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晚上好。非常荣幸应邀做今年的汀伯比演讲，我要感谢英国广播公司和汀伯比一家的盛情邀请，还要特别感谢大卫·汀伯比热情的介绍辞。
今晚，我想谈谈未来。不过，在展望未来之前，我想回顾一下往昔——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请大家回忆一下整整一个世纪之前，1914年初的情景。世界多数地方维持了多年的和平，科学和技术革新的飞跃带来了生活水平和通信能力的巨大提升。当时，贸易、旅行和资本流动的壁垒很少。前路充满了希望。
但是，1914年是之后三十年大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起始年。正是在这一年，一切事情都开始往错误的方向走去。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现代工业社会的诞生带来了大规模的社会错位。各种紧张关系此起彼伏——国家间的敌对打乱了传统的力量平衡，有产者与无产者的不平等（不论是体现在殖民主义的冲突，还是体现在未受教育劳动阶级的悲惨前途）愈发严重。
到了1914年，这些不平衡因素终于激化演变成了直接的战争。之后，民族主义者和意识形态之争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人类尊严的堕落。科技不但没有提升人类精神，而且成为造成毁灭与恐惧的工具。国际合作方面的初步努力，如国联，也宣告失败。二战结束时，全世界很多地方成为了废墟。
我还想请大家回忆一下另一个转折点——1944年。是年夏天，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英国官员代表团踏上了一次横跨大西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旅程。此次跨洋旅行是有风险的，当时的世界仍弥漫着战火的硝烟，海上仍有敌人的船舰。凯恩斯本人的健康状况也不佳。
但是，这是一次与命运的风云际会，他不准备失约。
此行的终点是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的丘陵小镇布雷顿森林。他的目的是约见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他们的计划是重建全球经济秩序。
在布雷顿森林集会的44个国家决心在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上，本着合作可以带来和平和繁荣的原则，以及全球利益胜过狭隘的自我利益的这一信念，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这就是最初的多边时刻，发生在70年前。在这一伟大时刻诞生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我们的基金组织——能成为这样一个机构的首脑令我无比自豪。
我们继承的这个世界是由这些充满远见卓识的绅士——凯恩斯勋爵及其同代人建立的。正是他们，在痛苦和敌对的残垣断壁中唤起了和平与繁荣的凤凰的涅槃重生。对于他们，我们无比崇敬。
正是他们的努力，在过去70年里，我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经济与金融稳定。一些疾病被根除、战争冲突逐渐减少、儿童死亡率降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亿万人口摆脱了贫困。
然而，我们现今仍在努力走出大衰退，这个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最严重经济危机和所面对的最艰巨挑战。由于多边主义的历史传承，即国际合作，我们躲开了另一场大萧条，从而使世界避免了又一次的浩劫。我们禁受住了这次考验，没有因为挫折而倒向保护主义，再次坚定了合作的意志。
但是，未来还有更多的考验。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我们的先辈在一个世纪前的所在时代。全球经济又一次出现了我们始料未及的变化，我们正在从工业时代走向超级联结的数字时代。
历史又走到了这样一种时刻：我们的是非功过，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变化的处理方式。
在展望本世纪中叶，畅想我们的孩子和孙子从我们手里继承的世界时，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希望那时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世界？
正如莎士比亚在《凯撒大帝》中所说的：“人间大小事，有其潮汐；把握涨潮，则万事无阻；错过了，一生的航程，就困于浅滩与苦楚。”
今晚，我想谈谈将主导未来几十年的两大涌流——即不断加剧的全球互联性紧张关系以及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紧张关系然后，我会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提出一个着眼未来的解决方案：一个加固的国际合作框架。
简言之，是21世纪新的多边主义。
全球互联性的紧张关系
首先，我要说的是第一大涌流，全球互联性的紧张关系，即，世界日益紧密的趋势与渐行渐远趋势之间的矛盾。
所谓“日益紧密”，是指我们这个时代迥异于其他时期的鲜明的一体化和相互联结的特征。实际上，这也正是我们的先辈在1914年之前的时代所经历的世界大格局的现代版本。
的确，全球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高度相联就是明证。
