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于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对于历史上深度卷入欧洲事务的北非发生的诸多事件无力施加重要影响，使人得出伤感的结论：欧洲不再是一支全球性力量，它正在为内部事务而忙碌得筋疲力尽。欧洲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他顾，帮助莫斯科实行现代化事业不再是优先考虑的事情。问题不仅在于，欧洲政治家已经习惯于冷战时期在美国庇护下的舒适生活，如今却遇到诸多危机的挑战，除自身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危机，还有民族国家情绪的强化以及欧洲内部民族和地区的变化，而且在如今欧洲政治生活中，过去的政治分歧和历史偏见的残余影响不可低估。
试图将苏联解体后实力下降的俄罗斯排挤出欧洲主要玩家，并且在其西南边界建立新“防疫隔离线”的种种做法，并没有给欧洲内部“无冲突发展”带来真正的安宁。前南各国间遗留的纠葛，承认科索沃之后分离运动的增长，给欧洲局势带来了不稳定。同时随着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力度减弱，欧洲某些国家根深蒂固的傲慢和众多小国的历史本能都有可能加重欧盟整合的困难。
历史是启蒙老师，它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并同现在发生许多事件进行比较，今日欧洲所发生的事件就能够证实这一点。
一 关于欧洲均势的历史回顾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欧洲国际关系形成的均势体系，并不能预防危机和战争，但是能够控制冲突的规模以及限制一些国家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国的概率。在欧洲均势体系中出现的重大间断就导致大陆的严重冲突甚至是世界战争。
虽然欧洲均势的奠基者有马基雅维利和黎塞留式的代表人物，可是在国际关系中出现均势状况并不是当时政治家和外交家具有远见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那些新出现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开始抵制来自欧洲显赫王朝对自身政权与独立的威胁。
俄罗斯得益于彼得一世改革，迫使欧洲考虑它的利益并将其纳入决定欧洲均势的国家行列。拿破仑战争迫使欧洲大国自觉地建立基于均势原则之上的国际秩序，俄罗斯为保持这种均势而发挥最重要角色。1815年维也纳会议和以俄奥普为基础的神圣同盟，虽然渗透欧洲专制王朝建立某种机制以集体行动反对任何革命的意图，但还是把均势作为调解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则之一。在欧洲几乎40年里没有出现一次大国参与的战争。
当时外交界只赋予欧洲均势相对稳定的特点，最终还是自己毁了它。鉴于俄罗斯在欧洲影响力增强，尤其在巴尔干地区，奥英法发现这是对自己利益的潜在威胁，因此为抵制“俄罗斯熊”而决定利用土耳其。英法利用沙皇尼古拉一世独吞黑海两海峡的冒险行为，参与1853～1856年俄土战争，开始瓦解维也纳确立的奉行均势原则的欧洲秩序。
俄罗斯败于克里米亚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使欧洲外交抛弃了表面上的克制，恢复西欧大国间昔日的争夺，形成俾斯麦“现实政治”原则占据首要位置的新欧洲秩序，即以强者为王来决定国家间关系。1870～1871年普法战争使欧洲政治具有对抗底色，此后在欧洲出现追逐霸权的强烈欲望，德意志帝国认为自己不再是欧洲工场的铁砧，而是大铁锤。但是欧洲国家没有认识到德国起初改变力量均势、后来转变为军备竞赛的所作所为是对自身安全和欧洲文明的威胁。
一战并没有使欧洲政治家接受任何教训。1919年巴黎和会建立的秩序使欧洲失去长期和平发展的机会：它一味向德国复仇，将苏俄排挤出欧洲均势之外，激化了欧洲许多国家的民族问题。一战后美国对稳定欧洲做出贡献。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总统否定“现实政治”，同时认为均势理念是不道德的而加以否定，主张实行国际秩序的新原则———民主、集体安全和自决。当时欧洲领导人拒绝均势政治的基本格局从而陷入了无数灾难的绝境，这种情形表明，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欧洲应该明白，在没有包括世界上三个最有实力的国家：美国、德国和苏联之前，集体安全的普遍理论不会发挥作用。
虽然德国在一战后失去对外政策的分量，却善于利用欧洲均势的残局、伦敦和巴黎之间历史上不信任以及英国长期以来希望德国成为对付俄罗斯和法国的平衡物。德国外交在施特雷泽曼(1923-1929)领导下发展同苏联的关系，迫使英法神经紧张起来，以此削弱它们对德国施加的压力。1925年洛迦诺会议若是没有英国(还有美国)帮忙，德国是不可能在修改凡尔赛和约道路上迈出一大步，并且事实上在欧洲国家中取得“平等权利”地位从而损害到法国利益的。此次会议为德国向东欧发展开辟了道路，如果柏林满足于这个“礼物”，很有可能成为西方未来的布局。可是希特勒上台后鄙视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思考着欧洲统一在德国统治下的疆域范畴。欧洲政治家着迷于希特勒反共产主义并确信德国属于西方文明，却无法认识到德国军备不受限制的增长对于欧洲均势和整个世界的灾难性后果。
