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季度以来，持续两年有余的欧债危机又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态势。其中的主要背景事件是此间发生在法国、希腊等国的政府更迭、西班牙的银行危机加剧、以及6月底召开的欧盟夏季峰会。下文将以财政联盟、增长刺激、银行业联盟三个视角透视上述事件给欧债治理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的新挑战与新希望。
首先，尽管从长远看来，财政联盟，甚至是政治联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最终目标与方向，但在当下如火如荼的债务困境中，关于建立欧洲财政联盟的具体措施与时间表争议不断，至今未见明显突破。这不仅由于欧洲各国立场分歧严重，而各自国内对此的态度也矛盾重重。事实上，就在去年1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时任法国总统的萨克奇还曾明确表态，希望尽快修改1991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各国在遵守财政纪律的前提下，构建欧洲财政联盟。作为迈向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由德法两国共同推动的《欧洲财政协定》（European Fiscal Compact；以下简称“协定”）在今年3月签署通过。其中不仅设定了统一、严格的财政纪律，并且提出了具体的监督机制与相应的惩罚措施。但是，随着今年5月社会党人奥朗德赢得法国大选，围绕财政联盟的法德轴心又出现松动。因为这位新任总统在大选前后，始终对让渡财政主权持保留态度，而仅仅希望推出如欧元共同债券等财政上的协调措施。虽然不排除这是短期的竞选策略，但至少表明这种观点在法国有较为广泛的民意基础，而刚刚上台的奥朗德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左右。如今，尽管德国“铁娘子”默克尔对先推进财政联盟与政治联盟，再讨论欧元债券以及增加救助的基本立场依然故我，并且还在《协定》受到质疑的情况下，提出了一系列更为积极的构想，包括建立统一机构以管理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赋予欧盟执委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更高的法律权限，以及协调改革劳动市场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但种种迹象表明，德国的态度开始有所缓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刚刚结束的欧盟峰会上，作为双方妥协的结果，一方面，在德国的坚持下，推出共同欧元债券的计划仍然未有进展。另一方面，不仅建立统一的欧洲财政管理机构的议程未被纳入会议议程，而且各国领导人最终同意以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FSF／ESM）购买重债国国债。从某种角度看，在各国的围攻中，德国似乎做出了较多让步。
其次，同以上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当前围绕紧缩财政与刺激增长展开的争论。近期，法国、希腊等地的选举结果表明，深陷经济衰退中的民众对财政紧缩之痛越来越难以承受。在法国，无论选前选后奥朗德一直力主修改前述财政《协定》，强调在严肃财政纪律的同时，应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容。在本质上，奥朗德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即从“债务／收入”的分母入手，通过适当放松、放缓财政约束以提振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特别应指出的是，这一政策取向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意大利、西班牙、乃至德国国内等地正赢得广泛的民意支持。特别应指出的是，尽管在希腊支持欧元区纾困方案紧缩条件的两大政党最终在6月17日举行的第二轮议会选举中胜出，但这绝不意味希腊民众对财政紧缩的抵触减弱，甚至也不能就此认为希腊已经完全走出政治僵局。因此，面对国内重重压力，新政府极有可能做出适当放松紧缩的调整。而与上述政策取向形成鲜明对立的是，作为欧洲经济核心的德国，一直主张从“债务／收入”的分子入手，即通削减公共支出、减少债务，以实现财政平衡与可持续。作为以上《协定》的主要推手，默克尔如今又扮演起《协定》捍卫者的角色，对奥朗德提议的态度异常明确，即《协定》条款不容再讨论。但应强调的是，在承受外部压力的同时，默克尔政府也不得不应对来自德国国内的挑战。事实上，更加强调促进增长和就业的泛左翼社民党－绿党联盟刚刚在5月赢得了德国人口最多的州—北威州的议会选举，可谓是给默克尔的当头一击。在这样的内外压力下，明年谋求连选的德国现政府也不得不做出较为明显的退让：在本次欧盟峰会上，德国同其它国家一道，通过了《增长与就业契约》（Compact for Growth and Jobs），以作为此前财政《协定》的补充，并就价值1200亿欧元的“一揽子”刺激增长计划达成一致。综合以上信息可见，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范围内，“促增长”的声音愈发响亮。
