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国内要素表明，美国经济正在缓慢康复。对某些观察者来说，这些因素已足以形成临界质量，让经济达到逃逸速度。
尽管我十分希望他们最终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最新的疲软经济数字（包括5月就业岗位净增量仅仅69000个）确认了我的怀疑。5月就业报告中的一系列令人沮丧的数字一下子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的健康度和持久力的广泛担忧，认识积极因素并理解它们为何不足以提振经济是很重要的。
首先，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一直都很健康。它们手握大把现金，债务的利息支出很低，本金负担也可以一再延期。许多跨国公司都搭上了新兴经济体需求旺盛的东风，大把延揽免费现金流。
公司现金并不是唯一的可观闲置购买力来源。富裕的家庭也可以作为支持消费和投资的重要来源。
第三和第四个积极因素与房地产和劳动力市场有关。这两大领域疲软已久，是周期动态中的主要拖累因素，在传统上，周期动态总会将美国带出暂时性的经济减速。最近的数据表明，房地产市场可能已开始筑底，尽管筑底过程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与此同时，自2010年9月以来，就业一直维持正增长，尽管增速比较缓慢。
接下来是美联储董事会。尽管其前无古人的非常规政策立场招来了颇多不无道理的质疑，但美联储仍准备在经济疲软时采取更加积极的手段。事实上，如果美联储在无意中犯了什么错误（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相当大，因为美国的情况十分复杂，前景“极其不确定”），那多半是错在松得太久，而不在过早紧缩。
最后，11月大选即将到来。因此有人认为，大选结束后华盛顿政客们最终能够更好地在一些颇为紧要的政策讨价还价中形成一致。除了消灭财政悬崖这个危险的怪物--可能会对经济造成相当于GDP的4%的损失，其形式包括过度的支出削减和全面的增税--之外，政治效率的改善还能够消除其他困扰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这六大因素均表明，经济将出现实质和潜在的康复。因此，毫不奇怪，不少人对此欢欣鼓舞，认为美国终于能够摆脱增长反常疲软、失业持续高企和不平等性高企且不断恶化的三重萧条打击。
问题在于，不管从独立的角度还是从联合的角度看，这六大因素都无法扭转局势，原因有四：
·美国所面临的外部经济和金融阻力极大，因为欧洲危机在不断恶化，随着某些国家的储户大举逃离本地银行，欧洲危机正在进入更具破坏性、更不可预测的阶段。但这还反映出主要新兴国家的增长也开始减速，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
·美国经济中有太多部门还没有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过程。毫无疑问，银行系统的去杠杆化程度既不能满足监管者，也不能令市场满意，这限制了信用增长的势头。许多家庭的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目前家庭平均储蓄率已跌至4%以下，太多家庭已经或正在耗尽他们的紧急情况应对金
·过去几年来反常的货币政策积极主义可能会导致附带伤害、造成意外后果。分开看，所有问题都不足以致命，但综合起来，它们可能摧毁经济活动，让市场功能瘫痪。别忘了，美联储的政策赌注是，整体经济情况的改善抵消这些”成本和风险“（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语）绰绰有余。但这一总体化的收益并没有实现。
·也许最重要的是，增长和就业的持久性障碍迟迟得不到消除意味着其中一些障碍已经深深嵌入了美国经济的结构之中，从而侵蚀了美国经济的活力和响应能力。比如，长期失业人口高达540万，平均失业期也达到了历史平均水平的2.5倍，工人很难快速找到新的工资和薪水与前一份工作相当的生产性岗位。类似地，年轻人失业率水平已达到了足以引起警觉的程度，职场的相对新人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就得面临失业的状况。
形势是严峻的，但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美国经济正在逐渐康复，但做得还远远不够，事实上，我们迫切需要重塑美国经济的传统生气和活力。最重要的是，稳健的复苏要求华盛顿形成真心实意的建设性合作，这正是眼下所难寻觅的迹象。
除非形成了这样的合作，否则让经济达到逃逸速度的愿望将永远是愿望。此外，遗憾也好，气愤也罢，美国经济仍然处在反常的停滞阶段，而没有进入大踏步向前的过程，其受世界其他国家恶风冲击的脆弱性还在与日俱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