英法领导人在1938年9月慕尼黑向希特勒妥协，这就彻底破坏了欧洲均势，迫使苏联单独面对纳粹德国。斯大林于1939年8月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此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此向西方表明，虽然苏联奉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可是对于西欧外交所熟悉的黎塞留权谋手腕和俾斯麦“现实政治”并不排斥。斯大林暂时使苏联地位在战前欧洲得以平衡，但是没有彻底识破希特勒的意图，断定与德国不可避免的战争会延迟一段时间爆发。1940年5月法国战败，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是寄希望于利用希特勒德国作为同“布尔什维主义传染病”作斗争的排头兵的幻想最终破产，对苏联而言这是期待着西欧国家在帝国主义争夺中相互消耗的希望彻底破灭。严酷的现实紧迫地提出必须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问题，这种愿望在苏联遭到入侵后体现在建立反对希特勒联盟上。
美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罗斯福总统认识到，欧洲力量均势本身能够保证美国安全。罗斯福执政时美国外交界出现了不同于威尔逊观点而主张“力量平衡”人士，他们认为评估国家实力以及国家间力量对比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对外政策这种倾向的逻辑发展就是美国同苏联合作建立联合国，它不同于国联并在最大程度上考虑到1945年后各种力量的复杂分布和广大国家的利益。
“现实主义者”地位加强始于冷战开始，当时美国认为自己不仅是欧洲，而且是整个世界力量平衡的主要保证。面对苏联实力和影响的不断上升，遏制苏联就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动机。美国认为苏联势力范围扩张至东欧尤其是战败德国境内，这是对自己利益的最大威胁。实际上，遏制理论以二战后形成的力量配置为基础，为欧洲均势的复活做了铺垫。遏制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推行“实力政治”。美国不仅拥有原子弹，而且在1949年4月建立起公开反苏的北约组织。
苏联领导人积极跟进：它全力巩固在东欧的安全阵地，在这些国家里确立苏维埃式秩序。但苏联的主要成就是1949年拥有了核武器，这使西方国家领导人头脑冷静下来，并在很长时间里使国际关系保持相互遏制的特点。苏联取得同美国的核均势不仅巩固欧洲均势体系，而且使这一均势扩展至整个国际政治，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使第三世界告别殖民主义统治。西欧也处于有利地位：苏美竞争直至90年代前使它有可能忘却大陆的战争行为，不再承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责任，由于两个德国存在而不至于过分担心德国威胁东山再起。在欧洲乃至世界确立的均势，使主要国家展开有关逐渐裁减核军备的谈判活动，出现苏美关系“缓和”时期，促成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欧安会。
由于苏联内部问题困扰，同时伴随它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削弱，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支持威尔逊观点的势力抬头，在苏联解体后这派力量排挤主张实力均衡派人士而进入美国外交的决策圈。在克林顿总统(1993-2001年)1994年出台文件中讲到，美国安全应该“基于市场经济民主国家范围的扩大，与此同时要防止和对付那些对我们盟友和我们利益造成的一系列威胁”。这里强调，美国安全和繁荣直接地同“在世界上特别是对美国具有战略地缘意义的国家里巩固民主和深化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进程”紧密相关。出台这一文件表明美国政府向往扩张救世学说，在国际舞台推行单边主义而不用顾及俄罗斯的反应。
“新保守主义者”依靠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试图强行按照美国方式重塑世界。霸权意图昭然若揭，反映在把联合国当作均势的“残余”并毁掉其基础，特别是反映在北约在前南境内的行动。同时强化跨大西洋联盟，巩固北约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紧密联系，依靠中东欧国家亲美情绪而不允许欧盟表现出过多独立性，将欧盟活动仅限于经济贸易联盟。
美国的霸权意图之所以顺利实施，既得益于苏联这一平衡物消失而破坏欧洲的均势，也得益于希望得到“美国保护伞”的国家数量在增加。俄罗斯自身软弱，在欧洲战后一代政治家看来，它不再是大陆均势必不可少的力量。西欧国家领导人远离昔日“苏联威胁”的轻松心态，同时也反映在对待土耳其的态度上，他们不认为土耳其有能力对巴尔干事务施加重要影响。直至最近，欧洲人很少关心地跨欧亚的土耳其有能力很快成为区域性大国，并大大提高国际声望和对欧洲内部伊斯兰因素发挥稳定作用。
