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价格重回人间，美联储也将逐渐退出量化宽松，这推高了美国的利率，拉美经济体面临可持续增长的挑战。2013年，拉美地区主要经济体增长纷纷减速，预计2014年亦将如此。
如今，显而易见的是，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几年中拉美的快速增长并非来自革命性的政策变化，而是来自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只要大豆、小麦、铜、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巴西、智利和秘鲁等商品富裕国就能得到很大的提振；甚至经济政策十分糟糕的阿根廷增长也十分迅速。
但如今，“长期停滞”——自从前美国财政部张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去年11月指出美国（或许也包括其他发达经济体）进入了长期的GDP增长萎靡阶段以来，这个新兴概念便成为美国政策争论中的热词——可能将来到拉丁美洲。
道理是这样的：消费者债务高企、人口增长下降和不平等的恶化削弱了消费需求、刺激了储蓄，而生产率和产出本身增长放缓抑制了投资。因此，“自然”利率——使投资需求等于储蓄供给的利率——下降了，甚至下降到负水平。但是，由于实际利率不可能处于严重负水平（除非通胀很高，现实并非如此），因此就产生了储蓄过剩。在消费和投资的拖累下，美国经济将注定陷入停滞。
但这套理论为何适用于拉美呢？相比美国，拉美的增长更快、利率更高、内需也更强。
考察一下拉美的历史。在最近的商品驱动繁荣之前，拉美的增长并无亮点可寻。20世纪80年代饱受债务危机和大规模衰退困扰，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改革也未能提振短期增长。从1996年到2007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只有四个国家——巴西、智利、多米尼加和巴拿马——增长快于美国。因此未来几年增长率下降只不过是回到了拉美的老路上去，而不是脱离历史轨迹。
这把我们拉回了长期停滞。诚然，拉美国家平均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因此应该比这个北方邻国增长得更快。问题在于快多少。在这一背景下，停滞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增长率不足以确保生活水平向美国看齐。
与美国不同，拉美经济体的实际产出达到或接近了其潜在水平，因此提振增长需要增加投资。但投资一直令人失望。拉美地区的问题不是国内储蓄过多，而是过少。拉美国家储蓄占GDP之比平均为18%，而高增长的东亚为30%。
因此，每当拉美投资开始增加，就必须从国外拉贷款。外国投资者愿意接受经常项目赤字增加的结果，但有一个限度。
去年5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话——宣布量化宽松终于要告一段落了——便摧毁了这批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4%上下的新兴经济体的信心。巴西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但分析师担心拉美地区其他国家同样脆弱。因此，与过去一样，如今只要外国人感到紧张，拉美的融资和投资就会削减，增长也会受阻。
拉美地区的储蓄稀缺反映了设计不合理的税收和退休金制度带来的不良激励。但储蓄表现也与长期财政问题有关。诚然，在2007年前，许多拉美经济体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因此智利等国家能够实施强有力的反危机财政措施。但是，泛美开发银行（IADB）的一份2013年报告明确指出，财政刺激并不总能在危机过去后及时推出，因此现在拉美地区的财政状况比2007年更加疲软。
政府支出的组成也有问题。根据上述IADB报告，投资只占财政总支出的16%，还不到新兴亚洲的比例的一半。因此拉美长期饱受技术设施赤字的困扰，已成为增长的拖累因素。
即使未来国内储蓄有余也不能保证投资的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取决于可以从投资中收获多少产出增量，而目前拉美（以及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令人失望。
生产率滞后的原因问多，但其中之一是没有事先本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要提高经济的生产率，要么增加效率，要么把资源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新部门——这一过程是否发生，可以通过观察出口多样化程度了解。悲惨的事实是，如今大部分拉美国家——墨西哥是个显著的例外——所出口的东西与二十年前几乎没有变化。这是拉美和东亚的又一显著差异。
因此，拉美经济体能够在商品价格和世界利率回归正常水平的情况下保持增长吗？作为拉美人，我们希望答案是肯定的。但恢复停滞也是可能的——只有决策者承认这一点并正确地采取预防措施，才能让这一可能性最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