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和美欧主权债务困境，凸显了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新的瓶颈期，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制约着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去工业化，西方国家基本已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稳居主导地位；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全球化又使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产业向外包方向发展，空心化现象进一步加剧。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伴随虚拟经济的逐年膨胀，美国的制造业逐渐萎缩。1980年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1.1%降到12.6%，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重从21.6%降到9.1%。
欧洲金融服务业近半个世纪以来快速发展，大量制造业外迁也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欧盟大部分成员国存在去工业化现象，西班牙、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尤为严重。去工业化不仅削弱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对国内就业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1996～2007年，欧洲失去了280万个就业岗位。西方国家长期失业现象越来越突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美面临的长期失业形容为国家危机。丹麦首相施密特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即便是宇宙总统，第一任务仍然是为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
西方再次意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的必要性，把重归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提上产业结构调整的议事日程。2009年11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信号，再工业化已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盟工业政策的方向与目标，其重点是促进创新，提升再工业化进程。
然而，经过多年全球化的发展，外迁工业整体回归已不可能，劳动力成本畸高，便捷的零部件、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和产业集群效益，都表明全球化发展已不可逆；只有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和抢占制高点，才是全球竞争力取胜的王道，也才有机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弥补发达国家的就业黑洞。
因此，再工业化是再造一个新的实体，是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形态的崛起；是在继续强化传统产业既有优势的同时，努力在新兴技术产业的角逐中抢占制高点。在全球化大潮已不可逆、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西方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任重道远。
发达国家走向长期财政紧缩之路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过度依赖借贷，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助行动，导致发达国家债务不堪重负。据IMF的数据，2010年底，美、日、英、加拿大和欧元区主要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达到109%。发达国家债台高筑，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国家信用每况愈下，债务危机频频爆发，财政紧缩势在必行。
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这面临着来自经济增长方面的巨大压力：财政紧缩的紧迫性与促增长的急切性相互矛盾。发达经济体面临确保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财政整顿的双重任务，如何在不引发再次衰退的前提下，减少债务总额，是摆在各国决策者面前的难题。财政紧缩导致西方社会党争激烈，经济复苏亦受制约。民主议会制度，一向是西方国家对不同制度国家兜售其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但西方的财政窘境导致各党派在财政领域的角力更加激烈，都在争取将有限的财力运用于自身代表的利益集团，成为影响政府财政工具正常使用的羁绊，这在美国国会争夺财政预算方面表现十分明显。财政预算上的政治僵局，影响着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对美国经济复苏形成掣肘。
西方去福利化倾向开始显现
图：福利制度的改革困难重重
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一度是全球向往的样板，但在主权债务危机阴影的笼罩下，失去了其诱人的色彩。高福利带来的高劳动力成本，使这些国家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削弱了竞争力，贸易逆差积聚。为弥补贸易赤字，被迫走向市场融资，财政主权被市场所控制。高福利制度被视为欧债危机的推手。
欧洲国家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优厚的失业救济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失业现象，在不少国家，失业两年后还可以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的80%，失业救济成了社会福利开支中的最大项目。
西方国家已普遍迈入人口老龄化，2010年日本、欧洲和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2.7%、16.5%和13.1%，远远超出了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欧洲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已占这些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5%～30%。
健康的福利制度不仅要帮助弱势群体渡过生活、就业等难关，促进收入再次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还应抵制不劳而获的道德风险，促进竞争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在财政负担的重压下，欧洲国家去福利化倾向开始显现，个别国家开始提高退休年龄，减少养老金支出，但遭遇民众的强烈反弹，欧洲社会矛盾激化；去福利化阻力重重。
债务问题的解决倒逼一体化进程
欧元区国家共同拥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各国财政预算也缺乏必要的监管，因此十多年来欧洲经济一体化跛足前行。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得各国面对危机冲击时手段不足，过多依赖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欧债危机提示欧洲国家要从制度的设计方面，去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和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欧债危机使欧元区国家深刻认识到欧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离的致命缺陷，欧盟26国已就推动欧元区建立更紧密的财政联盟达成共识。德国总理默克尔评价：欧洲财政联盟开启了欧洲融合的新阶段，欧洲一体化掀开了新篇章。