2003年美国在伊拉克开始的冒险行动，使华盛顿霸权意图遭受重大打击，同时使欧洲开始担心在不受制约的单极世界里自己的未来，并迫使对自己责任感早已生疏的大陆精英思考在世界力量变化中欧洲政治地位问题。2008年发生金融经济危机再次使欧洲政治家倾向于必须适应新现实的看法。美国新总统宣称放弃小布什粗暴放肆政策，重新使“力量平衡”支持者走上美国外交前台位置，于是就有谈论美国同意与快速成长的中国承担“全球领袖责任”的话题。可是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问北京时，温家宝总理表示不同意所谓“两大国”说法，并解释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政策，不打算同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
然而眼下还不能谈论跨大西洋一致性遭遇严重危机的问题，即便是德法前领导人施罗德和希拉克曾公开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俄罗斯前外长普里马科夫的分析非常深刻，他指出西欧挑战美国的游戏毫无结果。西欧和美国因历史(欧洲移民构成美国居民的主体部分)和文明(文化亲近和宗教思想)而相互紧密相连；它们之间的关系因美国参与二战而得到加强，同时在冷战时期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当然，西欧意识到在世界秩序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过分依附于美国，对欧盟成为国际政治中心之一的抱负与傲慢将是消极和有害的。此外，西欧无论如何也不想同俄罗斯疏远关系，莫斯科实力逐渐恢复迫使欧洲重视并且重新找回早已忘却的欧洲均势体系理念，公开表现出同俄罗斯发展关系的意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洗刷欧洲是美国附庸的形象。
深入分析西欧接近莫斯科的其他动机，就会发现西欧在90年代俄罗斯衰退中不仅幸灾乐祸，而且还“尽其所能”落井下石。西欧外交最近的行动(就柏林－巴黎－莫斯科路线展开深入对话，对俄罗斯说一些有关欧洲安全倡议的荒唐想法，暗示俄罗斯有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是在北京正式回绝美国建议中美充当全球两大领袖之后。西欧人长期以来期盼着俄罗斯采取对抗中国的政策。早在1959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就说苏联与中国冲突不可避免，在他看来这是推动俄罗斯与西欧接近的重要因素。1959年夏美国国防部长麦克伦在同苏联葛罗米柯会谈中说，美苏必须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必须指出，在苏中关系紧张时期，莫斯科一度考虑过类似西欧政治家劝说“联合”的话。
现在俄罗斯正僵持在十字路口。在竞争力不佳的条件下，俄罗斯外交面临着来自内部许多复杂问题的压力，落后停滞状况重挫自信心，并催生悲观失望情绪，寄希望于借助外部帮助取得前进的突破口。然而在重新校正世界和欧洲的力量均势体系之时，没有那种19世纪和20世纪为政治与经济利他主义的位置。俄罗斯拥有的唯一机会就是追随那个有可能填补美国霸权之后形成“权力空白”的国家。无论这种说法听起来多么庸俗势利，但是可以激发出建设现代国家的内部积极性。否则，俄罗斯执意要充当改变世界力量平衡的工具，这是有风险的。
图：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上投反对票反对通过制裁叙利亚的提案
二 对于欧洲安全的真正障碍所作的现实分析
欧洲的未来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欧洲人能否在自己家园建立一种有效的秩序？自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出现，它们为争夺大陆优势展开激烈争夺。30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促进“欧洲思想”的发展，它认为欧洲因自身特点是一个共同体并主张欧洲统一。18世纪出现前所未有的欧洲政治思想各种流派，提出各种欧洲统一的理论和计划：诸如英国政治与社会活动家佩恩，法国外交家和哲学家圣皮埃尔，法国启蒙主义学者卢梭，德国哲学家甘特。他们的所有方案都提出建立统一欧洲机制。
1815年维也纳会议不仅联合保守君主王朝反对革命，而且在历史上它们第一次表示愿意在欧洲安全与稳定受到威胁时协同行动。但是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愿望无法实现，原因在于欧洲舞台上的大玩家之间矛盾很深。影响欧洲安全最主要因素是维也纳会议之后在许多国家兴起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在德法两国这股情绪具有敌对性质。政治家嘴上所讲的欧洲统一思想变成用于政治目的的宣传工具。
一战及其悲惨后果使陷于软弱无力境地的欧洲政治家极其恐惧，悲观失望情绪弥漫。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随后的外国武装干涉和西方的抵制与绝交只是加重欧洲的混乱与动荡。1923年奥地利社会活动家库登霍夫－卡列格在《泛欧洲》一书中，呼吁法国议会接受有关联合欧洲的建议。他主张把欧洲联合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以应对三支重要力量———苏联、大不列颠和美国，尽管此人承认为复兴欧洲有必要同苏俄建立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给予苏联对待联合欧洲的态度以重大影响，特别是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对比评价不高。但是纳粹在德国掌权以及强烈的反苏情绪和统治欧洲的意图，使苏联重视保障欧洲稳定问题，途径是与法国及其盟国接近并实施集体安全政策。1933年12月莫斯科通过决议，预见到苏联有可能加入国联并缔结联合抵御德国侵略的区域性协议(东方条约)。1934-1935年苏联外交积极展开涉及缔结东方条约的工作，同时试图同英国改善关系，并希望与伦敦一起实施集体安全之想法。可是伦敦更热衷于“西欧安全”，倾向于同德国缔结协议并任由柏林在东欧放手行动。