再次，在欧洲银行业监管与银行业联盟方面，欧洲各国的立场协调也步履维艰。而当下这种僵局，在西班牙银行业困境加剧、政府融资成本飙升的背景下，变得更为严峻。问题的一大焦点在于，由于受到房地产相关坏账拖累，西班牙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截至4月份已达8.72%（绝对规模约1527亿欧元），为近二十年来的历史新高。为应对危局，在6月中欧元区领导人已经承诺通过西班牙政府为该国银行系统提供最高1000亿欧元的救助资金。但事实表明此举不仅未能平息市场恐慌，反而加剧人们对银行危机向政府传导的担忧。就在希腊第二轮选举结束前后，财政状况尚可的西班牙政府遭遇了融资成本的大幅飙升（今年1季度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为72.1%），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还一度突破7%的重要关口，创下历史新高。可以说，上述担忧已经化为现实。从宏观层面看，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欧洲对银行业的监管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机制。在现在的形势下，这种制度缺陷往往使得即使某家银行的资本金不足，欧洲央行也无力对之进行资产重组或使其退出市场，反而还要注入流动性以实施救助。如此一来，经营不善的银行没有受到相应惩罚，而最终“兜底”责任很可能都将由政府承担。借助这一渠道，银行危机也很自然地化为主权债务危机。西班牙的事态演进就是这一逻辑的很好例证。当然，欧洲的决策者对现有银行监管的弊端早有共识。但在实践中，各国对“谁来监管？”“如何监管？”“监管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争论不休。特别是德国对旨在实施银行业统一监管、设立共同纾困基金、以及共同存款保险的“银行业联盟”计划抱持否定，至少是消极的态度。因为该计划的某些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德国对南欧国家的“转移支付”，甚至是德国的存款有可能被用于应对希腊、西班牙等国的银行挤兑。此外，德国决策层此前也多次表示反对扩大欧洲央行的现有职能。但是，在稍早的G20峰会前后，德国的上述立场似乎有所转变：默克尔表态愿意就“集中监管欧洲银行业一事进行磋商”，并支持法国提出的一项建议，即让欧洲央行成为欧洲大型跨国银行的独立监管机构。而如果再次聚焦于本届欧盟峰会，德国也与其它国家达成一致，同意设立有欧洲央行参与的统一的金融机构监管机制，并以此为前提，容许绕过当事国政府直接动用纾困资金对银行进行救助，从而打破银行危机向政府部门传导的重要渠道。尽管此计划的实施细节尚待确定，但从中隐约可见，在未来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目标有可能从单纯的控制通货膨胀扩充至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最后，结合以上分析可以做如下判断：从近期观察，二季度以来的种种新态势表明，欧洲决策者将在更为紧密的合作框架下，更多依赖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实施救助与刺激增长。特别是在本次欧盟峰会中，在德国做出较多妥协的背景下，会议取得了三大成果，即动用EFSF／ESM购买国债、出台经济增长刺激计划，以及加强统一银行监管并直接救助银行。但上述政策取向能否从根本上制止财政恶化、经济低迷、与金融动荡三重危机仍然值得怀疑。一方面以上会议共识更多的仅仅表述为原则性的意向，其具体操作及其执行效果还有待观察。另一方面，会议未能就统一财政管理机构、现有纾困基金的规模与运作、共同欧元债券、欧洲央行职能定位等一系列重大而极具争议的问题有明显突破。除此之外还应看到，鉴于欧洲民主政体的体制特点，各国领导人与政府还要受到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挑战与牵制，其意愿最终能否化为政策实践也在未知之中。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危机爆发后近两年半的时间内，欧盟峰会在此前已召开18次之多。面对一次次空泛无果的政治表态，人们似乎没有理由对此回第19次峰会有“这次不一样”的特殊期许。相信随着市场耐心的消退殆尽，未来治标不治本的救助计划的效果也会逐渐削弱。由此可以认为，在广泛深入的结构性改革继续缺位的情形下，欧洲的动荡局面短期内不会根本消除。
而从长期来看，由于经济增长乏力，科技创新不足，社会福利负担沉重，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等诸多因素，欧洲经济将在较长时期保持低增长、高失业的低迷态势，其债务和赤字水平的下降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但在另一方面，本次危机使欧盟内部财政纪律废弛、金融监管乏力，各成员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等问题矛盾集中爆发。而严峻的形势本身也会使欧洲政治精英与民众意识到现有的制度缺陷，以及彼此加强互信与合作的必要性。在这种意义上讲，本次危机有可能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