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上台后致力于将“内部重建”作为施政中心，围绕振兴美国经济竞争力和社会改革等重大国内议程，重新规划和平衡其对外战略重点。[1]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总体上将继续贯彻“以内统外”的施政理念。就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关系而言，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态也将继续深刻地影响美国社会对华认知的变化，以及美国政府对华关系的决策环境。本文拟从分析当前美国经济调整及发展趋势入手，结合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施政重点，以及美国社会“中国观”的变化趋势，探讨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对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多重影响，并对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思考。
一、美国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口
当前，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关系的国内环境中，美国经济状况以及美国社会对其经济发展的判断仍是最突出的因素，构成美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外政策的“重中之重”。美国百人会2012年公布的《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态度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普通民众和精英（包括决策层、商业精英、舆论领袖等）将“就业和经济”排在美国面临最严峻问题的前列，该比例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爆发之前）的民调相比有了大幅攀升。[2]
同样，经贸问题不仅显著地反映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议题主轴和选举结果之中，也突出地反映在选举期间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之中。[3]显然，美国经济增长态势以及美国民众对经济状况的观感将继续成为美国评判其外交的重点和得失的出发点和归属点。
如何判断当前美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总体而言，美国经济在过去三年里实现了较为有力的复苏。从经济增速来看，2009年GDP负增长3.1%，2010年增长2.4%，2011年增长1.8%，2012年达到2.2%。2013年第一季度继续保持2.4%的增幅，全年预计增幅在2.5%以上。美国劳动力市场情况近两年来也有所改善，失业率从2009年10%的最高峰下降到当前的7.5%左右，总体在缓慢回落的轨道上。2013年，美国每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平均在34.4-36.9万人之间，维持在2008年2月以来的较低水平。根据以往经验，如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稳定在37.5万以下，则表明就业市场雇佣需求开始旺盛，失业情势已渐趋稳定。[4]
近两年以来，美国经济企稳向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受技术创新、页岩气能源革命等成本降低的中长期利好消息激励，美国企业在美扩大投资的意愿有所增强，2013年第一季度美国私人投资同比增长4.3%，尽管增速环比有所下降，但仍为GDP增幅贡献了1.16%，同比增加近49%。[5]
中长期利好消息还包括美国的人口增长红利因素，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人口老化迅速甚至萎缩的态势，美国人口在未来仍保持数量上升的趋势，到本世纪中叶将净增9300万人，总人口将达到4亿。美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比其他发达经济体更加缓和。[6]
另一方面，美国一些州和地方政府围绕吸引外资、改善基建、完善移民和税收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初显成效，地方经济活力开始显现。[7]
此外，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或继续衰退（如欧盟），或增长减缓（如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下，美国房市、股市抬升，重新激发起更多的美国人对自身体制机制和经济修复能力的信心。与前两年相比，公众对经济的乐观情绪有所提升。皮尤民调显示，2009年底美国公众认为“经济状况极佳或好”的只有8%，2013年3月这一比例已上升至16%。[8]
尽管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增强，但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后，美国经济修复能力较之以往已有严重下降，三大结构性因素仍将制约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
一是美国经济“二元现象”依然严峻。经济结构中，高附加值的金融、研发设计行业和相对低生产率及低附加值的低端服务业构成美国产业结构的两极，制造业复苏和回归仍任重道远；[9]劳动力结构中，美国就业大军越来越向高学历、高技能和低学历、低技能两端倾斜，中高技能的技术工人岗位缺失依然严重，造成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包括能源、矿产行业）每年仍有二十多万个岗位招不到符合条件的技工，而“技工荒”又阻止了制造业“复苏”或“回流”的趋势；收入结构中，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差距不断拉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呈下降态势；代际结构中，老年人与年轻人在经济危机和衰退的环境下争夺就业、福利等社会资源的“代际之争”依然突出。
二是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依然悬而未决。美债务压力表面上由于“自动减支计划”有所趋缓，债务占GDP的比重下降到4%以下，但并没有解决中长期美国债务及财政前景的结构性困境。目前，府会之间围绕政府如何“开源节流”尚未达成共识，政府在医疗、社保等福利方面的支出随着老龄化及利率上升的趋势将不断上升，势必进一步挤占联邦政府对国防、教育、研发、基建等方面的投入，可能加剧“不仅继续寅吃卯粮，而且吃掉种粮”的恶性循环。奥巴马政府一方面面临民众既要政府减税，又要提供更多政府保障的困境；另一方面面临既要保障联邦政府具备“投资未来”（如研发、教育、基建等）的能力，又要避免出现“大政府”的两难局面。
