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导致本轮经济下行
2019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多变。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加大政策逆周期调节、实施“六稳”政策，国民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前三季度GDP增长6.2%，预计全年增长6.1%左右。但从季度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却在持续增大，一季度GDP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本轮经济下行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周期性因素来看，全球经济复苏方向逆转，外部需求减弱。从结构性因素看，我国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变，仍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始于2018年的全球经贸摩擦在2019年愈演愈烈，持续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英国脱欧一波三折，部分地区地缘政治、国内政治的突发事件频发。全球政经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保守主义和多边化代替了自由主义和一体化，民族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地缘政治、民族宗教甚至意识形态冲突此起彼伏。
外部环境的这些重大变化对我国经济金融带来了冲击。一是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增长放缓导致我国外部需求明显走弱。二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且从贸易、投资向科技、金融等领域蔓延，严重打击和冲击市场信心。三是在我国低成本优势减弱、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下，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产业外迁现象值得关注。
第二，中国经济处在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贸易摩擦使其“雪上加霜”。
一是贸易摩擦实质性影响持续显现，出口下滑。2018年我国出口形势总体不错，全年增长9.9%。但自2019年以来，贸易摩擦实质性影响开始显现、叠加全球经济减速，我国出口显著放缓（前10个月下降0.2%，其中对美出口下降11.3%），进口负增长（为-5.1%，其中从美国进口下降25.4%）。尽管11月PMI指数有所好转，预示着11月对外贸易可能会有改善，但未来形势依然难言乐观。因为此前加征关税的滞后效应还将显效，中美贸易摩擦演进路径不明，严重影响市场信心。贸易摩擦也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格局变化。笔者实地调研发现，由于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使投资者出现了观望情绪，有些地方部分外企有转移投资或转移部分产品线的意愿。
二是稳投资效果不如预期，投资增速不升反降。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补短板政策，这对缓解基建投资下行和稳定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增速由2018年9月的3.3%回升到今年4月的4.4%，扭转了去年以来基建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但自2019年5月以来，其增速又开始放缓，7月降至3.8%，9月回升到4.5%，10月份再次放缓，低于市场预期。另外，“房住不炒”取向不变，中央进一步明确“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尽管制造业投资7月有小幅反弹，但未来反弹空间和可持续性存疑，前10个月累计增速已经比上半年放缓了0.6个百分点。
三是经济下行加上政策调整，消费全面减速。2019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4%，比一季度有所回升。但由于汽车排放标准转换等原因，7月当月消费仅增长7.6%，8月份进一步放缓到7.5%，9月份短暂回升后，10月份再次放缓到7.2%。经济景气放缓、失业率上升，收入少增，同时叠加政策调控影响汽车、住房和家电等相关消费，未来消费将继续承压。
多重利好因素支撑我国宏观经济趋稳态势
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但未来一段时间，存在三个因素有助于经济增长趋稳。一是2019年三季度以来稳增长政策加码，市场主体的经营环境、融资环境总体趋于改善。二是中美贸易谈判重启，有助于改善市场预期，股市、汇市等金融市场稳定。三是在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我国经济相对优势凸显，有助于资金回流、市场信心和预期的稳定。伴随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我国吸引外资较快增长。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人民币计）同比增长6.5%，比上年全年提高5.6个百分点。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吸收外资保持较高增幅，前三季度同比增长39.8%，占比达29.8%。
事实上，近日公布的官方PMI和财新PMI已经印证了这一点。11月中国制造业PMI指数为50.2%，环比10月提高0.9个百分点，并且生产PMI为52.6%，环比10月提升1.8个百分点，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分别环比上月提高0.7个和1.8个百分点，表明近期宏观经济从供需两端都出现了改善迹象。11月财新中国PMI指数51.8%，环比10月小幅提高了0.1个百分点。综合判断，预计2019年四季度我国经济将有所企稳，GDP增长6%左右，全年GDP增长在6.1%左右。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两个翻番”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之年。经济发展任务繁重，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众多。中国经济总体上“谨慎乐观”。从实现“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大目标来看，2020年保住6%的增速应该成为底线。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金融领域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有，中美贸易摩擦、猪肉价格上涨、实体经济需求低迷、债券违约风险或向信贷市场传导等。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依然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和韧性。一是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二是居民消费非物质化、个性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等趋势明显，消费结构升级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源。三是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创新驱动越来越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推进。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拉动经济的新增长极。五是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不断提高，经验不断丰富，并且政策工具多、空间足。
以稳健货币政策助力经济平稳运行
应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202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货币政策也要密切配合。只有货币政策配合，才能一方面为财政扩张提供资金辅助，另一方面维护金融稳定，保证充足的资金供给以助力稳增长。
第一，微调货币政策取向，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取向的表述来看，从2018年的“松紧适度”变为2019年“灵活适度”。综合多方因素考虑，建议2020年降准2—3次。降息方面，未来应综合运用MLF等措施引导利率下行，降低货币市场利率过度波动。
加强应收账款拖欠问题专项治理，化解非市场因素造成的货币政策传导“梗阻”。通过加快前期欠款的催收和拖欠惩罚力度，明确应收应付条件与期限，继续强化对应收账款问题的治理。
防范和化解一些领域出现的新的金融风险。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影子银行、表外业务、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金融风险正在转向高位缓释，情况有所好转。但一些新的领域金融风险亟待关注，比如地方财政风险、银行潜在不良、债券违约以及中小微企业、信用卡、涉房企业等。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破”向“立”转变。
从去产能向促转型、谋升级转变。目前煤炭、钢铁去产能任务已完成。2020年应更注重提升产业链水平，通过5G、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应用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促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从去杠杆向优化杠杆转变。近年来，在去杠杆政策作用下，宏微观杠杆率稳中趋降。未来，去杠杆政策可以向优化杠杆转变，这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高杠杆效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这意味着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2020年将以稳杠杆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