德国迅速占领西欧并转而进攻苏联以及建立反希特勒联盟，这为复兴“欧洲思想”提供条件。虽然斯大林对于在欧洲建立联邦、多边联盟或集团抱有一种戒备心理，可是苏联高层并不排除在战后消除对苏联安全威胁的条件下存在这种可能性。关于这一点英国外长艾登于1941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谈话中提及过。在转交给英国的苏英条约补充议定书方案里讨论了关于战后安全问题，确认“必须建立欧洲委员会作为国际机构，并掌握一定数量军队以作为保障欧洲和平的手段”。
二战结束后发生的事件显然不利于实施统一欧洲的思想。在1945年柏林会议(波茨坦)上盟国间发生严重分歧，此后苏美关系走下坡路。美国愈加经常地把反希特勒联盟称作“可怕盟国”，杜鲁门总统则表示，美国对于“笼络苏联”以及对俄国人妥协而感到厌倦。斯大林也放弃战后同美国合作的意图，加强在东欧的苏联势力范围以应对来自西方的新威胁，并反复强调资本主义就是战争根源的观点。在苏联国际地位上升条件下，西欧公开流露出历史上对俄罗斯的害怕，所以欢迎美国遏制苏联的政策。1946年戴高乐将军提出“欧洲是从斯特拉斯堡至乌拉尔空间”的概念，他认为战后苏联可以平衡美国和英国政策，可是他的主张在大陆反响不大。反苏主义就成为西欧一体化主要动力之一。
法德接近是这种联合的火车头。当然，戴高乐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直认为法国应该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同苏联接近以保证自己安全，免遭德国再次威胁。但是，苏联强烈的反西方政策和斯大林低估实力削弱后法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这使戴高乐认为存在着共产主义俄罗斯的危险性。戴高乐认为必须遵循“双保险安全”原则，预防德国威胁的安全保证是由于它被分裂为两个国家，预防苏联威胁的安全保证是因为西德被纳入欧洲大西洋结构。1958年戴高乐重返政坛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会晤西德总理阿登纳并表示，虽然法国人民不会忘记自己邻居昔日的罪行，可是为了共同欧洲有必要尝试结束过去和两个民族和解。法德关系新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欧一体化积极发展，最终建立欧盟。
苏联有充分理由认为，欧洲建立的各种组织首先是针对苏联。1947年3月美国出台“杜鲁门主义”，开辟“民主与极权主义”全球对抗的时代，同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战后欧洲复兴计划，它迅速成为美国反对苏联争夺欧洲的经济手段。但是，莫斯科最担心的是北约组织建立和美国力图使西德加入该组织(1955年西德成为成员国)，自然把这种事态理解为是建立军事政治反苏集团。北约领导人关于北约联盟目标的声明并没有唤起乐观主义情绪，包括北约首任秘书长英国将军伊斯梅尔的著名表述：“要美国人留在欧洲，要德国人低头，要俄国人退出欧洲”。在莫斯科看来所谓欧洲联邦口号就是呼吁消灭苏联在中东欧的势力范围，就是推行旨在孤立苏联的政策。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出现短暂的有可能结束冷战的机会。在1954年1～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柏林会议例会上，苏联主张和平统一两个德国，提出建议签订全欧洲集体安全条约，据此可以结束欧洲相互对立国家军事集团。西方认为拥有对抗苏联的联合手段(北约)，拒绝苏联的倡议。1954年3月末莫斯科宣布，一旦北约放弃自身侵略性质，它准备考虑苏联加入北大西洋条约的问题。西方对苏联的行动反应冷淡：根据北约成员国意见，苏联加入不符合该组织的宗旨。
期待欧洲“痊愈”的短暂时刻消失：美国和西欧不想看到同苏联在一起的统一欧洲，莫斯科的反西方情绪也活跃起来(在1955年成立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公开表示，西方永远不要指望莫斯科放弃自己“思想体系”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在60年代初期苏联外交开始寻求解决欧洲安全的新办法，特别是认识到1957年建立的欧洲共同市场变成大陆的经济政治现实。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苏中关系恶化导致苏联外交开始更加注重捍卫本国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条文。
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深刻地影响到国际政治，迫使两大集团在相互关系上变得更为理智。苏美形成的战略关系与苏联开发空间的成就，具有重要“镇静”意义。由于担心挑起国际冒险会遭到可怕报复、美国在越南战争(1965～1973年)失败和苏联1968年出兵捷克，这使苏美在国际舞台表现出现实主义态度。在欧洲出现特别明显的变化：1966年戴高乐访问苏联为苏法接近铺平道路；1970年苏联和西德签署莫斯科条约，双方确认欧洲所有国家现存边界的领土完整；1971年苏美英法签署西柏林协议为调解在相当长时期作为冷战对抗主要死结问题提供可能性。“缓和时期”主要成绩就是苏联于1966年倡议召开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提议得以实现。