例如，世界贸易呈现指数级增长。目前世界的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其中制造品进口的一半以上及服务总进口的70%是中间产品或中间服务。目前，一个典型的制造企业使用的投入品来自世界各地35个以上的不同承包商。
国家之间的金融联系也急剧上升。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二十年里，国际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提高了250%。随着更多国家加入全球经济的金融链条，此比例还会上升。
我们还在经历一场通信革命。由于信息可以从无限的起始点以闪电般的速度传输，信息革命产生了互连星爆。世界成为了一种各种声音互相关联的发声体，成为了一种人们生活相互关联的组织体。
今天，有三十亿人口通过互联网联系。每一秒有三百万封电子邮件被发送。移动设备数与地球上的人口数几乎相同，“移动观念”深深植根于世界所有地区。事实上，非洲和亚洲的移动电话普及率是最高的。
早在1953年，当人们收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时，信息基本上由一个声音在传播，即今天我们纪念的理查德•汀伯比大师。与此相比，当乔治王子去年夏天出生时，每分钟会发出25,000多个相关推文！
这样的变化速度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终于可以理解当年的维奥莱特·克劳利（《唐顿庄园》中古怪的太伯爵夫人）的话了——她疑惑电话到底是“沟通工具，还是刑具”。
这个勇敢的新世界，这个超级互联的世界，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希望和机遇。
强劲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好处，如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加快趋同步伐。实现消除极端贫困的梦想也因此真正有机会实现。
通信革命也能成为一股强大的正面力量。它可以给予人们力量，发挥创造力，推动变革。回想一下推特信息如何帮助激励了阿拉伯之春的参与者，报道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故事的社交媒体如何唤起了全世界的良知。
然而，金无足赤，凡事皆有弊。当联系非常紧密时，它们变得难以分解。在这种复杂交织的迷宫里，即使是最微小的紧张关系都可能被放大，在世界各地产生回响，而且这种情况往往在瞬间发生，经常会导致不可预知的变数。产生趋同效应的渠道同样也能导致传染效应。
正因为如此，全球经济会更易于陷入不稳定。如果管理不善，金融一体化可能导致危机发生更加频繁，并更具破坏性。举个例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竟然是从美国郊区的抵押贷款市场开始，一直蔓延到全世界。
通信革命也有不好的一面。它可以引发争论、灌输宗派主义和传播混乱。它可能成为一个网络暴民聚集地或一个加剧偏狭或仇恨的全球平台，而不是一个让人们表达思想和想法的在线论坛。我们听到的可能是丑陋的杂音，而不是优美的交响曲。
因此，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发扬好的一面，减少坏的一面。
管理这种宏大规模的“日益紧密”进程本身就已十分困难，但我前面提到的另一股涌流让其更加复杂：即世界虽然日益紧密，但同时也渐行渐远。
这是一个悖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力量在整个世界越发扩散，分散到更多的地理区域和更多的全球利益相关者。与一体化的潮流不一样的是，这个新趋势也是我们的先辈所未曾遭遇的。它是我们这个超级联结时代的迥异特征。
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大趋势是全球权力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北方转向南方——从少数人到大群人，进而到亿兆民众。
五十年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约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如今占到一半，且其比重还在迅速上升，很可能在下一个十年占到全球GDP的三分之二。
权力的扩散还超越了国家关系，扩展到全球社会结构中的一系列网络和机构。
想一想非政府组织网络的崛起，它们可以利用通讯革命扩大影响范围，提高民间社会的声音。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这些团体数目从700个上升到近4000个。
想想跨国公司不断提高的实力，它们现在控制着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一些研究认为， 就规模而言，目前世界排名前100位的经济实体中有12家是跨国公司。
还有那些大城市，有31个也在100强的名单上。它们在继续扩张。到2030年，世界人口的约60%将居住在城市。
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成为相互联系的“地球村”的一部分，但却没有完全适应。到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将达到50亿，今天是20亿。这些人们将必然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大程度的自由、尊严和公平。他们有什么理由要退而求其次呢？
世界将会更加多元化，需求将增加，权力将更加分散。在这样的世界中，要把事情做成很难，就全球重大问题达成共识更难。
