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最近在与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开会后发表的声明和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首次国会听证中的言论极为相似——两者都宣称自己的政策决策只会考虑国内状况。换言之，那些新兴市场国家虽然承受了来自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极大溢出效应，但也只能自谋生路了。
其实新兴国家政府要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现在才最终得到确认而已。2010年时——就在美联储宣布进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就指责发达经济体发动了一场全球性“货币战争”。毕竟发达国家的政策正驱使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各大新兴市场国家，导致后者汇率上涨并削弱其出口竞争力——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最后将这一现场称之为“资本海啸”。
最近发达经济体退出货币刺激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同样严重。自去年五月美联储宣布有意缩减资产收购规模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获取渠道不断缩窄，融资成本日渐上升——这对那些拥有大额经常帐户赤字并因此依赖国际融资的国家来说尤为痛苦。对此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古兰·拉贾（Raghuram Rajan）回应说发达国家的政策相当“自私”，并宣称“国际货币合作体系已经崩溃。”
无可否认，新兴经济体自身都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也不能否认这些国家确实成为了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受害者，而这些政策在过去30年中令资金流的波动性不断增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11年4月实际经济展望》，虽然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上升，但新兴经济体的上升幅度要比发达经济体要大。经济兴衰周期主要都是由发达经济体产生的冲击所驱动，但它们又是新兴市场国家商业周期关键决定者。
此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已经超出了金融冲击的范畴。新兴经济体同时也遭到了发达经济体外部失衡状况的影响——尤其是欧元区不断膨胀的经常帐户盈余。
在过去几年中，位处欧元区核心圈外的逆差经济体——比如说最近的意大利——都实施了大规模的外部调整，同时德国和荷兰还依然维持着自身的大额顺差。因此冲抵欧元区大额顺差的责任就主要落在了新兴经济体身上，导致后者增长放缓。
这些溢出效应正是国际政策合作机制——例如G20集团2009年建立的“多方评估进程”——原本所要避免的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了一个复杂精密的系统来对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多边监控，其中包括“整合性多边监察报告”，以及对所谓“五大系统关键国（美、英、欧、日、中）”的溢出效应报告，还有评估国际贸易失衡状况的“外部部门报告”。
但这一系统最终被证明在防范溢出效应方面极为低效——特别是因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对此根本不屑一顾。考虑到美元和欧元分别是世界前两大储备货币，溢出效应应该被视为一种新的常态。
更糟糕的是，美国国会去年批准的1.1万亿联邦政府年度支出预算案并未包含任何拨付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而后者却是国际货币合作机制的主要工具。那个决定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增加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改革遭遇了又一次失败。
考虑到稳定而繁荣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好处——例如在最近一连串危机之后催动全球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对现状的改变符合所有人的利益。G20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属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必须把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机制的宗旨和现实达成一致。为此，德拉吉和耶伦最近的言论应当被视为一个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