1975年8月1日在赫尔辛基签署会议最终文件，这为欧洲历史上解决大陆安全问题奠定基础。它不是基于集团而是邀请所有欧洲国家通过外交手段调解分歧与冲突，但是克服欧洲分歧的事业很快中断，罪魁首先是苏美关系恶化。美国的主要责任在于卡特总统积极谋求争夺缓和进程的主导权，苏联的责任则是1979年出兵阿富汗，这一行动不仅加剧苏联同西方国家矛盾，而且使苏联在“第三世界”威望下降和苏联模式吸引力严重受损。
在苏联内部形势恶化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宣布“改革”经济与社会生活以及对外政策。对待国际关系的新看法不是基于力量平衡，而是利益平衡，对外政策领域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的优先权。戈尔巴乔夫提出“欧洲大厦”思想是这一路线在欧洲问题上的反映。在1987年3月苏共政治局会议上，他表示“缺少西欧这个伙伴，我们不能做成任何事情”，包括解决苏联内部问题，诸如需要利用西欧国家科技成果。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同西欧和美国领导人谈话中，而且在公开演讲中都坚持“大厦”思想。例如在1989年欧洲理事会议会全体会议上，他表示“现在该是结束冷战的时候，过去把欧洲看作是争夺势力范围的对抗舞台”。按照他的话说，“全欧洲大厦”理念要排除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可能性，首先是战争，这一理念提出“要用克制理论代替遏制理论”。
戈尔巴乔夫多次对欧洲问题发出积极倡议，在西方被当作是苏联实力与影响衰落以及莫斯科准备为拯救现存制度而对西方做出重大让步的证据。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外交，利用苏联政权软弱，争取以有利于自己方式解决统一德国问题并纳入北约。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也受到西方摆布，东欧国家领导集团失去苏联军事政治支持而纷纷失败，最终导致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为了给戈尔巴乔夫的“药丸甜一些”，西方政治家用一些好听的宣言欺骗世人，即统一后德国不会造成北约向东欧扩大。
苏联解体后，西欧国家对于倒霉俄罗斯的态度不再克制，并同美国分享冷战胜利。虽然通过新欧洲的巴黎宪章(1990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参与国最高级会晤成果)，其中包括对于赫尔辛基最终文件原则的尊重，规定“安全不可分割，一个参与国的安全与所有成员的安全密不可分”，西欧国家提出条款，要让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变成能够对于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实行干预的单一机制，主要是针对后苏联空间。
中东欧国家的意图就是如何尽快摆脱东方威胁和加入“文明世界”，这使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的任务变得容易，这样做的目的是建立“防疫线”以预防“无法预测”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建议没有被考虑，特别是1993年夏叶利钦总统对波兰总统瓦文萨表示，波兰加入北约是波兰主权范围的问题，而不是俄罗斯的问题。华盛顿考虑到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是俄罗斯加入北约的支持者，或者是与北约同时建立另一个全欧洲安全结构，尽管是形式上，可还是反对缺少俄罗斯参与之下而扩大北约。
由于欧洲和世界地缘政治根本变化而出现欧洲安全结构的变形，这引起“排斥俄罗斯”的政策死灰复燃。在1996年普里马科夫出任外长之后，俄外交认识到北约扩大无法阻挡，试图尽力减弱这种进程的不良后果。1997年5月在巴黎签署俄罗斯与北约基本文件，其中郑重宣布俄罗斯与北约“不把对方视为敌人”。文件具有条约性质，据此北约保证不再把现有军事力量部署到北约新成员领土上。但是没过几年，华盛顿宣布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领土上部署5
000军事人员。在签署这一文件前美国高层人士宣称，北约接受原苏联共和国对俄罗斯而言是重要转折。虽然做出相关保证，这种事情又在波罗的海国家发生，还出现试图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事情。
1999年11月欧安组织伊斯坦布尔峰会上通过欧洲安全宪章，并且在车臣问题上对莫斯科让步很小，欧洲外交力争让俄罗斯承担国际义务而必须从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撤出军事力量。北约的战略理念在1999年4月轰炸南联盟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同1991年类似理念相比似乎缺少重大差别，可它还是包含三点重要差别：北约捍卫所有成员国自由与安全的宗旨并不以联合国章程的原则为基础；在列举威胁北约利益的清单时，要争取使社会经济改革失败国家的内部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最后表明“北约仍将是吸收新成员的开放性组织”。