我们的风险在于，这是一个在经济、金融和科技方面更加一体化的世界，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在权力、影响力和决策方面更加分散的世界。这会导致更多的决断困难、僵局和不安定——如极端主义的倾向——因此也需要用新的方法予以解决。
经济持续发展的紧张关系
我们还需妥善处理主导未来几十年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二大涌流——经济持续发展的紧张关系，即，经济强劲增长和减缓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然，增长的当务之急是走出六年前开始的、至今仍挥之不去（最近的市场情况就是一个明证）的金融危机。这要求我们通过持续和协调的努力解决目前的既有问题——居高不下的私人和公共债务、不健全的银行系统，以及不利于竞争力和增长的结构性阻碍因素——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无法接受的高失业率。
我知道，你们已经习惯了基金组织谈论这些问题。但今晚，我结合一些长期阻碍因素来讨论这些问题。尤其是，人口变化、环境恶化和收入不平等。与全球关联的问题一样，我们的先辈也曾面对过类似的上述部分问题，如不平等性加剧。但是，另一些问题则是全新的，如环境压力等。
人口变化
首先从人口变化谈起。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世界人口将更多，年龄会更大。
在未来30年的时间里，地球上会增加20亿人，其中7.5亿人口将超过65岁。到2020年，65岁以上老人的数目将首次超过5岁以下儿童的数目。
地区分布也将发生变化，非洲和南亚地区的年轻人口将大幅增加，而欧洲、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将老龄化和减少。在未来几十年，我们预计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尼日利亚将超过美国。中国和印度在不久的未来都将进入老龄化。
这将给处在人口统计两端的国家，即人口年轻的国家和老龄化的国家带来问题。
眼下，人口年轻的国家正在出现“青少年人口暴增”，几乎有30亿人（占全球人口的一半）在25岁以下。这既可以是福音，也可以是祸端，它可能成为人口红利，也可能成为人口定时炸弹。
年轻的人口构成肯定为创新、活力和创造力提供了沃土。然而，一切都将取决于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满足年轻一代的愿望。
这需要我们专心改善教育，特别是，要关注技术变革将对就业产生的潜在巨大影响。展望未来，互联网革命、智能机器的兴起，以及产品的高科技成份日益提高都会给就业和工作方式带来巨大影响。然而，政府尚未足够战略性地或主动地考虑这个问题。
老龄化国家面临的肯定是截然不同的难题。经济放缓的时点将与一代人走向退休的时点重合——退休一代人口曾为社会作出贡献，因此期望作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在他们进入晚年时会获得足够的社会服务。这也可能造成紧张关系。
年轻化国家的人口移居老龄化国家可能有助于减缓这两类国家的压力。然而，这也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人才流失可能会削弱来源国的生产潜力，人口的突然涌入也可能削弱东道国的社会凝聚力，激起民族主义。是的，移民可以起到有益作用，但一定要处理好。
环境恶化
因此，人口变化是一个潜在的长期障碍。另一个是环境恶化，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新和最严重的难题。我们都知道这其间的利害关系。更多的人口和更多的发展将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使用达到极限。
可以想象，在本世纪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水、食物和能源的稀缺压力将越来越大。到2030年，世界人口的近一半将生活在供水压力很大或水短缺的地区。
抛开上述所有不谈，我们还要面对残酷的气候变化。因为人类的傲慢，我们一直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在给予我们惩罚。
毫无疑问，因为气候变化而遭受最重打击的恰恰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人口。例如，一些估计表明，到21世纪30年代，目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用于种植玉米土地的40%将不再能够支持该作物。这将对非洲人民的生存和生活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几年前，查尔斯王子曾在此发表汀伯比演讲。他借机做了慷慨激昂的呼吁，呼吁人们尊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法则。他说：“抛弃地球就是抛弃人性。”
坏消息是，我们正在危险地接近倾覆的临界点。好消息是，即使浪潮汹涌，我们仍然有机会扭转乾坤。
克服气候变化显然是一项涉及各种活动组件的巨大工程。我只想提其中的一个因素，即确保人们为其所造成的损害付出代价。为什么正确定价如此重要？因为这将有助于减少今天的损害，刺激将来对低碳技术的投资。
