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国就业数据惨淡，欧洲金融压力日益上升，来自中国的消息令人泄气，这些都让全球经济正回归健康增长之路的观点看上去极其站不住脚。
随着不断下降的收入导致信心日益低迷，进而导致支出减少，这又造成收入进一步下降，悲观论调有可能再次占据上风。金融压力将损及实体经济（特别是在欧洲）并加剧现有压力。随着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萎缩，依赖出口的新兴市场将受到冲击。
问题不在于目前的政策道路是否可以接受，而在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要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先考虑一下很多工业化经济体非同寻常的利率水平吧。美国政府5年期名义借款利率为0.5%左右，10年期为1.5%，30年期为2.5%。德国的利率远低于美国，日本则更低。
更引人关注的是通胀保值债券的利率。按实际利率计算，市场愿意向美国支付逾100个基点购买5年期国债，支付50多个基点来购买10年期国债。若要这种指数债券的利率变为正数，其期限必须达到20年以上。同样，在德国和日本，实际利率甚至会更低。值得注意的是，上上周，英国50年期债券的实际利率为4个基点。
长期债券的低利率意味着，市场正提供一个将长期借款成本锁定在低水平的机会。例如，在美国，政府可以承诺在5年后以2.5%左右的名义利率发行5年期债券，实际利率非常接近于零。
所有这些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呢？欧美很多人都支持继续推出定量宽松政策，以推低较长期利率。鉴于在目前经济疲弱的情况下，政策反应不足的危险性要远远高于反应过度，这或许是合理之举。
然而，人们不得不考虑，有多少投资是企业不愿在当前超低利率下启动，但若利率再下降25或50个基点就愿意启动的。此外，我们也有理由质疑，企业认为在实际利率为60个基点时无利可图、但在利率更低时会选择启动的项目会是何种质量。另一个问题是，超低、看似安全的实际利率是否会催生各种泡沫。
此外，市场再度关注定量宽松颇为怪异。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缩短债券的期限，包括公众持有的债券，以及综合公共部门（政府和银行）发行的债券。任何一位私营部门的首席财务官，都会将眼下视为延长债务期限并锁定低利率的时刻，这与央行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例如，在美国财政部，有关债务管理政策的讨论强调的就是这点。但当央行在所有债券市场都积极行动时，财政部无法单独控制债券的期限。
那么，我们要采取何种措施？与其关注于下调已经处于极低水平的利率，享受如此低的借款成本的政府倒不如通过增加借款改善它们的信誉。它们还可以在改善未来财政状况方面进行投资，即便不可能产生任何正面的需求刺激效应。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时代，假设维修成本的上升速度等于或高于整体通胀率，那么加快一切必要的维修项目以及发债，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富，而不是更穷。
正如我的同事、哈佛大学（Harvard）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原则适用于加快军需品的替换周期。类似的，政府如果决定发行债券，然后买下目前租用的空间，将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就是说，只要债券利率低于租金相对于建筑价值的比率，就可以取得这种效果。在政府借款利率不到2%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几乎肯定可以满足。
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举一反三，因为其中实际上包括套利，在这种套利中，政府可以利用其信用以更低成本提供基本一样的服务。如果实际回报率远远高于零的公共投资项目不是很多的话，那才令人吃惊。假设有一个1美元的项目，通过扩大经济的容量或创新能力，它可以永久性地每年令GDP实际增加4美分。这个项目将每年至少为政府带来1美分的收入，这取决于项目所在国。在实际利率低于1%的情况下，即使不计入任何凯恩斯效应，该项目也能收回成本。
这一逻辑表明，被视为风险避难所、能够以很低成本借入长期资金的国家，应该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对日益逼近的债务危机最为担忧的国家也应该持有这种观点，因为你越担心未来的借款能力，现在借入长期资金的理由就越具有说服力。
当然，更多的借款是否会加剧人们对一国政府信誉的担忧的问题仍然存在。只要借款收益要么用来削减未来支出、要么用于增加未来收入，这个问题就不应存在了。
任何一个理性的商界领导人都会利用这种时机，把短期债务变成长期债务。工业国家的政府也应该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