2001年九一一事件使美国经受政治和感情上的强烈震动，好像它有可能会走上集体合作以保障国际安全的道路。普京总统不顾俄政界大多数人情绪而公开支持美国，以此期待获得对方善意的回报。普京决定在阿富汗问题上帮助美国，允许美国军事基地和人员部署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提供俄罗斯军事援助给予同塔利班作斗争的阿富汗“北方联盟”。普京有关从古巴卢德斯和越南金兰湾撤回重要战略军事基地的决定在俄罗斯褒贬不一。俄罗斯试图恢复因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后一度冻结的双方关系。2002年5月在罗马举行俄罗斯与北约峰会标志性成果是建立俄罗斯和北约理事会，以此作为在欧洲－大西洋区域安全问题上双方协商、共同合作、共同决定、共同行动的机构。但是至今该理事会具有装饰性质，并不能保证俄罗斯对北约行动的现实影响。
俄罗斯高层希望同西方拉近关系的做法遇到华盛顿的不友善，它在很多方面利用“美国悲情”强化自己对外政策的霸权意图。小布什总统使用武力原则取代国际法，排斥联合国作为协商机构的作用，开始改造北约战略以便于在北约范围之外使用武力。对于俄罗斯善意行动的回报有如下做法：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伊拉克战争，西方主要大国积极支持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加紧实施吸收基辅和第比利斯加入北约的计划，指责俄罗斯搞“能源讹诈”。
普京在2007年2月“慕尼黑演讲”称美国是世界秩序复杂化的主要设计者，这种秩序的特点是过多地使用武力和愈加蔑视国际法基本原则。他特别指出，不允许利用欧洲大西洋联盟和欧盟取代联合国的企图。普京提出一个直接问题：扩大北约进程是反对谁，包括部署与保障欧洲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反导设施，欧安组织的角色是什么，难道试图要把它变成为“粗野的工具”以保障一些成员的利益和干涉另一些成员的内部事务？
2008年8月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严重不信任暴露无遗。此时格鲁吉亚确信反俄路线会得到华盛顿和欧盟无条件支持，所以对南奥塞梯采取攻击行动。俄罗斯反击行动引起西方国家猛烈抨击，它们指责莫斯科恢复“帝国政策”和冷战思维。俄罗斯高层在高加索危机中发现自己判断大体准确，即在最近20年里欧洲安全在各个领域都已严重动摇，并且需要尽快“修理”。俄罗斯外交特别注重梅德韦杰夫总统在2008年8月前二个月提出关于缔结欧洲安全法律义务条约的想法。可是这个倡议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尽管因奥巴马总统宣布“重启”政策而降低抨击俄罗斯的声调。然而，副总统拜登非常直白地表明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欧洲不需要新的条约和机构，因为“考虑到我们面对的威胁已经出现变化的特点，美国计划建设更加安全的欧洲，在这种情况下要遵守类似北约和欧盟这样的现行机制的基本原则”。
2010年俄罗斯对外政策出现例行调整，试图在同西方关系中确定新的“游戏规则”，以此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考虑同美国和欧盟拉近关系以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保证国家现代化方针实施。在对待北约的立场上出现重大变化：在梅德韦杰夫关于2010年11月里斯本举行俄罗斯与北约理事会会议成果的声明中讲到，尽管现在俄罗斯领导集团还没有看出接纳俄罗斯加入北约的条件，鉴于北约出现的变化有能力使双方结成更紧密合作关系，可能会出现一种坦诚相见的局面。
然而，西方领导人在向俄罗斯示好的同时，追求疏远俄罗斯的目标。2010年10月梅德韦杰夫在同萨克齐和默克尔会晤时，法国领导人回避欧洲安全问题，却大谈特谈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可能联合的领域，诸如俄罗斯资源丰富、制裁伊朗、寻求调解巴以冲突的途径。在里斯本聚会时，华盛顿及其盟国特别强调阿富汗问题，试图使俄罗斯－北约在这个国家的协同行动具有双方合作主要方向的特点。可是它们在阿富汗问题上施加“压力”会使俄罗斯陷入一种尴尬处境，因为它既是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又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俄罗斯宣称，客观现实本身为俄罗斯和北约结成伙伴关系创造条件，这些声明并不能安抚国际舞台上的其他大玩家。选择在这些领域展开合作，诸如阿富汗、伊朗、近东、关于俄罗斯参与欧洲反导体系进一步对话(自然是防御东部和南部的威胁)，这会在伊斯兰世界造成一种俄罗斯要加入西方反穆斯林战略的固定印象。印度和中国也会产生忧虑，它们看到俄罗斯与北约接近包藏着西方国家试图拉拢俄罗斯以压制“亚洲复兴”。2010年10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和欧亚研究中心合办“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调整：前景与对策”研讨会，中国学者提醒俄罗斯领导集团在对待西方关系时切勿匆忙行事。理由在于，“俄罗斯将重蹈覆辙”，鉴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执政初期实行倒向西方的对外政策方针，导致“苏联解体，1998年金融危机和颜色革命”。