逐步取消能源补贴、实现能源合理定价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想想看：我们正在为摧毁地球的行为提供规模巨大的补贴。油气方面的直接补贴以及税收损失，在2011年消耗了将近两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意大利或俄罗斯的GDP总量！最糟糕的是，这些补贴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富人，而不是穷人。因此，减少能源补贴、对能源使用进行合理征税，对人类和地球都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收入不平等
人口变化和环境恶化是两大长期趋势，收入不均是第三个。这是一个又摆回桌面上的老话题。
我们都强烈感受到，收入不平等在大多数国家都有所加剧。当今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七生活在收入不平等程度在过去30年升高的国家。
有些数字很惊人，根据乐施会，世界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的财富等于较穷的一半世界人口的总收入。
在美国，不平等程度又回升到了大萧条之前的水平，自2009年以来，最富有的1%的人口获得了收入增益的95%，而下层的90%人口越来越穷。在印度，亿万富翁的净值在15年里增加了12倍 ，这笔财富足以使两倍于该国绝对贫困人口的人脱贫。
有了这些事实，国际社会日益关注收入不平等问题就不奇怪了。也正是因为这些事实，从英国工业联合会到弗朗西斯教皇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收入不平等会破坏社会凝聚所依赖的珍贵的组织结构。
恕我直言：过去，经济学家们低估了不平等的重要性。他们专注于经济增长，重视饼的大小，而不是饼的分配。今天，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不平等造成的损害。简单地说，严重扭曲的收入分配损害了长期增长速度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它会导致经济缺乏包容性，使经济潜力丧失殆尽。
诊断问题不难，更难的是解决问题。
基金组织的分析认为，通过精心设计的税收和支出政策，财政制度可以减少不平等。可以提高税收的累进性，让更多的人获得卫生和教育服务，并制定有效的和有针对性的社会计划。然而，这些政策很难设计，并且，政策行动会形成赢家和输家，因此会遭遇阻力，推进这些行动需要极大的勇气。
然而，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确保在政策设计过程中，“包容性”获得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增长”。是的，我们需要包容性增长。
经济生活要实现更大的包容性和给予更多机会，则必须减少任人唯亲和腐败。这必须成为政策议程的优先目标。
我还想在这里讨论不平等的另一视角，这是一个我非常关心的问题。在谈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时，我们必须谈到性别问题。
我们清楚地知道，女孩和妇女仍然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在富裕国家也如此。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世界8.65亿妇女受到约束。她们在出生时、在学校、在高管层都面临歧视。她们面临市场和意识上的无形阻碍。
然而，生活中的经济账也一清二楚。不让女性做贡献，我们的生活水平最终会下降。如果女性能与男人同样程度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可以很大程度地促进人均收入提高，在中东和北非是27%，在南亚是23%，在拉丁美洲是17 %，在东亚是15%，在欧洲和中亚是14%。我们实在不能无故放弃这些收益。
我们应向这种差别提出挑战，让女性同男性一样参与工作，而这可能会改变全球经济的未来。我们必须让女性获得成功，这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未来的所有小女孩和男孩。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让我们给他们这样一个世界。
新时代的多边主义
今晚我讲了将在未来若干年里将主导全球经济的两个主要压力——越走越近和渐行渐远之间的紧张；保持强劲增长和增长减缓之间的紧张。我刚才谈的一些压力点在一个世纪前似乎就已存在过，而另一些压力则是全新的。
那么，我们应如何来处理这些压力点？解决方案在哪里？
克服第一种紧张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是以一个全球大家庭的方式合作，还是画地为牢，彼此对抗？我们是朋友还是敌人？克服第二种紧张要求我们齐心面对那些超越边界的共同威胁。面对困难，我们是一起并肩战斗，还是筑起更多高墙和马奇诺防线，天真地幻想能独善其身？
因此，解决两种紧张的方法是一致的：再次坚定承诺国际合作、把全球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采取多边主义。
正如马丁•路德•金说过的，“我们都无可逃避地困在一个彼此联络的网中，共同的命运将我们罩在一起。一件事情能直接影响一个人，也同时间接影响着所有的人”。
这是一个适用于新时代的老箴言。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崇尚的是1944年的风气，而不是1914年的。我们需要让布雷顿森林精神，这个我们因之获益良多的精神，在我们的时代重新燃起。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白手起家，从头开始。
由于历史的传承，我们目下就有具体的、有效的合作方式——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当然还有基金组织。我们不妨称其为“有形的”或“硬的”全球治理工具。