虽然目前欧元区国家尚在欧债危机的迷雾中徘徊，但一旦走出危机，人们会发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已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欧元区国家又站在了领跑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起点之上。
新兴经济体面临发展模式转型之痛
经过多年的持续双速增长，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实力反差加大，快速改写着世界经济的版图。继巴西2010年超过意大利成为全球第七大经济体之后，2011年又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英《经济学家》杂志预测，2013年印度将取代巴西，而2014年巴西又将超过法国重返第六位。这样，世界经济的前6名排序中，将有3个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据IMF数据，最近两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过去的30%升至60%以上，经济总量占比也从30%升至一半以上。今后两年，中国、印度、巴西仍将领跑全球经济复苏。世界银行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仅为2.5%，其中中国将增长8.4%，印度为6.8%，巴西尽管增长放缓但仍将达到3.4%，人们会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世界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大转型。
拥有30亿人口的新兴经济体还有望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净需求方，南北贸易和南南贸易并重发展。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下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吸收了全球52%的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
新兴经济体地位持续上升，在国际经济治理和改革议程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不断增强，但也面临着经济发展的诸多压力，如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增大、出口下降、资本流动逆转、银行信贷紧缩、经济增速下滑等。许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亚经济体多以出口为导向，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减速与需求下降必然会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不利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将反作用于新兴经济体的外贸出口，中国、印度等经济增长减速，贸易顺差收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以出口为主导转向以内需为主导，降低外贸依存度，减少受人掣肘的风险，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是当前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当务之急。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形成
目前，美债务高达15.23万亿美元，已占美国GDP的100%。长期预测显示，美债将以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继续增加。美国经济必须每年至少增长6%，才能跟上债务增加的步伐。美国财政失衡根深蒂固，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靠减赤增收很难明显减债，美国债务困局已呈现常态化趋势。
美国应对巨额债务的主要手段至今仍是债务货币化，通过美元贬值，稀释债务。迹象显示，美联储已在积极准备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措施。这种手段看似能解决问题，使美债暂不至于违约，但实际是在过度透支美元霸权。虽然目前美元和美元资产仍是投资主要避险产品，但一旦世界经济形势出现转变端倪，美元的避险作用将会下降，美元弱化的速度也必然会加剧。事实上，美债上限危机和美国债首失3A信用等级等接二连三的美国债务风险，已对美元的信誉产生了隐性损害。
美元既是美国货币又是世界货币，保持本国货币稳定和提供世界货币流动性的相互冲突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改革美元霸权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多元货币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元计价产品占全球外汇资产份额已从2000年的71%降至2011年的60%。德意志银行分析师预测，2020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例将由目前的60%降至50%。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实力快速上升和拥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导致人民币日益走强。人民币国际化也驶入快车道，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的人民币国际化已初具态势。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逐步扩大。
西方制度和模式改革进入关键期
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国家采取发债的方式拯救金融机构，实际是变相的劫贫济富，即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金融机构。美国家庭财富从2007年的66万亿美元减至2009年的48.5万亿美元，缩水17.5万亿美元。但是，少数富豪财富却继续增加。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指出，目前全球6100万人掌握着相当于35亿人所拥有的财富，而全球平均每3个工人中就有1人失业或生活在贫困状态，共计约11亿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收入和生活状况每况愈下，今不如昔。
贫富差距拉大、失业和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导致发达国家进入政局和社会冲突多发期。美国的茶党横空出世，富人成为众矢之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迅速席卷100多个城市，这个组织松散的运动已成功地在总统选举年把经济不公正的问题提到醒目位置。奥巴马总统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不得不直面经济不公正问题，承诺要改革税制，让富人承担相应责任，建立公平的经济体系。
每次危机都会带来制度的革新和改良，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与美欧主权债务困境也不例外，其根源都是经济问题以及背后的制度与模式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模式需要尽快改良和适应当前世界经济的转型，否则将面临更深刻的危机与动荡。正如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警告的那样：我们现在还有3到4年的时间来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如果不尽快行动，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我们的制度也会终结。资本主义未来选择怎样的模式，如何改革现有的制度都值得人们去关注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