三是全面重振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依然任重道远。近年来影响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宏观政策、技术革新、公司管理创新等因素不断改善，但繁复的税收体制、低效的基础教育、技工匮乏等结构性因素依然严重掣肘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升级。[10]
未来美国经济竞争力取决于税收制度、移民制度以及基础教育等领域的重大改革。尽管美国国内对上述三大领域改革的共识在增加，但距离联邦政府出台重大政策仍有时日。此外，美国当前的政治僵局仍是阻碍美国提高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美国政治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倒逼民主、共和两党做出调整，尤其是不断逼迫共和党在移民政策改革上做出抉择。与此同时，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美国对廉价充沛的页岩油气的依赖，可能阻碍美国再生能源及低碳产业的发展。[11]
总之，美国经济仍处于结构调整转型的重要关口。当前美国经济结构中的利好、利空因素交织，其复杂的互动结果对美国中长期发展前景的影响尚不明朗；未来一系列重大改革和战略决策（特别是涉及移民、税收、教育领域的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出台并得以实施，将决定未来美国经济修复能力能否有效发挥功能。
二、奥巴马第二任期仍延续“内政为主”的基调
奥巴马第二任期不会改变“对内重建、对外调整”的执政方略。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将力争医疗改革法全面实施，并在移民、控枪、社保、教育等领域中继续有所作为，[12]
使内政成就成为其四年后的总统遗产，并为民主党2014年中期选举以及2016年大选奠定基础。[13]
另一方面，在奥巴马第二任期里，共和党在国会对奥巴马的掣肘会进一步加剧，然而在近期一系列“丑闻”、“争议”中，奥巴马的支持率并未受到影响，表明美国民众更关心政府在重振美国经济方面的表现，从而进一步坚定奥巴马政府继续聚焦国内经济和发展议程的决心。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有四大重点：首先是创造就业岗位，这对奥巴马政府来说是重中之重。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08年以来共有630万人受金融危机冲击而失业，2013年6月，尽管此轮经济复苏已增加就业岗位500万，但与危机之前相比仍有130万的缺口，这还不包括因为找工作无望而放弃就业的人数，年轻人群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尤为引人关注。[14]
盖勒普2013年6月完成的一份调查显示，当月全美18岁-29岁的年轻人能够找到全职工作的不足44%，比2012年同期调查还要低3%，更远低于三年前的水平。[15]
近一半的全国失业人口集中在34岁以下人群，美国已经成为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年轻人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16]
其次是改善收入分配机制，阻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近期民调显示，尽管奥巴马总统一再强调要重新激活美国中产阶级“攀升社会阶层”的梦想，但前景并不太乐观。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因为经济复苏而同步上升，相反还在下降。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的统计，自2009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经济复苏以来，美国家庭收入的中数平均值降低了4.4%，比2007年危机前降低了6.1%，显示美国普通家庭实际生活水平处于下降趋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进一步显示，美国家庭净资产的中数平均值自2009年以来下降了39%，但同期美国最富裕家庭的净资产则继续呈上升趋势。[17]
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改善，势必影响奥巴马的执政基础以及2014年乃至2016年民主党的选举前景。
第三是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在此方面的扶持政策包括鼓励产品研发、加大教育投入、推动移民改革、减免企业税收等。过去20年间，美国国际竞争力呈下滑态势，而目前联邦政府的举措还只停留在目标阶段，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由于教育改革等见效较慢，短期内有可能取得成效的措施是降低企业税率，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对海外投资的吸引力。
第四是采取积极进取的贸易政策。奥巴马政府希望获得国会的“贸易促进授权”（TPA，又称贸易快车道授权），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谈判进程。但是在推进更为积极的贸易政策上，奥巴马政府将面对来自民主党阵营内“要求公平贸易”势力的严峻挑战。[18]
贸易投资谈判不仅事关美国国内就业问题，更事关美国在未来地区和全球经贸秩序重构中的领导地位。
奥巴马第二任期能否实现其内政议程目标面临种种压力。一是共和党在国会的掣肘呈加剧之势。共和党通过强化党派划线纪律，阻碍民主党议程的实施；通过放大涉奥巴马政府“政治丑闻”效应，企图加快奥巴马总统“跛鸭期”的到来；通过利用网络及新媒体等点对点传播手段，强化共和党支持者反对奥巴马和民主党政见的“固有认知”，弱化奥巴马政府对公众的影响力。
二是在包括叙利亚等中东问题上面临更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鉴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以及美国公众普遍的厌战心理，目前奥巴马宁愿为此付出一定政治代价，也不愿轻易在对叙干预问题上做出决断。但随着共和党强硬派和盟国对美国加大介入的压力上升，奥巴马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续对叙问题的“克制”则不得而知，如何处理叙利亚问题对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中心议程构成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凸现了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相互依存的现实，另一方面，近年来两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发展轨迹也使得美国社会的“中国观”（包括对中国形象以及中国扮演角色的认知）出现新变化，呈现在多元和动态中日趋理性和务实的态势，对华好感“普通民众高于政策制定者、商界高于政界和学界”的格局。[19]