我们也有一些“软”工具，如20国集团，再例如非政府组织网络。这些实体没有正式的授权，也没有执法权力，但它们确实有价值。他们可以快速行动，他们可以开启对话的大门。而且，正如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吵吵总比打打好”！
我们已经见证了多边主义的力量，无论是“硬的”还是“软的”。至于软合作的典范，我们只需要回顾五年前的伦敦，当时20国集团国家一起商讨如何抗击危机浪潮，确保世界不会陷入第二次大萧条。
至于更“有形的”形式，我请你们思考基金组织曾发挥的历史性作用：战后帮助欧洲、帮助新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铁幕解体之后帮助前苏东阵营国家，以及在发生破坏性危机之后帮助拉丁美洲和亚洲。在当前的这次危机中，我们做出154个新的贷款承诺，向需要贷款的国家拨付了1820亿美元，向90%的成员国提供了技术援助。而今，我们共有188个成员国 。
新多边主义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建立在旧的多边主义基础之上，但可以走的更远。现有的合作工具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必须与时俱进，能充分代表全球经济的变化。我们正在朝此目标努力。
更广泛地说，新多边主义必须更具包容性，不仅包括世界各地的新兴大国，同时也须纳入那些深深植根于全球经济组织中的不断扩大的网络和联盟。新多边主义必须有能力倾听，并对新的声音作出反应。
新的多边主义也需要保持灵活性，确保软的和硬的合作方式可以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它需要鼓励长远视角和全球性思维，并在短期内形成果断作风——克服偏狭和得过且过的倾向。
从根本上说，新多边主义应赋予现代全球经济中的所有参与者广泛的社会责任感。它还需建立起一种全球民众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成为一个全球的“行会公所”。
在实践中，如何实现这一多边主义？这显然需要很多工作，首先，全球利益相关者需要共同担负起管理超级互联世界的种种复杂传导渠道的责任。
首先，各方还需要对开放原则以及贸易和外国投资的互惠互利意义作出新的承诺。
各方还应担负起集体管理国际货币体系的责任，如今的体系与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相去甚远。集体责任感能促成所有货币机构的更紧密合作，从而注重各自政策对其他机构的影响。
再进一步，这还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一个21世纪的金融体系。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建立一个服务于生产性经济活动而非自身利益的金融体系，在此体系下，一个管辖区只有在顾全全球利益的基础上才会去寻求自己的利益，并且，这个体系还应具有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监管框架。这个金融监管框架应能确保制止金融过度，同时又让最需要的人获得信贷。在这个结构下，金融业作为一个整体担负着维护体系完整性的共同责任，在这个金融结构下，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将与资本一样，业界的风尚应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统治实体经济。
在伦敦市，上述设想应能激起尤其热烈的共鸣。作为一个有着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伦敦应该秉承一种全球责任感。除了聘请一个加拿大人做英格兰银行行长（对此我深表敬意和钦佩），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我们还需要运用新的21世纪的多边主义去重点解决一些大的问题，如气候变化和不平等。在这些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的决心，这些相关者包括政府、城市、企业、民间团体，进而包括每个公民。各国也需要走到一起，共同解决不平等问题。举一个例子，如果各个国家竞相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争取业务，这样会导致不平等现象恶化。
总的来说，我所思考的21世纪的合作并不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危机落幕，当沾沾自喜情绪出现时——甚至，这也可能为下一次危机播下了种子——这种合作可能会更困难。
然而，鉴于上述将主导未来几十年的涌流，我们真的有选择的余地吗？没有，新的多边主义是唯一的选择。
结论
关于这一点，让我再次回到开始提到的凯恩斯和那个著名的与命运的风云际会。
关于那次伟大的多边时刻，他指出：“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继续下去，那么这场我们在座的多数人经历了太久时间的梦魇终将过去。四海一家，将不再只是一个口号。”
历史证明，凯恩斯是正确的。我们的祖先击败了过去时代的魔鬼，给我们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这一代正是主要的受益者。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我们的先辈为我们奠定了基础。
现在，轮到我们为下一代铺平道路了。我们是否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