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所做出的最重要经济政策决策大概要数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定了——市场应该在指导中国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欧盟的最大出口国，贡献了大约一半的全球增长，因此北京的决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要超过柏林、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但是，尽管中国采取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让它在过去三十年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经济成就，但其收入可能已经达到了问题不再是“太少市场”的水平。相反，如今不少中国的关键性问题需要政府扮演更强大的角色。比如，空气和水污染问题只有在更多的国家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层面）下才能解决。当局目前已将解决这一问题列为当务之急，并且毫无疑问中国有这样做的资源——正如它创造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部门。与雾霾和水污染的斗争关系到国家优势：巨量国内储蓄可以用来为治污设备投资提供必需的融资。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两难在于，花更大力气治理污染和建设基础设施的需要增加了实现其将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变为依靠消费的目标的难度。但今天的更多消费会进一步加剧污染问题。因此，经济再平衡可能因为更加紧迫的环境投资需要而被推迟。其他经济领域也需要更多的政府监督。如果任由市场力量起作用，通信、天然气、电力和水务等网络型行业将趋向于形成垄断或寡头垄断。运转良好的经济之所以能实现更高水平的福利，不是因为减少了对这些部门的监管，而是因为更有效的监管防止了卡特尔的出现，从而保护了消费者。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国有企业改革。关键问题不在于所有权形式（国有还是民营），而在于必须保证这些企业根据市场原则在竞争环境下经营。欧洲经验肯定了这一点。1957年建立了共同市场的《罗马条约》并未区分国有和私营企业，尽管当时经济中的大量部门，煤炭和钢铁行业的大部分，以及许多国家的银行业都掌握在国家手中。相反，《罗马条约》建立了内部市场规则，阻止了政府给它们的公司带来不公平的优势。对欧洲来说，禁止国家援助是一大局面改变因素，因为这迫使国有企业在平等竞技场中经营，从而变得与国内外竞争对手一样高效。而随着地方政客不再能够利用国有企业实现个人目的，大部分成员国都决定不妨将其中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当然，收缩国有企业部门规模需要时间；但这一过程的方向从未受到质疑，因为国有企业的国内外竞争对手自然而然地强烈支持欧盟委员会对国家援助的严格监管。中国也是如此，今天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国有企业经营的规则。与大规模私有化相比，或许更好的做法是限制国家援助，并让竞争者可以在国家援助扭曲竞争时拿起法律武器要求纠正。吸引了最多关注的领域是金融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投资不会超过GDP的15%，而中国接近45%。因此，金融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甚至比美国和欧洲还要高，并且有清晰的信号表明中国的投资生产率在快速下降。中国所计划的金融部门改革的关键点——利率自由化或许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理论上，贷款利率提高应该有助于减少过度投资。但是，在存在各种隐性的政府担保的制度下，愿意和能够以更大代价举债的未必是效率最高的企业。贷款利率自由化可能只会导致有政府担保的企业凌驾于规模更小、效率更高的企业之上，导致更严重的资本错配。这意味着金融自由化可能是危险的，除非国有企业也受到预算硬约束。全球经济的最强增长引擎并不需要简单的“更多市场”。它需要更强的监管框架以确保其市场能够让效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