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2011年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序，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2010年的净利润分别达到325亿美元和264亿美元，分列全球第一、第二名。若以一级资本排序，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与中国农业银行分列全球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四位。若以排序变动幅度而论，在位置上升幅度最大的全球十大银行中，中国银行业占据半壁江山。值此全球金融业在危机的苦雨凄风中飘摇之时，中国银行业风景独好，确实令人瞩目。
这不免让人忆起十多年前的光景。那时，全世界几乎无人看好中国的银行业。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用不良资产率和资本充足率等专业标准衡量，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整体破产数次，尤以规模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为甚。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的银行业若想健康发展，绝对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进行再资本化。但是，再资本化既要消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又要在银行的外部寻求巨额股权资金投入——就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财政实力、金融健康状况和体制改革进程诸方面条件而论，这两个任务根本无望完成。1997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更增添了人们对中国银行业的忧虑。因为，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中国的银行体系具有十分明显的“亚洲特色”；如今，亚洲最优秀国家的金融体系已被证明存在严重缺陷，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调整，中国的银行业更难逃破产的厄运。
面对日趋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终于在上世纪末下决心对其庞大的国有银行体系进行财务重组和体制改革。改革的战略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在上世纪末，中国政府确定了银行业改革和重组的一揽子方案。其中关键的措施有三：其一，1998年，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填充已为负值的银行资本金；1999年，将1.4万亿元不良资产(其中9800亿元归属四大国有银行)从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并相应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承接和处置这些不良资产。经此处置，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按1996年的标准计量，达到了4%。其二，开始认真实施诸如改革银行管理体制、加强内部管理、执行严格的授权授信制度、考核银行的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等强化银行治理机制的一系列措施。其三，在外部环境上，货币当局正式取消了(1998年)行之多年的信贷分配，改而对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力求为银行的商业化运行提供适当的市场环境和体制条件。
第二阶段改革发生在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部分为了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部分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金融服务体系的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政府于2002年更大规模地推动了银行业的全面改革。主要国有银行(后又扩展到主要的国有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先后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财务重组。在对不良资产进行了又一次剥离之后，由中央汇金公司和(或)财政部代表政府分别向各银行注入了新的资本金。在资本充足率大致达到巴塞尔协议Ⅱ标准的基础上，按照“一行一策”的安排，各银行先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依托新的股份公司架构，从国际上引进了战略投资者。大量具有丰富金融管理经验的海外机构成为了中国主要银行的重要合作伙伴。自2006年6月中国银行率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发行上市，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先后成功在国内外交易所发行上市，成为国有控股的公众银行(金融机构)。总之，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均已实现了现代公司制改造，并从国内外市场募集了充足的资本金，完成了再资本化。依托本世纪头十年中国经济年均10%以上的强劲增长，中国的银行业不仅进一步大幅度降低了不良资产率，还获得了稳定增长的丰厚利润，并据以跻身于全球最有影响的银行之列。
2007年开始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凭借雄厚的资本，基于在危机中一枝独秀的实体经济增长，中国的银行业在举步维艰的全球银行业中名列前茅，不应是意外的事。
改革成效评估
在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银行业改革、重组和扩张浪潮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剥离不良资产和大规模再资本化。由于这两项关键举措完全依靠的是政府从外部动员资金，并由政府一手操办，很多研究者(特别是国外研究者)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成效便不以为然。
有人质疑这种方式的合法性。这一怀疑缺乏根据。众所周知，改革之前，中国的主要银行都是由政府全资拥有的。基于这种产权关系，多年来，中国政府要求银行发放了大量非商业性贷款，这些贷款形成了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主要来源。反转来，由政府动用其掌握的其他资源来处置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同理，由于中国政府是改革前中国银行业的唯一股东，政府为其银行注资，亦属题中应有之义。
有人质疑改制的整体经济效果。真正的问题是：这次注资规模如此之大，中国政府是否真有能力以非通货膨胀的方式，在不损害经济总体发展的前提下完成任务？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以为，寻找答案，可从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状况入手。我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正在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初步结果显示，由于国民储蓄率一直高居45%以上，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总体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一直比较健康，其资产净额为正。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亦然。虽然经常性预算一直存在赤字，但是，加总的以政府为主体的收支则有相当规模的盈余。因此，中国政府有能力动用部分国家资产去弥补国有银行的亏空并为其补充资本，同时并不妨碍其他事业的发展。