其中，美国政界、商界和意见领袖（特别是美国智库和学者）的中国观变化趋势尤其值得注意。
美国政界，尤其是主导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行政部门关于中国发展及国际角色的判断日趋现实。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奥巴马政府中的主流观点，尤其是“知华派”认为，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将促使其继续自身的改革开放，不太可能步前苏联后尘；中国已经建立日益多元开放的社会体制，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革新和适应能力。[20]
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奥巴马政府的主流意见也认为中美之间既不是所谓“中美共治”（G2），也不是“新冷战”，而是兼有竞争和合作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对地区、全球的重要性及其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继续给予充分肯定和期待，认为中国政府关注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而非采取对外冒险的行动，美国应欢迎中国的崛起及其合法角色的扩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不讳言中美两国在双边和诸多国际领域的分歧矛盾和竞争关系，强调要通过规则来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坚决使中国的崛起过程符合国际规范和国际法，防止两国出现无序或恶性竞争，或出现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对抗。[21]
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美国的自信心也大幅提升，在对华政策上日益强调中国要按规则行事。2013年7月10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中美第5轮经济战略对话的开幕致词集中体现了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22]
奥巴马政府日趋现实的“中国观”强化了美国对华实用主义的“两手策略”，也体现在美国政府对中方倡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反应之中。自2012年初中国政府提出双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以后，美方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在各种双边和多边场合，都认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和战略意义。但另一方面，美方也明确把扩大中国市场对美开放，增加中国“军事透明度”、中方满足美方关于网络商业安全以及朝核问题上的要求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23]
甚至把中国是否满足美国的具体关切（如斯诺登案）作为检验中方是否有诚意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金石”。[24]
就美国商界人士的中国观而言，一方面，美国商界精英仍是对华印象最为正面的人群。美国百人会《2012年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态度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72%的商业领袖对中国有好感，而普通民众的这一比例是55%，意见领袖是62%，决策者是42%。商业领袖对中国好感的比例较5年前高出18%，也是各类受访人群中增幅最高的。[25]
对于未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受访的美国商业精英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扮演三个主要角色：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71%）、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70%）、制造业外包的关键目标地区（55%）。其中，认为中国将成为最大消费市场的比例比5年前高出19%。[26]
另一方面，在美国商界眼中，中国既是美方最具潜力的投资和出口市场，也日益成为美国企业强劲的竞争对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在华美资企业的跟踪调研显示，在全球经济整体处于脆弱复苏的不稳定态势下，中国市场的稳定增长对美国企业仍具有巨大吸引力。根据该机构发布的《201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受访的24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中，近九成企业表示2011年在华运营获利，是该机构过去七年调查中比例最高的一次。其中四分之三的企业看好来年的获利预期，四分之三的企业表示其在华获利情况好于或等同于全球其他市场，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将在未来一年中继续追加在华投资。[27]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档期”，但绝大多数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并没有改变“长期来看中国仍是全球重要的成长市场”的观点。[28]
此外，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的吸引力也同样反映在近10年来美国各州对华出口不断攀升的数据中。[29]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商界也日益感到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压力。美国百人会对美国商业精英的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崛起会对美国产生严重或潜在的威胁，包括持续的贸易逆差和外包引发美国就业岗位减少，而对“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的担心更是名列受访者对华经济担忧之首。[30]
近来，美方对中方的所谓“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无端指责也反映了其对中国企业技术升级削弱美国技术优势和市场份额的担心。[31]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中国市场对美企业的挑战不断增加，排在前五位的问题依次是日趋激烈的人力资源竞争、行政审批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日益增强的竞争力、不断上升的企业运行成本，以及在华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这些挑战也使得近45%的美国在华企业认为，与三年前相比，中国市场的竞争环境更趋严峻。[32]
