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政策选择
应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的核心目标是减少爆发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具体来看，有效的应对政策应该足以缓解全球流动性周期波动幅度、减低跨境流动性对一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并且及时提供危机救助以避免系统性破产。
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减少国家政策外溢性，比如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政策外溢性方面，国际合作是唯一有效的制度保证。从国际货币体系范畴看，这种制度保障包含两个层次。
一是G20首脑峰会。在应对本次金融危机中，G20峰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全球最高层次的合作机制。G20峰会的核心功能是在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20个国家之间达成政治共识，然后委托国际金融机构对其决议加以具体实施。目前，在G20框架下建立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流动性管理”工作组，正式将全球流动性管理纳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环节。G20也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对冲基金纳入监管范围，在全球层面开始对影子银行监管进行法规建设。
二是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金融组织是国际货币体系的职能机构，主要行使制定、实施各项全球金融治理规则。这其中，BIS是全球中央银行的银行，其下属的巴塞尔委员会负责全球银行业监管，特别通过巴塞尔协议对银行的核心资本、流动性等提出指标要求。为了应对本次危机，2009年G20伦敦峰会决定成立金融稳定局（FSB），负责监测全球金融风险。在监控私人流动性风险方面，BIS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个核心机构是IMF，其主要职能是在187个成员国发生危机时作为最后贷款人向危机国家提供资金救助。作为危机监控和救助机构，IMF依靠整套的金融体系健康状况指标和评估系统，以及训练有素的专家团队，通过对话、互评和提出建议等手段对危机进行防范，并在必要时通过贷款和信贷支持进行危机救助。为了有效应对危机和顺应新兴经济体快速成长这一新的国际经济格局，2009年G20伦敦峰会决定对IMF进行一系列改革。其核心，首先，通过扩充资金增加IMF可用资源；其次，改变以往苛刻、僵硬的贷款模式，根据危机新的特点，在贷款条件性、贷款期限、贷款品种等方面最大限度增加灵活性；再次，对单个国家应对资本流动冲击的政策选择进行全面的研讨，改变了长期以来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管制的强硬立场，首度认可资本管制在一定条件下的合理性。最后，改变治理结构，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
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是实现全球流动性管理目标的重要手段。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各国就金融监管和流动性救助等多项措施达成共识。目前，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多头并进。总体看来，一个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由多层次应对机制组成。
作为G20重要成员，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这不仅由于中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部门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这一方面为中国寻求与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金融地位提供了可能性，也在另一方面迫使中国不得不应面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的挑战。
首先，对本国银行业的审慎监管是防范流动性危机的制度性基础。在危机爆发之后，中国银监会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关于流动性监管的最新标准，根据中国银行业的自身特点，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制度。例如，中国银监会于2009年颁布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以及于2012年实施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相结合、覆盖中外资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的制度框架。
其次，在应对跨境流动性冲击方面，资本管制是政策选择的第一道防线。尽管资本管制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但是，在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国内金融部门缺乏竞争力的国家，资本管制仍是阻止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部门和国内金融市场稳定性冲击的直接手段。对中国来说，在现有的稳定汇率政策之下，资本管制仍是中央银行能够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重要保障。然而，对决策当局来说，现阶段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资本开放和汇率稳定政策之间的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但针对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却存在诸多争议。一种看法是通过资本项目开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另一种则认为在汇率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开放资本项目，不但不能获得货币国际化的好处，反而为跨境资本套利创造空间，对本国金融稳定性带来风险。 因此，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箭在弦上，但在当前欧债危机继续发酵，全球流动性波动性加大的背景下，资本项目自由化次序和时点选择对保证中国金融稳定十分关键。
