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能过得比上一代人更好，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信条。总的来说，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兑现了这一承诺，最近几代人的社会标准一直在提高，尽管战争和金融危机也会带来一些倒退。
发展中国家亦然，大部分人民已开始享受持续的生活水平改善，类似的增长预期也在快速形成。但子孙后代，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子孙后代，能够实现这一预期吗？尽管可能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下行风险比几十年前已经有所增加。
到目前为止，从马尔萨斯到马克思，凡是预测现代人的丰裕程度会下降的，最后都被证明错得离谱。技术进步战胜了经济增长的障碍。周期性的权力再平衡——有时是和平的，有时是不和平的——确保了大部分人受益，尽管有些人的受益程度远高于其他人。
因此，马尔萨斯关于大面积饥荒的担忧在任何和平资本主义经济中都没有发生。而尽管最近几十年中劳动力占收入的份额的下降令人担忧，但长期趋势仍否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让工人万劫不复的预言。全世界的生活水平都在持续上升。
但过去的增长表现并不能保证本世纪都能够保持类似的大趋势。抛开潜在地缘政治干扰不谈，仍有一些可怕的挑战有待克服，大部分都来自政治表现不力和功能失调。
第一类问题包括一些缓慢发酵的问题，如外部性，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环境破坏。在产权不够明晰时——比如空气和水的产权——政府必须站出来提供恰当的监管。子孙后代或许不得不面对全球变暖和清洁水耗竭的难题。
第二类问题事关确保经济制度能给人民带来公平感，这是政治可持续性的关键。公平感已不再是理所当然之事，技术和全球化扩大了国家内部的财富不平等，尽管国家间差距已有所缩小。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社会表现出极强的适应破坏性技术的能力，但近几十年来，变化之迅速带来巨大的紧张局面，体现在国家内部的巨大收入差距上，最富有人群和其他人的差距接近历史记录。不平等性可能侵蚀甚至崩坏一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增长也将随之东流。
第三个问题是人口老化，即使是设计最合理的政治制度也将面临这一问题的严峻挑战。如何配置资源以照顾老年人，特别是在现有公共养老金制度和老人医疗计划难以为继的低增长经济体？公共债务水平的暴增显然加剧了这一问题，因为子孙后代将不得不在为我们偿债的同时供养我们的退休生活。
最后一个挑战关系到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对快速演进的技术进行监管，而政府并不一定具有进行有效监管的能力和资源。我们已经看到，对快速演进的金融市场的拙劣监管导致了怎样的问题。在许多其他市场上也存在相同的不足。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食品供给。在这一领域，科技在持续生产着日益复杂的转基因食品，而科学家对这些食品的评估才刚刚开始。如今，我们知道儿童肥胖已是很多国家的一个普遍问题，2型糖尿病和冠心病的高发也是一个令人警惕的信号，会对子孙后代的预期寿命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
许多尖端健康研究者，包括布朗尼尔（Kelly Brownell）、路德维格（David Ludwig）、维莱特（Walter Willett），都提出了这一问题。目前政府干预往往以强化教育的形式出现，但收效甚微。自我毁灭的加工食品瘾——经济学家称之为“内部性”——会降低成瘾者的生活质量，并最终带来对社会的外部性，如更高的医疗成本。在这方面，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要引起关注，但政治市场仍是坚冰一块。
所有这些问题都有解决办法，至少在短期和中期是如此。全球碳税能降低气候风险，同时减轻政府债务负担。纠正不平等性需要通过国家税收体系进行更深程度的再分配，并辅之以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的强化成人教育。人口增长下降的消极效应可以通过降低国际移民壁垒和鼓励更多女性和退休者进入或留在工作大军内来抑制。但政府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有所行动远未可知。
资本主义经济在促进私人商品消费增长方面效率极高，至少在长期是如此。而对于公共商品——如教育、环境、医疗和机会平等——资本主义经济的记录便不那么令人瞩目了，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走向成熟，改善的政治障碍似乎也在提高。
每一代人还能继续比上一代人享受更高的生活质量吗？在尚未抵达技术前沿的发展中国家，答案几乎必然是肯定的。而在发达经济体，尽管答案应该仍然是肯定的，但挑战已经十分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