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对是否就债务问题进行公投举棋不定，这给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蒙上阴影。正如人们担忧的那样，此次会议以惨淡收场。围绕希腊债务问题的这出备受关注的大戏遮蔽了一些更加根本的全球经济难题。作为世界第四大债券市场的意大利正在偿还其债务的6%。如果意大利人不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意大利的财政状况没有根本扭转，那么这个比率将最终导致债务违约。欧洲的银行持有巨额主权债务。由于诸多政府资不抵债，它们几乎没有资金去抵御任何“估值折扣”（haircut），即债权减记损失。实际上，即便意大利不发生债务违约，银行也面临1000亿欧元到200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如果意大利和一些欧洲银行真正遇到麻烦，也“没有人能拯救它们这些庞然大物”。倘若意大利不得不为其2万5千亿美元的债务设置20%的估值折扣，那么欧元区很可能崩溃。
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区内政府高负债，而世界各国就如何适当应对这些问题又各持己见。这些因素共同构成全球经济面临的几重最大紧迫威胁。现实情况是，欧元区北部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南部经济也开始萎缩。财政紧缩政策使得局面的改观成为泡影。欧元区经济明年可能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
美国面临一个极其艰巨的中期问题。它没法通过政治程序达成财政政策，解决需求疲软这个短期困难和长期赤字这个长远问题。赤字如此之大可能会危害美国经济。超级委员会（Super Committee），又名美国国会减赤联合委员会（US Congress Joint Committee on Deficit Reduction），受到指责，罪名是它可能使美国每年削减1%的开支并提高税收，或者削减开支与提高税收二选其一。看来它将陷入困局。防止财政形势失控需要长期削减在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障津贴方面的开支，以及提高税收。历来乐观的美联储将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在2.5%至3%，而大多数独立预测者则认为应低于2%。
日本的债务与GDP之比超过200%，属于世界主要国家中最高的一个。除此之外，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地震-海啸-核泄漏之后昂贵的恢复重建工程，这使得日本未来充满变数，尽管灾难造成的GDP缩水在明年应该有所改观。
去年的新增需求有一大部分来自中国，但我们也看到许多危险信号。过去数月，提供着一项导向性趋势指标的利丰制造业指数（The Li and Fung manufacturing index）几近跌破正常值。铁矿石和铜的价格从近期高点暴跌，表明需求正趋于疲软。楼市一直是支撑需求的主要支柱，然而房价已经开始下降，并且不只限于一线城市。有分析者预测，如果撤销紧缩的信贷政策，形势则会发生扭转，但不良贷款压得银行系统举步蹒跚，再加之非银行金融体系统更为糟糕的状况，这使撤销紧缩的信贷政策成为一个棘手的选择，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当口，官方宣布的通胀率界于5%至6%之间，而真实数据则两倍于此，远远超过公认可接受的水平。如果中国的需求放缓，许多商品的价格将会下跌，诸如巴西、俄罗斯等出口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将吃紧。
同明年的前景一样糟糕的是，全球经济增长存在一些更深层的问题。诸如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少数国家使自己的经济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它们采取的手段包括使货币极具竞争力，将资本引向出口产业，压制消费以及补贴出口。它们在任何经济气候中都处于出口顺差地位，并积累了大量储备。然而一个国家的顺差就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赤字，而且诸如美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很多进口大于出口的国家的高债务水平，显示了重商主义路径的不可持续性。世界需要重组货币体系或者调整内需。顺差国必须多购入，少出口，同时，贸易逆差国需要多出口，少进口。“少”可能意味着缓慢增长，而不是在进口量或价值方面的实际减少。中国正被迫调高其货币汇率，上调幅度超过了它迄今所能允许的最适度汇率，但它的主要调整措施乃是大幅提薪——仅去年就上调了22%。如果这一情况得以持续，中国将最终消除严重的贫富悬殊。
由于持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国在坐拥它们的同时也受制于它们。当欧洲人请求中国购买欧元债券时，中国人一定感到不舒服，即便他们确实在寻求前者在贸易方面及其他问题上的让步。所购进的债券在其国内并不受欢迎，而且很可能最终成为一笔糟糕的投资。
日本允许日元升值。但日元升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日本最近通过干预去转变这种上升趋势。由于该国仍然处于顺差地位，这一举动令人震惊。此种增值活动有着进入竞争性贬值并陷入货币战争的危险，类似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贸易体系崩溃时的情景。然而，由于日元价格偏高，日本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也在受到牵连。即便是将需求不足问题转嫁给别国，也需要采取行动。
美国的举措并非直接指向货币，但是其超低利率政策及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政府债务来造钱）已将美元下压。中国为此而怨声载道。但国会不能就预算达成一致或许同样会造成不确定性，这在挫伤国内消费投资意愿，同时也损害了他国对美元的信心。国会的反应不仅让美国面临因货币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而且也让美国没有得到因货币贬值带来的需求扩大的好处。国会不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案以增加工作岗位，这意味着明年在经济问题上，任何政府影响都将是消极或不确定的。
政策制定者下一步的意向尚不明确。正如我们在欧洲和美国所能看到的，在政界无所作为时，各中央银行所能做的实在有限。利率已接近于零，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例如，欧洲央行刚刚将其主导利率下调至1.25%。无人知晓更多量化宽松政策究竟是会起积极作用，还是会迅速吹大商品市场的投机泡沫而造成危害。甚至连银行之间都不愿相互借贷。公司资金充裕但却高度戒备。
我们可以构想一系列举措，将债务降低到现实水平，但让债权人在债务国得到一些诸如抵押物或公共资产之类的好处。我们也可以设想用大规模长期限制消费，并提高税收来抵消短期投资的货币政策。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的方法，顺差国能尽责来减少全球失衡，并促进赤字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这些措施似乎只有在对明后两年有充分估计，能避免经济持续缓慢增长或恶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因此，即使混乱尚处可控之势，不仅仅是“混乱”一词的发源地希腊，更多的地方也有可能产生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