，利比亚的政治重建充满不确定性。
利比亚己选出“国民议会”，负责组建政府和制定宪法，迈出了政治重建的关键一步。但由于利比亚国内外存在许多的矛盾，其政治重建充满变数。
首先，利比亚分裂的可能性不大。尽管部族政治以及与其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在利比亚根深蒂固，不会随着利比亚的政治重建发生突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利比亚会出现“苏丹化”(南北分裂)的现象。与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族群和教派分裂严重的国家相比，利比亚的族群和教派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而且其主要政治派别在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内战。利比亚的民族国家构建存在着一个以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民族为基础的“国族”(nation)。在利比亚，民众对于部落和家族的认同要强于国家认同。这主要是源于部落和家族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安全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国家”的角色，具有一定的权威。然而，部落既可以成为争夺资源和权利的载体，同样也可以成为国家和解的基本单位。而且利比亚部落保留着通过对话机制解决冲突的传统。正如一位利比亚学者所说，在利比亚，对部落的忠诚和认同是部落间达成一致，以及国家统治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利比亚东部地区之所以要求建立联邦制，并不是因为前者要独立建国，而是担心“单一制”可能使其再次处于边缘地位。
在2012年公布的选举法中规定，“制宪议会”的决议需2/3的议员批准，这将导致利比亚的任何地区都无法单独控制“制宪议会”。而且昔兰尼加地区的人口只占到利比亚总人口的20%。即使在昔兰尼加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赞同联邦制。一川根据民调，利比亚东部地区仅7%的人支持联邦制度。利比亚因此不大可能通过一部实行联邦制的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利比亚的地区和部落间势必存在着激烈的博弈，昔兰尼加地区可能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各地区和部落间的关系也将向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这将改变卡扎菲统治时期昔兰尼加地区地位低下的状况，有助于利比亚的稳定。
其次，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可能建立一种更加平衡的关系。阿拉伯国家持续动荡推动了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如今，伊斯兰主义者，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己在突尼斯和埃及赢得选举，并构成了叙利亚反对派的重要力量。利比亚社会宗教气息浓厚，相对保守，是伊斯兰主义生存的土壤。根据对利比亚东部地区的民调，85%的民众认为宗教应当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占有一席之地，73%的民众认同宗教领袖。，z}}但是，利比亚的伊斯兰主义仍然主张在宪政基础之上来强调伊斯兰教的地位。甚至保守的萨拉菲主义者也认为在与沙里亚法不矛盾的前提下，可以实行多党民主制度，反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极端的伊斯兰化政策，反对联邦制和外国的干涉，主张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
尽管利比亚国内的世俗力量较为分散，但他们是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主力，而且具有一定的执政经验和政治号召力。可以说，利比亚的世俗主义是与伊斯兰主义势均力敌的一股政治力量。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世俗力量的胜利便可见一斑。从意识形态上看，利比亚的世俗力量坚持政教分离的同时，也认可将伊斯兰法作为立法的来源。他们还极力反对媒体为其贴上“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标签，强调自身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的特征。尽管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并非不可调和。伊斯兰法侧重于规范婚丧嫁娶和财产继承等私人领域的行为，而在公共领域则较为灵活。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矛盾更多的是现实政治的矛盾。如果说卡扎菲统治时期世俗与宗教是一种中心与边缘、权力与抗争的关系，那么，如今两者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因此，两者的归属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形成一种具有包容的、更加平衡的政教关系。
第三，利比亚地区政策的重心转向阿拉伯国家，将与西方建立更为平衡的关系。利比亚具有阿拉伯、伊斯兰、非洲、马格里布等多重国家属性。利比亚国家属的界定不仅影响其外交政策，而且也影响到国内的政治认同。因此，对于利比亚新政权来说，地区政策的提出显得尤为重要。在卡扎菲执政时期，利比亚的地区政策经历了由泛阿拉伯主义向泛非主义的转变。然而，在利比亚战争中，海湾国家和埃及积极支持反对派，而非盟则试图通过调解解决利比亚的国家冲突。利比亚反对派认为非盟站在卡扎菲一方，对非盟存有芥蒂。根据民调，在利比亚东部地区，84%的民众对阿盟有好感，而对非盟有好感的只有16%。另一方而，利比亚新政权开始强化阿拉伯认同的同时，也出现了种族主义的苗头。卡扎菲执政时期，利比亚招募了1万人以上的黑人雇佣军，以及150万的黑人劳工。卡扎菲倒台后，在利比亚的黑人成为替罪羊，数千人被逮捕入狱。这不仅使非洲国家失去了大量的侨汇收入和经济援助，而且也引发了非洲国家的反感。因此，随着伊斯兰势力的上台，利比亚的地区政策势必转向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
利比亚对西方国家的政策也将发生转变。“9”11”事件之后，卡扎菲在满足了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要求的条件下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这种“屈辱”的方式也严重地削弱了其革命民族主义的合法性。“过渡委”在安全、经济、外交等多方而依靠西方国家，而且其领导人很多也都有西方背景，因此奉行亲西方的政策。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利比亚社会中的反西方主义势必在其外交政策中有所表达。2008年，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就批评卡扎菲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要求与西方建立更加平衡的关系。一3.利比亚石油出口对西方国家市场的严重依赖，]也使利比亚与西方关系不大可能出现逆转。如果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利比亚将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国家拉开距离，采取更加平衡和独立的外交政策。
亨廷顿在1969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强调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政治稳定，为了这一目标即使部分牺牲民主制度也在所不惜。一川但利比亚为了民主制度，借助外力摧毁了卡扎菲稳定的威权主义政权，政治秩序处于动荡之中。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曾预见性地指出，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各种力量将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戏。尽管罗纳德的说法有点悲观，但利比亚的政治重建确实而临着重重困难。利比亚政治重建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能否在维护国内安全的前提下建构一种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政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部落和地区的权利分配。据统计，利比亚未来十年重建需要2000-48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而利比亚在国外资产高达1400多亿美元，每年还有将近6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因此，利比亚完全有条件实现政治重建。但部族政治、公民社会的发育、伊斯兰民主制度的建构无疑是长时段的变量，利比亚要实现民主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