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在债务违约及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大压力下，都在加速推进改革，为经济转型减负在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全球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经济转型，以增强自身竞争力，赢得市场先机。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属于发达社会，经济较为成熟，但其经济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却变得非常缓慢，在与全球其他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经济转型压力日渐增大。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初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欧洲经济结构性改革更为迫切，但同时也更为艰难。
高福利制度拖累欧洲经济转型
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端根深蒂固，短期内很难改变。
一是劳工市场严重僵化，缺乏灵活性。西欧大陆主要国家普遍重视对工作岗位的保护，企业要解雇一名工人很不容易，不仅要经过复杂的法律程序，而且往往根本解雇不了。工会组织拥有工资的集体议价权，也使得劳动成本不易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不愿雇用新人，尤其是年轻人求职无门。因此，社会上也就出现了这样两个阶层，一个是有工作的，特别是那些在公用部门的职员，他们的工作得到保护，很轻松地就能有终身稳定的收入；另一个阶层是没有工作的，而且即使他们愿意工作也没有机会。
二是企业税负过高。西欧国家为维持失业救济、医疗服务等高福利制度，必须加大对企业的征税力度，从而抬升了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而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大量外迁，结果一方面增加了当地的失业率，同时由于企业和生产活动减少，政府税收也大量减少，维持高福利制度更为困难，导致西欧国家政府赤字和负债率连续多年超过欧盟条约规定的标准。
三是各种福利补贴过多，既挤占了政府有限的资金，也不利于鼓励民众就业。此外，西欧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普遍较高，高工资税以及众多的繁文缛节也使创办新公司非常困难，这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率的提高。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欧洲本已脆弱不堪的社会发展模式带来更严重的冲击，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先后被迫接受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继续向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蔓延。欧洲国家包括英、法、德等国被迫多次实施大规模紧缩政策，社会福利遭进一步削减，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27国年龄在25岁以下的青年平均失业率达20.4%，其中西班牙和希腊青年人失业率将近50%。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普遍上升，看不到未来生活会变好的希望，对政治人物、主流政党以及国家发展方向也失去信心。
多年来，欧洲各国政治领导人对本国的结构性改革也都有清醒的认识，但在几乎每年都有的大大小小的选举压力下，政治人物往往缺乏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勇气，试图修修补补，勉强维持，导致问题和矛盾不断累积。
2011年以来，在债务危机冲击下，爱尔兰、葡萄牙、斯洛伐克，以及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先后政权更迭。欧洲国家此轮政权更迭虽然和平，但绝对不正常。先后倒台的这些政府均未完成任期，比如希腊的帕潘德里欧政府2009年才开始执政，并且因为勇敢揭露前任新民主党政府做假账的行为，得到了欧盟内同行的好评。但此后由于实施系列紧缩政策，引发国内民众强烈反弹，罢工示威游行不断，政府执政如履薄冰，总理帕潘德里欧被迫抛出不成熟的公投议题，最终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宣布辞职。爱尔兰、葡萄牙以及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垮台政府都曾在选举中大胜，是在选民的期待中上台的，但都没有达到选民的期望，并没有比原执政党做得更好。
也就是说，民主游戏并没有成功选出让选民满意的政府。无论是换党或者是换人执政，都不能解决这些国家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这是欧洲所谓民主政治的困境所在。民众感到幻灭，因为政治人物和主流政党都不可信。执政党支持率低迷并不是因为反对党有多好，反对党支持率上升也并不说明民众对其真正信任。比如2011年5月西班牙爆发的反体制示威游行，民众无论对执政的还是在野的政党都不相信也不满意。
事实上，欧洲出现危机的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其当前困境正是各党派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为了达到上台执政的目的，各党派竞相提价，向选民作出很多不切实际、对经济和国家长远发展有害的承诺，比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退休金，等等。上台后，执政党也竞相在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大肆安插自己人马，导致公共部门机构臃肿、庞大，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国家支出随之不断膨胀。在税收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靠借贷度日，长年累月下去，导致问题积重难返，形成了当前令人生畏的债务山。比如希腊债务近4000亿欧元，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0%，意大利债务总额1.9万亿欧元，占到GDP的120%。在债务危机面前，各政党仍出于政治私利和选举考虑相互掣肘，也就是说，国家前途命运似乎并不是这些政党的首要考虑，赢得选举胜利才是最优先考虑。意大利本来经济基本面尚好，不至于引发市场强烈恐慌，意大利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市场和投资者的信任危机，即不相信意大利的政治人物和政党有意愿和能力解决危机。