美国的智库和学者是影响美国舆论对华认知的重要力量。总体看，尽管美国智库和学者的“中国观”呈现多元和比较积极的态势，但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和美国遭遇金融危机重创的叠加影响，美方智库和学者中关于“中国强势”的论调明显上升。[33]
一些美方的智库和学者认为，中国国内对于美国衰弱论的判断加剧了中方的“过度自信”，而中国的“内部维稳”也需要“对外强势”。[34]
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在分析了美国学术界流行的“中国强势论”后指出，美国学界对华外交“强势论”的流行主张更多的受到媒体（包括新媒体）舆论所左右，往往“缺乏明确的界定，更缺乏严谨的比较”，“与其说中国的政策本身变得强势，不如说是美国的反应更加激烈”。他担心这种“中国强势论”的单一话语很可能进一步压缩美方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公共话语空间，弱化美方学界对中国外交新观念、新政策的敏感程度。[35]
美方智库和学者对中方倡议的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复杂反应证明了上述观点。一方面，中方倡导的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主轴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得到奥巴马政府比较积极的响应，也逐渐引起美国学术界、思想界的重视。另一方面，美方智库和学者中仍不乏对“中美能否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种种质疑：其一是所谓“吃亏论”，认为中方这一倡议是为了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若奥巴马政府对此认同等于是“单方面接受了北京关于其核心利益的主张”；[36]
其二是所谓“怀疑论”，认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并存”已逐步被“竞争大于合作”所取代，中美应该聚焦如何管理好竞争甚至冲突，少谈口号原则。[37]
此外，认为中美之间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距将放大两国利益矛盾、中美之间冲突难以避免的观点仍有相当市场。[38]
四、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及思考
美国社会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调整改革的中间阶段，继续振兴经济，特别是增加就业和提高美国经济全球竞争力仍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政策重点。同时，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解决国内问题，是奥巴马政府“对内重建、对外调整”政策主轴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美方普遍的共识。在新一轮美国选举周期到来前，美国政府对抓住两国领导人换届机遇，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有着较强烈的紧迫感。因此，中国在未来几年的对美关系中应把握“机遇管理”和“理性预期”的平衡。一方面，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利用“习奥庄园外交”重要成果，积极稳妥塑造两国关系议程，包括在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中增加对议题的设置能力，引导进程；另一方面，充分预见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内政的复杂性及其对中美关系议程可能的干扰，不对两国关系预设过高和不切实际的期待，努力营造两国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面舆论环境。
如何强化中美之间的“共生关系”，尤其是如何打造中美经贸互利共赢关系的升级版，防止双边经贸关系的矛盾摩擦弱化甚至拖累整体关系，使经贸纽带继续发挥双边关系“压舱石”和“推进器”的功效是美方各界人士的普遍关切。一方面，美方商界日益关注中国经济能力升级后对其产业竞争力构成的挑战；另一方面，美方对中国在美投资拉动就业高度期待，更看重中方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为美国企业创造新的市场机遇。对此，中国应把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升级版与加快自身市场体系完善，以及推进更加平等开放的美国市场准入紧密结合，一是在推动两国投资协议谈判过程中，不仅把双方市场的相互开放视为一个相互让步、妥协和利益互换的外交进程，更将其视为促进中国自身市场体系建设和新一轮改革开放（如金融领域、服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国企改革等）的倒逼机制和战略机遇，凝聚国内共识，促使中国企业在更高层次和更开放环境下培养国际竞争能力。二是善用美地方政府及舆论对中国在美投资的迫切需求，借鉴其它国家在美投资的成功经验，在推进中美贸易投资谈判进程中改变当前对美投资存在的“三多三少”局面，即对美金融投资多，直接投资实体经济相对少；投资中兼并收购多，直接建厂（又称“绿地投资”）相对少；投资分布行业较多，创造就业机会相对少的局面，鼓励各类有竞争力的企业在美扩大直接投资建厂，扩大就业领域及规模，联合打造更多既有就业规模，又对中美关系具有标志意义和战略影响的品牌企业。三是早日启动由中美两国官、产、研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就如何推进中美新型经贸关系的重大议题开展联合研究，为两国政府协商提交政策路线图，例如中美自贸区谈判、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太自贸区”等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网络商业安全规范等议题。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进程的加快，美国民众对经济复苏的乐观情绪上升，尤其对中国加大对美投资兴业的期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视中国为“美国就业外流的罪魁祸首”的心态，有助于为加强中美经贸往来营造更好的社会舆论。同时，在美国社会的“中国观”呈现多元和趋于理性和务实的态势下，美国舆论，特别是媒体和学界对所谓“中国发展不确定论、不可知论”有所升温，部分论调在唱衰中国发展的同时，甚至认为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缓解国内社会矛盾，认为中国对外“强势”难以收敛的观点仍颇为流行。