有人进一步提出问题：经过世纪初的这次重组，中国的银行业在治理机制、规模、效益等方面确实大有改观。但是，改革后的中国银行业依然留有政府控制的痕迹；在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世人已若明若暗地看到了它们的存在。如今，随着“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随着应对危机的4万亿元投资的后续负效应由微而著，人们对不良资产将死灰复燃的担心日增。倘若这些潜在的风险演化为不良资产，中国政府还将如何应对？我以为，以上种种问题，目前都还只是在“传说中”，如果针对这些传说来进行分析，显属无的放矢。我们在此只想强调指出，如果认真分析中国银行业迄今为止的改革进程，并透彻了解此项改革的法理、体制、实力基础和行为逻辑，我们就应知晓：所谓困境云云，实属过虑。倘若据此便唱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那显然更是对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缺乏基本的了解。总体说来，即便当前的传说部分变为现实，在良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总框架下，中国也拥有足够的资源去解决所有问题；而中国政府在此次危机中显示出的大规模调度资源的能力，则基本可以保证这种对资源的调度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复杂艰巨的改革任务
但是，我想指出，中国银行业近来在全球银行业中的相对地位急剧提升，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业“做得很好”，毋宁说是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业“做得很不好”。从这种“竞劣”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银行业排名的提升便意味着，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面向未来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银行业仍然面临着复杂、艰巨的改革任务。
问题千头万绪，我以为，其中有三个重点特别值得关注：
2003年开始的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实现了银行股权的多元化。到2010年底，中国全部银行业股权结构中，国家股占比53.85%，国有法人股占比6.81%，非国有股占比39.34%。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大银行股权结构中，国家股占比68.19%，国有法人股占比1.36%，非国有股占比30.45%。
用国际标准衡量，中国银行业的股权结构仍然过于集中。如今，股权高度分散已成国际通则：除中国之外的全球大型银行最大股东持股比例，鲜有超过10%的。银行业的公共性、敏感性和系统重要性，使得避免一股独大，保持银行业经营管理的独立性早已成为共识。另一方面，对于银行业的严苛监管，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股东的监督，使得较为独立的银行管理层也不至于一意孤行地做出损害股东利益和国民经济全局利益的事。换言之，在银行业中保持某一股东控股地位的各种理论和基于国情的考虑，诸如有利于宏观调控、有利于贯彻股东意图等等，均已由现代银行业的发展现实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中国自身的实践或许能提供最具说服力的适例：在历次宏观调控中，最“不听话”的，恰正是那些国有股比例最高、资产规模最大的大银行。如果再考虑大股东承担的风险以及背负的规模日益加大的再融资压力，保持国有控股的诸种益处其实正在逐步丧失。
因此，进一步推动银行股权多元化，应是中国银行业未来改革的任务之一。基本的方向是鼓励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各类民营资本以及部分外资积极参股到各类商业银行中。这样，不仅可以不断满足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需求，同时还能从机制上进一步促进银行经营机制的改善，推动产融结合的深化。
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举凡储蓄的动员、聚集以及分配，主要通过银行体系来进行。这样的金融体系，适宜支持以工业化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但却很难支撑以城市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进程。而目前的中国，恰正处于以工业化为主导向城市化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
城镇化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而此类投资不仅规模巨大、期限更长，而且商业可持续性极不确定并导致风险集中。如果依赖银行体系提供资金，则既加重了期限错配的痼疾，又提高了全社会的杠杆率。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祸起住房市场，并迅速地波及发放抵押贷款的银行乃至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其中的教训我们必须记取。
因此，在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中，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多渠道增加股权资本的供给，是不可逆转的战略方向。显然，如果中国的金融结构向更倚重资本市场的格局转变，以提供债务性融资为主业的银行势必面临较大冲击。因此，如何顺应趋势，充分发掘、利于自身的信息、人才、资金和网络优势，以创新的精神积极融入中国金融结构变化的潮流之中，灵活转变自身业务经营模式，拓宽债务性融资与权益性融资对接的新渠道，是中国银行业面对的又一历史性课题。
第三，影子银行体系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所谓影子银行，系指向企业、居民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杆率等服务，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替代商业银行核心功能的那些工具、结构、企业或市场。该体系是应筹资者和投资者们的多样化需求而产生，并依托现代信息业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代表的是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中的影子银行体系高速发展，并已大规模侵蚀了银行业的传统领地。在中国，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体系亦有长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融资总量高达6.33万亿元，其中，有30%～60%是银行贷款的直接替代物。其规模已直追传统的银行体系。
在我看来，影子银行体系的蓬勃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动向，它反应了中国的金融业正在从单一功能的传统银行向为客户提供包括融资、金融理财、风险管理、价值提升、支付清算等在内的全面金融服务的新型金融业转型。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体系中以理财产品、私募基金、证券化、金融租赁、第三方支付、银信合作等为主要特色的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供给活动，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创新的主要源泉。毫无疑问，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在对商业银行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为其发展和转型提供了现实的路径。
我认为，在中国进一步发展银行业，必须全面更新理念，将银行从高高在上的金融资源的垄断者的地位上“下凡”到为企业和居民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的新平台上；必须从以融资为能事的金融中介功能，全面转移到以收集、生产、分配和使用信息为核心功能的新机制上；必须从满足于存、贷、汇、兑，全面转移到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金融产品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上；必须从热衷于兴办机构，转移到激励交易、向提高流动性要效率的现代金融发展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