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德国在欧洲的地位越来越特殊，越来越微妙。1990年，两德的统一造成了一片混乱，邻国对新巨人的产生感到恐惧，时任总理科尔承诺，新的德国将是欧洲德国，而不会将欧洲变为德国的欧洲。但是，如今，很显然，任何欧洲救助计划都要经过德国的手来制定。
欧洲如想从债务危机中重新崛起，就需要强劲的增长，这一点已是广泛共识。但德国的担心在于稳定这种担忧的根源来自其两次大战之间的悲惨经历因此其动作与增长背道而驰。现在，德国总是在搅黄欧洲的增长计划。
批评德国者主要提出了两个论点：欧洲真正的问题出在德国的经常项目盈余；以及德国受过去的束缚太深。
德国的经常项目盈余由来已久，甚至要早于欧洲货币联盟的成立。拜其出口表现所赐，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成为欧洲最强劲、最有活力的欧洲经济体。德国的经常项目盈余主要来自其贸易盈余，而其贸易盈余主要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1961年货币升值后，贸易盈余有所回落，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末、80年代末以及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贸易盈余又急剧增加。
如果由此造成的失衡无法融通和持续，那么就需要做出调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的欧洲伙伴（主要是法国）每过一段时间便会面临不得不实施紧缩和通缩来修正赤字问题的情景。这一选择对法国政治经营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样会阻碍增长，降低选民支持度。
法国（和其他地中海国家）更愿意德国采取货币和财政扩张，因为这有助于改变德国强大的出口倾向。但这样做在德国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两次大战之间的经验让德国人对通货膨胀及其后果改到十分担忧。
德国决策者认为，只要形成货币联盟，这个问题就会消失，因为在美国，没人会担心加州的繁荣会导致与德国程度相仿的经常项目盈余（如果有人不嫌麻烦做个计算的话）。没人会告诉加州应该悠着点，趁着好光景去海边晒晒太阳。
第二项批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一再提到的，即所谓的德国历史教训是错误的。摧毁了脆弱的魏玛共和国、给了纳粹独裁崛起的机会的并不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那场著名恶性通货膨胀。杀死民主的是此后十年的萧条和通缩。
这条来自当代的评论忽视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政策困局的一个重要元素。当大萧条发生时，德国已经陷入了困境，这是因先前的选择失当造成的。在德国政治观念中形成牢固定式的正是这一教训。
德国人注意到当今欧洲的状况与两次大战之间的相同之处，这样做不无道理。其中的相似点在于，货币机制的选择对于政治行为和民主合法性具有重要影响。
德国在恶性通胀过去后陷入了货币机制即金本位的领域。金本位的设计初衷决定了它限制性极强，一旦采用了就不可能抛弃。可以预料的结果是，德国将获得信誉，吸引外国资本。
这一战略成功了，资本流入在公共和私人部门都造成了繁荣。各级政府都在为在政治上受欢迎、但所费甚巨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
但福兮祸之所伏。繁荣带来的活力与先前通胀的经验一起，导致了与生产率提高不相匹配的工资增长。结果，魏玛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失去了竞争力，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南欧也是如此。在这两个例子中，资本流入显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竞争力下降意味着悲剧的开始。
形势逆转后，德国便陷入了困境。随着外国人和德国人开始取回存款，银行变得滋补地毡，被迫以跳楼价清盘资产。政府不得不出手救援倒闭银行；但又无法仅仅通过银行贷款为赤字融资。由于德国政府采取了金本位的固定汇率，这意味着它不得不实施不受欢迎的紧缩政策。
德国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无法自拔。1931年银行危机爆发后，被立刻采用的措施是资本管制。
这场危机消灭了民主。在众目睽睽之下，民主政党的反应是在经济最糟糕的时候逃避政治责任。由于无法走出财政困局带来的政治压力，魏玛共和国最后一届完全议会制的政府在1930年3月崩溃。支出削减措施赶跑了左派；增税计划又激怒了右派。
民主政党默许了对宪法紧急状态条款的使用，绕过议会以指令的方式立法。这样，民主实际上已经死去了，而此时尚在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前。
银行和预算问题、财政约束以及非政治专家政府的出现，这一切和德国人对过去的可怕回忆是多么相似。两次大战之间的教训积累更多的财政债务并不能解决问题正在今日欧洲重现。但我们应该看到经验：应该建立国际秩序，当民主机制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时给予支持而不是落井下石。
这是战后首任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作为20世纪20年代高支出城市的市长之一，阿登纳亲身经历了德国的崩溃从魏玛共和国总结的教训。如今，就像当初那样，欧洲一个有着共同价值的社会需要让受到经济破产威胁的民族国家保持民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