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评估突显出，中国政府在信贷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不灵活的利率政策，正日益带来风险。那些认为银行部门的缺陷有可能引发金融崩盘的人，对中国的实际负利率和由之带来的大量投机活动提出了严厉指责。他们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高度依赖信贷扩张来刺激经济的做法，最终会导致不良贷款的飙升。所有这些，都被看作金融压制战略的一部分，推迟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那一天的到来。
但专注于这些浮现的金融风险，实际上只是从问题的表面症状着手，而没有理解和着眼于它的根源。数十年前，当邓小平启动刺激经济增长的改革措施的时候，他需要获得资源来扩大沿海地区的投资。但这位共产党领导人面临一个现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收入已降至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唯一的选择就是利用银行体系中的家庭储蓄。虽然此后政府收入一直稳步上升，但目前中国国家预算仍然只占GDP的25%，而其它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一比率平均为35%，经合组织(OECD)经济体平均为40%以上。
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由于政府承担着提供大量公共服务的责任，中国国家预算规模如此之小，实在令人称奇。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利用金融体系为公共开支提供资金——其中许多开支实际上并非商业性的，正常情况下应该由预算承担。虽然这种做法在早些年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过去10年应对全球经济动荡的实践中，它却成了一种诱人且有效的政治手段。因此，这些银行体系中的隐性亏损实际上是准财政赤字，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良贷款。虽然中国在账面上没有严重的预算赤字，但这些银行体系中的准财政赤字多年来一直在积累，到了一定的时候（和过去一样），这些不良贷款会被正式确认并核销——中国的庞大储备和相对较低的公共债务比率会为此提供缓冲。
中国需要进行金融改革，这一点无可辩驳，但北京方面的真正挑战是，承认增强财政体系、使之以更透明、更不易损害稳定的方式满足支出要求的重要性。除非领导人下决心这样做，否则关于中国应采取更灵活的货币政策、改善关键金融机构治理的劝告，将继续是对牛弹琴。
不幸的是，使欧元区和美国都陷入瘫痪的预算问题，在此无法被引以为鉴。中国政府惊讶地看着欧美各国政治领导人，为了达成加强本国财政状况的一致意见而苦苦挣扎。这种情况只是强化了中国的观点：在应对不可预测的全球经济方面，预算程序在政治上太碍事了。这使得如下情况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了：北京方面将继续利用银行体系，去做一些教科书上从不认为恰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