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落实“走出去”战略，现在正逢时机。
在看到这个时机的同时，也要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以平常心看待“走出去”。所谓平常心，就是不温不火、不慢不急，坚持商业决策和稳健经营，要尽可能把所有风险考虑到，以一个按部就班的速度，按照市场规律“走出去”。如果政策正确的话，我们会拥有一个比较长的战略机遇期，所以不用太着急，不能急功近利。
落实好“走出去”战略，事关中国经济安全。中国经济两头在外。一方面是原材料、能源高度依赖国际进口；另一方面是产成品销售高度依赖向国际市场出口。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此，但其脆弱性也在于此。落实好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是缓解这一脆弱性的关键一步。
本文总结的“走出去”的经验教训和应该坚持的几点原则，旨在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率，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走出去”的现状和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2000年，改革开放以后很长时间，中国主要处于“引进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低，累计对外投资不足300亿美元；第二阶段是2000年-2008年，中国首次将“走出去”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同时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第三阶段是2008年至今，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海外资产估值较以往偏低，海外“抄底”机会来临，对外直接投资在单一投资规模和投资数量上都取得了超常规发展，2008年一年的对外投资规模比1980年到2005年的总和还多。截至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3642亿美元，涉及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
与美、英、德等老牌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流量还是从存量来看，中国都是“走出去”的后发国家。从流量看，2010年美国海外直接投资3000多亿美元，德国也有1000多亿美元，中国只有688亿美元。从存量看，截至2010年，美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存量有4万多亿美元，英国1.6万亿美元，德国1.4万亿美元，而中国现在在海外直接投资累计只有3000多亿美元。从存量上看，我们与这些国家还有显著的差距。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空间很大。虽然与老牌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但是借鉴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理论，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空间很大。邓宁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人均GDP水平有关，人均GDP越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越大。当一国人均GDP达到四五千美元时，该国“走出去”的速度会加快。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这一点是适用的。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剔除通胀等因素影响，当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时期，未来发展空间很大。
图：中国对外投资的潜力依旧巨大
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为国内企业提供了比较好的“走出去”机会。一是美国次贷、雷曼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连续爆发。二是欧美企业经营压力加大，接受并购和国际化的意愿增强。三是市场估值水平显著下降。当前全球发达市场股票估值水平虽然不是最低，但也算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尽管对外直接投资不是投资到国外股市二级市场，但不管是并购还是新项目投资，都是与股市估值相联系的。四是国外监管层对中国资本态度是怀疑的，但迫于国内经济需求，也不得不有所放松，在一定程度上是欢迎的。
“走出去”的经验教训
成功的投资都是相似的，失败的投资各有各的教训。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也有深刻的教训。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走出去”想要获得成功，必须保证几个关键环节都不出问题，具体包括：
——低调行事，强调商业动机，淡化政府色彩，避免遭到政策抵制和审批障碍。
——将本求利，量力而行，慎重选择并购目标，充分考虑财务负担、现金流和盈利前景。
——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和详尽的尽职调查，准确掌握目标企业情况。
——充分了解当地法律，制定明确可行的并购整合和投后管理策略。
——了解和协调目标企业管理层、公会、当地政府等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
特别要指出的是，经验表明“廉价资本”往往容易引发盲目“走出去”。
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对外投资的高潮出现在1985年-1990年，很多著名的“走出去”失败案例都发生在那段时期。包括1989年三菱地产13.67亿美元收购美国洛克菲勒大厦80%股权，电子巨头Sony公司34亿美元收购哥伦比亚影视公司。究其原因，推动日本第一次“走出去”浪潮的主要动力是资本太过廉价，助长了企业广泛的对外投资冲动。货币升值、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利率走低共同促成了“廉价资本”的局面。1985年，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度升值，1985年到1987年日元兑美元升值超过1倍（1:250上升至1:120）；日经指数1984年初突破1万点后，开始大牛行情，直到1989年12月29日达到历史最高点38915点。同时，日本央行不断调低基准利率，从1985年的5%下降到1989年的2.5%。
坚持市场化原则是关键
首先，企业“走出去”应该受资本金约束、将本求利。很多企业说现在满世界都是黄金，别的国家情况不好，东西都很便宜。当前就是缺乏资金，有了资金就什么都可以买回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要受其资产负债率和资本金的约束，这恰恰是衡量一个企业风险和信誉最主要的指标。我们总结日本、美国、德国的经验，发现凡是高资产负债率、高杠杆的海外收购项目风险都比较大，因为用高杠杆投资时企业和银行都比较乐观，对后续风险和现金流能不能覆盖资金成本没有很好的认识。一旦“走出去”以后出现一些不利情况，高杠杆会大幅放大风险。很多企业在海外经历过艰难阶段，往往是由于对高杠杆的风险估计不够。
其次，产权归属要清晰，责任要明确，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不能笼统地讲国家战略。坚持谁决策、谁负责，谁承担风险、谁获得收益。部分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在海外投资时没有区分清楚产权主体，以给国家拿资源或者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为由，要求政府给予优惠政策的支持，包括降低换汇成本等。任何一个“走出去”的决策，谁决策谁负责，产权主体必须清楚，这一点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再次，“走出去”项目应能承担合理融资成本，确保现金流覆盖资金成本。合理的融资成本有利于筛选出优质项目，保证对外投资经济上可持续，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有的企业认为，它们“走出去”是为国家拿资源，要求国家给予非常低的融资成本，甚至要求无成本融资。日本的经验表明，“廉价资本”往往和投资冲动相联系。我们企业在“走出去”时要充分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以及现金流如何安排的问题。
另外，“走出去”要强调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遵守游戏规则和当地法律，淡化政府色彩，低调行事。为了降低中国企业“走出去”遭到抵制的风险，应尽可能遵照通行的市场行为规范,遵守和尊重当地法律和文化，稳妥、低调行事。并顾及政治敏感度和民间反应，不大张旗鼓，不搞“运动式”走出去，避免外国设障、攻击，尽可能提高“走出去”的成功率。
最后，要注意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公益事业、企业形象、当地员工的教育培训等问题。比如，“走出去”时我们对使用当地雇员没有充分准备，习惯于我的工程我自己干。虽然中国工人吃苦耐劳、具有很好的专业精神，但“走出去”时不能不考虑如何将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有效地结合起来，因为每个国家在制定外资政策的时候都会考虑外资给当地创造了多少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