在影响美国“中国观”的媒体渠道方面，以往传统媒体单一主导局面不复存在，网络和新媒体对年轻人群影响增大，而中文信息源对美国民众“中国观”影响极其微弱，英文媒体信息仍起决定性影响。为此，强化中国对美的公共外交，推动美国各阶层形成客观、平衡的“中国观”应是中国对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考虑加强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媒体，包括平面和电视媒体直接接触交流的机会，特别是利用各种高访的机会，针对美国公众关心的问题阐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内政外交的施政理念。此外，进一步推进中美两国智库和学者开展学术外交，鼓励两国有影响的智库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命题开展共同研究，对核心概念、基本逻辑、实现路径等形成大体一致的认知，早日形成中美围绕这一重大课题的强大“认知共同体”。
注释：
[1]Martin S.Indyk，Kenneth G.Lieberthal，Michael E. O’hanlon，Bending History：Barack Obama’s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2，pp.284-285.
[2]对该问题严峻性的认知度，普通民众从五年前的41%上升到目前的71%；舆论领袖从45%上升到75%；商业精英从49%上升到73%；决策者从6%飙升到81%。相对而言，2007年排在首位的“伊拉克战争、和平及外交政策”问题下降到第三位。参见《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态度民意调查2012年（中文版）》，百人会编，2012年版，第94页。
[3]关于经贸议题在2012年选举中以及中国话题中突出地位的分析，参见周琪、齐皓：“奥巴马连任的原因及其第二任期面临的挑战”，《美国研究》，2012年第4期，第13-14页；张业亮：“美国2012年大选与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12年第4期，第46-67页。
[4]上述数据根据美国劳工部、商务部、财政部等数据统计而成，详见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感谢查晓刚在数据收集中的贡献。
[5]“US Gross Private Domestic Investment Contributions to Real GDP Growth：1.34 % pts for Q2 2013，”http：//ycharts.com/indicators/us_gross_private_domestic_investment_contributions_to_real_gdp_growth，“Private Domestic Investment–1Q2013 FINAL ESTIMATE，”July 7，2013，http：//www.us-economy-exposed.com/category/gdp-insights/private-domestic-investment/.
[6]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口变化趋势及影响，参见“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December 2012，pp 21-26；关于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美国中长期经济发展影响的论述，详见Joshua Meltzer，David Steven，Claire Langley，The United States After Great Recession：the Challeng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s，2013，pp.15-16。
[7]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俄亥俄州和堪萨斯州等州为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或简化商业管理的官僚程序，或将原本官办的经济发展机构私营化；弗吉尼亚州等州为吸引投资和高质移民正在改革汽油税，路易斯安那州和纳布拉斯加州甚至考虑取消企业和个人收入所得税；一些州或地方政府则通过建立基建基金推动施政建设。详见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573544-luckily-dysfunction-washington-only-one-side-americas-story-america-works。
[8]“Economic Conditions as of July 31，2013，”Pew Research Center，http：//www.pewresearch.org/data-trend/national-conditions/economic-conditions/.
[9]Mubin Khan，“US Manufacturing and Troubled Promise of Reshoring，”The Guardian，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3/jul/24/us-manufacturing-troubled-promise-reshoring.
[10]哈佛大学商学院2012年和2013年连续发布报告，详细分析了当前美国竞争力态势及下降的原因，详见Michael Porter，Jan Rivkin， Rosabeth Moss Kanter，“Competitiveness at Crossroads：Findings of Harvard Business’School 2012 Survey on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Harvard Business School，February 2013；Michael Porter，Jan Rivkin，“Prosperity at Risk：Findings of Harvard Business’School Survey on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Harvard Business School，January 2012。
[11]Michael Levi，The Power Surge：Energy，Opportunity，and the Battle for America’s Fu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81-108.
[12]President Barack Obama""""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the White House，February 12，2013，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2/12/president-barack-obamas-state-union-address-prepared-delivery.