同样俄罗斯内部在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上缺少共识。有一种观点广为流行，即根据当局的这一看法，如果认可俄罗斯加入北约可能性，就是以此鼓励美国要把北约变成为世界安全体系基础的方针，并在事实上终结梅德韦杰夫关于建设欧洲安全新结构的倡议。
三 俄欧关系的症结：是价值观不一致吗？
2003年12月欧洲理事会通过欧洲安全战略，把同俄罗斯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前景与“尊重共同价值观密切联系起来”。2008年高加索危机期间，西方反俄罗斯的主要攻击点之一是俄罗斯不尊重民主、人权和法治的价值观。因此，西方对俄罗斯爆发出的强烈不满具有深刻根源，它们源自于从18世纪起就把俄罗斯变为欧洲均势不可或缺的因素。
当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不必讲拿破仑)，就用文明标准来论证自己征伐俄罗斯的合理性，蔑视地认为它是欧洲边缘的一个暗无天日和忘记上帝的地方。19世纪西欧外交首先是英法，为了给本国对俄政策寻找正当理由就灌输一种观念，即认为它是“野蛮国家”，是不同于欧洲标准和对抗欧洲文明的另类。1843年法国旅行家和文学家克尤斯金侯爵出版的《尼古拉时代的俄罗斯》一书在欧洲各国首都名噪一时。正如法国人卡莱尔·唐科斯认为，克尤斯金对于俄罗斯的有关评价对人们思想具有不小的影响，甚至在共产主义消失和俄罗斯极度迷恋欧洲之时，“依然长久地影响着西方世界对新俄罗斯的种种看法”。
西方政治家为何如此着迷于这本书，尽管在克尤斯金侯爵前后有众多欧洲外交家、商人和旅行家来到俄罗斯并且记述它？虽然作者的描写非常有才华，可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阐述这样一种思想：俄罗斯是野蛮的亚洲国家，“西伯利亚起始于维斯瓦河”，意即欧洲终止于波兰，俄罗斯不属于欧洲。这位法国贵族写道，俄罗斯人是“文明世界的暴发户”，外面穿着“熊皮和兽皮”，但基本上还是“野蛮人，只是熟悉枪炮武器而已”。根据他的说法，俄罗斯“以为自己是刚刚走出亚洲腹地的巨人，幻想着成为世界统治者，并且过多地承担充当欧洲政治均势的重担”。
克里米亚战争被伦敦解释为是“文明反对野蛮的大会战”，似乎英法结盟发起这场战争，目的不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熊”和不许它染指黑海海峡。可是一战爆发重新使俄罗斯“返回”欧洲。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多次得以印证，即一旦欧洲大国觉得大陆面临巨大动荡威胁(诸如拿破仑扩张)，俄罗斯就被急切地捧上欧洲命运主宰者的位子。但是，“危险”一过去，俄罗斯再次变成失去欧洲原有身份的国家，没有资格代表欧洲文明。
在一战期间俄罗斯遭受巨大人员和物质损失，对于协约国战胜德国做出巨大贡献。可是对于俄罗斯的需求一消失，“一切全都返回原状”：武装干涉、建立“防疫隔离线”、国际封锁。这些远不是西方国家使用武力政策对待俄罗斯的全部手段，这一政策穿上与“布尔什维主义瘟疫作斗争”的意识形态外衣就稍微掩盖西方共同反俄倾向。二战表明，面对全世界灾难，意识形态分歧很快退居次要位置，“布尔什维主义”的苏联变成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统一战线基础。
就在战前时期，文明标准对欧洲政治留下明显痕迹。西欧国家和美国直至1940年法国被占领之前，一直把德国当作西方世界一部分，并且决心不允许“半亚洲的”俄罗斯进入欧洲。英国人特别热心这个：1937年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公开赞誉纳粹德国可以作为“欧洲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棱堡”。甚至在1942年8月丘吉尔刚一来到莫斯科，由于不满意同斯大林的谈判，就向身边人发泄怨气说：“我听说，俄罗斯不是人类物种。要在自然界他们是比猩猩还低级的动物。”然而，斯大林非常熟悉西方政治家的反苏情绪，同样也不重视西方，特别是对于西方的道德和意志也评价很低。只是由于在二战中联合行动，这种冷漠情绪才退居到次要位置。
今日围绕着二战性质和后果问题展开真正“历史战”，西方在评价苏联作用时观点混乱。如果说以往尽管是不情愿，还是承认苏联军队在欧洲的解放使命，那么如今大量观点则认为，斯大林利用希特勒“冒险行为”从而实现“俄罗斯人占领中东欧国家的帝国思想”。这种观点的证据是，1996年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斯的《欧洲史》出版，作者把希特勒进攻苏联说成是“纳粹捍卫文明的十字军远征”，德国占领者是“欧洲免遭东方进攻的保护者”。苏联军队被看成是“一帮衣衫褴褛、装备极差的人”，他们好像是“亚洲的游牧人”，给欧洲带来“劫掠、暴力、混乱和恐怖”。他们甚至把苏联人民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当作是对欧洲人生命标准的冒犯。例如法国哲学家戈留克斯曼指出，欧洲人很难明白普通俄罗斯人“动物”本能的反应，正如在拿破仑时代，他们为驱逐占领者而表现出自我牺牲能力。
冷战时代表现在两个势均力敌集团的激烈竞争，当时宣扬“西方文明”优越性话题不太现实。双方宣传战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随着苏联内部问题累积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西方对苏联思想基础的攻击带有不愿接受苏联的意味，因为这个国家阻碍着西方价值观在全世界的传播。里根总统(1981-1989)在反对共产主义口号下发起对“邪恶帝国”的十字军远征，同苏联在全球和地区展开直接对抗，力图打破军事战略均势。