外部环境恶化，加剧了欧洲国家的转型困境。一方面，急需进行经济转型的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正是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预计葡萄牙经济2011年将萎缩1.9%，2012年将继续萎缩3%；希腊经济2011年将萎缩5.5%，2012年将继续萎缩2.8%。这些国家当前都在大力推行财政紧缩政策，大力削减预算，很难有余力向创新型产业或教育投资。而且这些国家的改革举步维艰，随时可能遭到民众激烈反对，示威罢工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发展趋于下滑，各国均大力推动出口，试图以此提振本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的对外出口更为困难，南欧国家想要靠出口走出债务危机也不太现实。
欧洲正在加速推进改革
尽管结构性改革困难重重，但对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来说，国家经济发展已到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不改革不转型绝对是死路一条，因此，欧洲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在债务违约及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大压力下，都在加速推进改革，为经济转型减负。
在债务危机的刺激下，欧盟一直都在强调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重要性。在欧盟以及所谓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反复要求下，加上债务危机的扩大蔓延，欧洲国家相继出台了大规模财政改革措施，形成了全欧范围内的财政紧缩和福利制度改革风潮，包括大幅削减养老金及失业和医疗等多种补贴、提高退休年龄、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等。
与以往各成员国自主采取紧缩政策相比，此次欧盟范围内的财政改革凸显出全面、同步、相互监督、相互比照的特点，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债务危机以及欧盟压力而采取的被动行为。
虽然福利制度特别是用工制度等结构性改革是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但由于各国国情、文化不同，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一样，改革难度也不相同。
目前，欧洲国家都在大力推进经济向知识型、智能型转型。根据欧盟2010年3月3日公布的欧洲2020战略，欧洲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将放在三个方面：发展以知识和创新为主的智能经济；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增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就业水平，加强社会凝聚力。欧洲2020战略还提出了5项核心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20岁到64岁人群的就业率达到75%；将欧盟3%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研发；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20%，将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提高至20%，将能效提高20%；将未能完成基本教育的人数控制在10%以下，让30岁到34岁的人中至少40%接受过高等教育；将按照各国贫困线划定的贫困人口减少25%，即将面临贫困威胁的人数降低到2000万人以下等。
在债务危机仍在发展的背景下，欧洲国家要实现上述目标无疑十分困难，但鉴于德国成功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及北欧国家顺利转型的例子，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仍有成功渡过危机，推动经济转型的可能。
欧洲转型对中国的启示
一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循序渐进。
西欧国家在二战后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进一步完善。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者就业受到保护，西欧国家公共部门的职员以及大型私营企业的雇员基本上都是终身制，很难被解雇。在法国，因解雇而发生的法律纠纷中，2/3的案件以雇员的胜诉告终，而且诉讼耗时费力。福利制度的另一个特征是民众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国家的高度保护。这体现在各种失业补贴、卫生保健、养老金等方面。这些保护具有刚性，一旦形成，很难削减。我国当前正在大力进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对于正处于经济快速成长时期的中国来说是适宜的，但应从长远考虑，逐步推进。
二是及时发现经济发展中的不良苗头，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已非常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甚至西班牙银行都多次发出警告，要求西班牙政府及早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西班牙政府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相对温和，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导致泡沫越酿越大，并最终破灭，教训十分深刻。
三是保持工业和实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恰当比重。
当前欧洲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普遍工业实力较弱，南欧国家如希腊、葡萄牙除有限的、基本不具备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特别是希腊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靠旅游业和航运业，而这两项产业都极易受外部因素影响。法国长期贸易赤字较大，显示其工业竞争力较弱。英国则过于依赖金融等服务业。德国则因工业基础好，竞争力强，才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有良好表现。现在法国和英国国内都出现了再工业化的呼声，但重建工业体系谈何容易。
四是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的投资力度。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发达，北欧国家劳动力素质普遍较高，研发投入力度大，因此其经济体质较好，可持续发展性强。国家应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和高科技领域的投入，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人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