再次，中国以政府间双边和区域合作形式为出现流动性困难的国家提供支持。这其中，双边本币互换成为本次危机爆发以来最具有吸引力的救援形式。到2011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其他货币当局共签署了14个人民币互换协议，总额达到1.3万亿元人民币。在区域层面，中国积极参与区域流动性机制的制度建设。中国是东亚区域流动性救助机制——清迈倡议创始国和最大出资国。在总额1200亿美元的 CMIM储备库中，中国出资384亿美元，占储备库总额的32%。中国代表担进区域货币基金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是发展区域本币债券市场的倡导者。中国与东盟、日韩财长会议同意由亚洲开发银行推出信贷担保和投资设施，为东盟和中日韩政府和企业发行债券提供担保服务，鼓励本币债券发行。中国积极考虑建立区域清算系统，参与讨论区域债券发行计划和区域信用评级机构建设等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为人民币在东亚金融市场中承担更多的角色奠定制度基础。
最后，中国参与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本次危机的爆发为中国参与全球流动性管理提供了契机。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角度看，全球流动性管理涉及一揽子的改革方案，需要与全球失衡、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等密切协调。其一，在全球多边机制治理结构调整中寻求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的权利。作为经济规模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的声音具有聚合其他新兴市场的功效，因此，通过G20这一全球治理平台，中国代表新兴市场与G20发达经济体密切合作，不仅解决全球失衡等世界经济长期问题，也从新兴市场利益出发，商讨约束发达国家政策的外溢性，以及对全球流动性管理标准等问题。其二，在流动性救助方面，中国是IMF重要的出资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向IMF提供的份额扩大了3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在IMF中的投票权份额为3.66%，排列第六位。预计2014年，中国的投票权将上升至第三位。中国于1996年成为BIS的会员。然而，中国在全球银行业监管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仍然有限，这需要中国大幅度提高其银行业全球竞争力，也需要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银行监管专业人才。其三，中国参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扩大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必然趋势。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不断开放的贸易和金融市场，为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成为重要的贸易金融结算货币和官方外汇储备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危机后的国际金融体系调整为人民币扩大其影响力提供了契机。危机后东亚地区出于因应相似的金融风险和对区域金融安全网建设的需要，为中国将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人民币参与区域货币合作进程有效结合提供了可能。此外，通过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战略，以渐进的、顺应市场需求的方式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目标，是中国政府在未来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中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
结论
全球流动性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争议焦点，一是应该关注它的定性，还是应该关注它的定量，目前看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二是由于它的跨境特点和传递效应，如何准确测量它的波动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三是在强化对私人流动性管理的同时，对官方流动性管理缺位，特别对储备货币发行国中央银行的流动性创造缺乏约束，这显然需要各国协调达成共识。
在危机后的各种努力当中，BIS对全球流动性的测量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框架。由于同时考虑数量尺度和价格尺度，这有助于我们通过可以观测到的一系列指标来判断流动性的任区域经济监控机构AMRO的首任主任一职，中国在推累积规模和流动性的条件。然而，由于私人流动性具有心理意愿特征和内生性，在普遍存在“市场原教旨”势力的情况下，官方流动性对私人流动性的补充功能大打折扣。这使得无论对流动性测量有多准确，在现实操作中都难以保证应对手段的有效性。
全球流动性管理是国际金融稳定性的重要保证。如何有效减缓全球流动性周期波动幅度、降低跨境流动性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并且及时提供救助以避免系统性破产，是全球流动性管理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的对策框架，涵盖包括国别、双边、区域和全球在内的多层次应对方案。与此同时，有效的全球流动性管理涉及一揽子的改革方案，需要与全球失衡、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等密切协调。
全球流动性机制建设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提供了契机，也提出了挑战。中国采纳了国际标准，结合本土特征，对国内银行业制定了审慎监管措施。与此同时，中国作为重要的救助国，积极参与双边、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并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国家政策选择中，中国凭借有限的资本项目开放在相当程度上阻隔了跨境流动性的冲击，避免了本国金融部门陷入本次危机的泥潭。在可预见的未来，资本管制仍是中国应对跨境流动性冲击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和人民币更加广泛的国际使用，需要资本项目更为开放，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在各项政策之间谨慎协调。这其中，资本项目自由化次序和时点选择对保证中国金融稳定十分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