俄罗斯同西方关系重新带有文明争执的色彩，这主要是由于叶利钦等人认为，与冷战时期前对手结成战略联盟有助于在国内展开同“旧制度”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时任外长科济列夫的许多人都支持这种看法，即新俄罗斯应该用任何方式力争同“文明西方”接近，不在乎其角色如何。叶利钦在评价对外政策有必要急剧转变时走得更远，认为整个俄罗斯都在为苏联威胁到“文明国家共同体”而羞愧和备受折磨。在华盛顿和西欧国家，这种立场被认为是俄罗斯放弃苏联过去，是承认俄罗斯“不文明”。由于不能全面评价自己的国家，俄罗斯领导集团很难期待西方将它作为一个平等伙伴来对待。
1994年俄罗斯与欧盟伙伴合作协议(1997年生效)签署，它具有“先生”和“学生”的性质。协议序言只限于关注到“欧盟成员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和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协议提到实现双方伙伴关系取决于“俄罗斯政治与经济改革的继续和完善”。1998年卢文教会大学(比利时)出版《俄罗斯是欧洲大国吗？俄罗斯在新欧洲的地位》论文集，它收集欧洲政治家与外交家及学者的文章就证实这种看法。论文集主要内容认为，二战前后的苏俄基本上被看成是“迷途的羔羊”，欧洲部分国家承担某些扩张主义欲望的责任。苏联解体后，欧洲开始把俄罗斯当作是欧洲国家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生”而加以接纳，它受邀来观摩欧洲一体化进程却没有投票权。在文集中确认，为了克服俄罗斯与欧洲在历史上的“疏远”，俄罗斯领导集团应该“表明”自己政策的欧洲倾向，并“说服”欧洲人相信有必要接纳俄罗斯。
21世纪初俄罗斯领导人宣布建设民族国家和实行独立外交，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这引起西方许多政治家的批评，他们指责俄罗斯恢复“帝国思想”和沙文主义。西欧人士特别注意到普京关于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的观点。德国前外长菲舍尔表示，大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重新审视后苏联空间已经建立的秩序，认为苏联消失是“巨大成功”。普京在慕尼黑演讲同样遭到美国和西欧的抨击，它们认为普京的“冷战言语”意在“挑起新的冷战”。根据广泛流行的一种观点，西方应该联合起来准备应对俄罗斯的新政策，以捍卫西方价值观。
在欧洲有不少政治活动家认为，在国际竞争加剧条件下，同俄罗斯结盟可以大大加强欧洲在世界政治的影响力。还有更坚决的观点认为，“拯救老欧洲”必须接纳俄罗斯，并与其在不同价值观但却是在共同目标基础之上建设欧洲。但总体上，它们无法在欧洲占据上风。有一位研究俄德关系问题的知名专家德国人拉尔早在2007年确认，越来越少的欧洲政治家信奉俄罗斯属于欧洲的思想，在这里发挥作用的不仅有对于俄罗斯根深蒂固的历史憎恶，而且还有前华沙条约成员国执政集团带进欧盟的反俄综合征。据拉尔说，对西欧国家而言，关于西欧自由主义价值观免遭外部侵害的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西欧政治家将美国和跨大西洋联盟扩大及巩固看成是它的主要捍卫者，所以宁愿疏远俄罗斯并“把它推向亚洲”。
毫无疑问，俄罗斯主要还是一个欧洲国家，很早就与欧洲保持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联系。作为欧洲一部分，虽然有全球化强大影响，俄罗斯社会生活还是受基督教价值的深刻影响。在300多年里俄罗斯优秀人士一直认为，没有欧洲就无法想象俄罗斯，他们羡慕大陆主要国家所具有的民主标准，期望俄罗斯赶上欧洲生活的水平。但是，西欧从未真正将俄罗斯当作志同道合者，不允许俄罗斯靠近它。现如今，当共产主义消失之后，俄罗斯建立起资本主义秩序，西欧并不急于在同俄罗斯关系上“卸载重负”，反而在继续设置障碍。应该说，目前俄罗斯可以提出不少理由，以便让欧盟抓紧缔结俄欧之间新的基础协议，将改变基本制度的问题推迟至未来时期。在俄罗斯出现大多数欧洲人无法思议的社会分化和营私舞弊以及超出国界的有组织犯罪。眼下俄罗斯自己不能消除这些“病症”，欧洲人那里还将有众多理由，以此继续把俄罗斯当作欧洲的“另类”。
俄罗斯向往欧洲的历史情结总是伴随着它的外交意愿要给予欧洲政治更大的影响力。但是，要是特别指望它能建设西欧式政治与经济结构，并按照欧洲人喜好的文明标准和“东方威胁”不可避免的议题来行动，那是非常轻率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根本转变，表现在产生新的国际政治中心和美中竞争加剧上。欧洲自身正在经历“乐观主义时代”终结(从柏林墙倒塌至金融经济危机开始)，这不禁使人对于欧洲一体化现有水平的稳固性和民族主义情绪增长的问题产生严重怀疑。
在世界力量配置变化的条件下，俄罗斯领导集团正面临抉择：要么满足于现在已经掌握核武器，并实施“能源战略”的“安全阀”，要么成为多极世界的积极支持者，并集中精力使俄罗斯成为其中一极。历史已经证明：俄罗斯的实力与威望首先取决于顺利解决内部发展问题，同时再去实施基于欧亚大陆国家战略地位的对外政策。俄罗斯是应该收敛对外政策中一头扎向欧洲的做法，面向东方亚太国家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