[13]笔者2013年5月18-26日在美国华盛顿访问期间，众多受访的美国政界、智库、民调机构等人士认为，尽管奥巴马总统在第二任期内会在内政议程上受共和党人掣肘，但其仍将聚焦内政，并希望作为一个“内政总统”而青史留名。
[14]美国劳工部统计，2013年以来美国20-24岁年轻人失业率在13%左右，16-19岁年轻人失业率保持在23%的高位，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
[15]Dennis Jacob，“In U.S.，Fewer Young Adults Holding Full-Time Jobs in 2013，”http：//www.gallup.com/poll/163727/fewer-young-adults-holding-full-time-jobs-2013.aspx.
[16]“America""""s Youth Non-employment Rate Is One of The Worst Of Wealthy，Large Economies：Report，”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5/05/america-youth-unemployment_n_3219671.html.
[17]“Household Income Down by 4.4 Percent Overall Post Recession -- Many Groups with Larger Income Declines，” http：//www.sentierresearch.com/；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fed-americans-wealth-dropped-40-percent/2012/06/11/gJQAlIsCVV_story.html.
[18]“FT社评：美国会应恢复‘快车道’授权”，2013年6月21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030。
[19]根据美国百人会2012年，2007年和2005年连续三次统计：美国普通公众对华好感的比例分别是55%、52%和59%；美国政策制定者对华好感的比例分别是42%、39%和19%；美国商业领袖对华好感的比例分别是72%、54%、63%；美国意见领袖对华好感的比例分别是62%、56%和63%。详见《2012年中美两国对彼此态度的民意调查》。
[20]Jeffrey A.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D.C.：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2012，pp.146-147.
[21]Ibid.，p.7，pp.69-70.
[22]“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Joint Opening Session，”U.S.Department of State，July 10，2013，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7/211773.htm.
[23]关于美方的几个重要关切，详见2013年3月11日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多尼隆在亚洲学会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以及2013年6月9日中美两国首脑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峰会后记者吹风会上的讲话，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09/press-briefing-national-security-advisor-tom-donilon。
[24]2013年7月11日，在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记者见面会上，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指出，中方没有应美方要求引渡斯诺登不符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http：//www.state.gov/s/d/2013/211852.htm。
[25]美国百人会：《2012年中美两国对彼此态度的民意调查》，第20页。
[26]同上注，第30页。
[27]USCBC：“2012 China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 Results，”http：//www.uschina.org/advocacy/press/uscbc-2012-china-business-environment-survey-results-us-companies-report-continued.
[28]Brenda Cronin，“U.S.Firms Mostly Shrug Off China’s Slowing Growth，”http：//blogs.wsj.com/economics/2013/07/16/u-s-firms-mostly-shrug-off-chinas-slowing-growth/.
[29]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新近发布的《2003-2012年美国各州对华出口报告》，过去十年间，美国对华出口增幅达到294%，平均年增幅17%，远远超出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增幅和年均增速。报告还显示，在过去十年里，47个州的对华出口额增幅超过三位数增长，其中四个州超过了四位数的增长。USCBC：“US Exports to China by State(2003-2012)，”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2012%20State%20Exports%20Report%20Overview.pdf。
[30]美国百人会：《2012年中美两国对彼此态度的民意调查》，第40、70、76页。
[31]笔者2013年5月18-26日在美国华盛顿访问期间与美国政界、智库、民调机构等人士访谈内容。
[32]USCBC：“2012 China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 Results”.
[33]约瑟夫·奈、李侃如、兰普顿、陆伯彬、史文、沈大伟等美国主流学者撰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外交呈现“咄咄逼人”的态势。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甚至认为“中美关系将进入‘竞争大于合作’的新阶段”，David Shambaugh (ed.)：Tangled Titan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New York，NY：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3。
[34]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对外“强势”部分出于中国认为美国的衰弱，Joseph Nye，“China’s Hubris Colors US relations，”http：//www.bbc.co.uk/news/world-us-canada-12209538；陆伯彬则认为，中国对外强势更多来自于国内的“不安全感”，Robert Ross，“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12，pp70-82。
[35]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of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Spring 2013).
[36]Peter Mattis，“Nothing New about China’s New Concept，”The National Interest，June 7，2013；Brad Glosserman，“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ardly，”PacNet，No.40，June 10，2013.
[37]David Shambaugh，“Prospects for a‘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prospects-for-a-new-type-of-major-power-relationship/.
[38]David Shambaugh(ed.)：Tangled Titan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New York，NY：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3，pp.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