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非洲热”逐渐升温，大量有关非洲的信息、观点不断涌现，既有乐观判断，也不乏怀疑甚至悲观论调。作为一个整体，近10余年非洲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真实的，且呈多点拉动和持续上升态势。正如世界银行所言，“如同30年前的中国和20年前的印度，非洲正处于经济起飞的边沿”。要将巨大的经济潜能释放为可持续的、有质量的经济增长，非洲还要克服多重挑战，尤其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
增长加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的经济增长明显提速。1999年至2008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9%，是此前10年的两倍；2009年增速降为2.7%，但2010年很快恢复至4.7%；2011年，因北非政治动荡和世界经济低迷的叠加效应，经济增速陡降为1.1%。尽管如此，非洲经济表现出良好的抗冲击弹性，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并未丧失。2012年，非洲经济增速达5.0%，远超世界平均水平（2.2%），也高于发展中国家（4.7%），仅次于东亚地区（5.8%）；46个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全球增长最快的30个经济体中有16个在非洲。
非洲经济发生较为深刻的积极变化，突出表现在更多的国家和更广泛的行业实现了增长加速。从国家来看，1999年至2008年，经济增速超过5%的国家有17个，此前10年仅有7个，2012年更有21个非洲国家超过这一增速。从行业来看，受益于近10年大宗商品价格的飞涨，资源富集国经济增长整体较快。但非洲经济增长加速并不只是来自资源业的繁荣，2008年至2012年增长最快的10个非洲国家中，埃塞俄比亚、卢旺达、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等都是非资源富集国。快速发展的服务业尤其是批发零售业、房地产、电信、银行业，支撑着这些国家良好的经济表现。世界银行统计表明，本世纪以来的10余年间，资源业对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贡献不到20%，而服务业的贡献则接近60%。
驱动因素
本轮非洲经济的快速增长，有着强有力的驱动因素。这种增长是真实的。
首先，非洲国家宏观治理明显改善，经济弹性有所增强。这些年来，非洲大陆的政治和宏观经济形势日趋稳定，发展经济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非洲国家的财政稳健性和货币政策纪律性不断提高，许多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都获得了国际评级机构的积极评价，对私人投资的吸引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均得到加强。通胀率显著下行、预算余额和外汇储备增加以及外债减少，成为近年来非洲各国经济的普遍特征。正是由于宏观经济基础的改善，非洲国家才得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并大幅增加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
其次，非洲与全球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合作伙伴更加多元。新兴经济体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迅猛，极大促进了非洲的对外贸易。2002年至2012年间，非洲外贸总额翻了4倍。其中，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对非贸易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2.0%、24.4%和20.7%，而同期美国、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1.6%、8.9%和11.4%。欧盟占非洲外贸总额的比重已由本世纪初的46.2%下降为34.3%，金砖国家（除南非外）的份额则从9.1%增至24.0%。
第三，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加，不仅直接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近10余年，非洲每年基础设施开支约450亿美元，占其GDP的5%以上。2012年，非洲地区共有800多个在投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涉及运输（41%）和能源（37%）。
第四，非洲投资环境持续改善，流入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加。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05年至今，全球营商环境改革进步最快的50个经济体中有19个来自非洲，如卢旺达、毛里求斯、加纳、尼日利亚、安哥拉、塞内加尔和摩洛哥等。流入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强劲，由1995年的57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578亿美元，创历史高点，此后因全球经济衰退而短暂下滑，但2011年即开始回升。2012年，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减少18%、主要经济体（包括金砖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均下降的背景下，非洲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却逆势增长5.5%。从流入国看，近10年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毛里求斯和南非等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从来源国看，新兴经济体在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份额不断上升。从行业看，2003年油气矿业占非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77%和项目数的28.5%，但2012年，金额比重降为40%，项目数比重降为7.2%。与之相对应，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流入服务业（特别是金融、电信）以及制造业和基础设施。
中国因素
中国在非洲经济增长加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来自中国的巨大需求，直接促成了非洲的“资源繁荣”。收入的增加，增强了非洲各国的国内购买力，国内市场和需求得以扩大，也推动了众多行业的发展，进而为非洲经济增长和能力建设奠定了基础。其次，来自中国的资金，伴随着企业、人员、管理、项目和技术，帮助解决或缓解了许多阻碍非洲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第三，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改变了世界对非洲大陆的观感，带动了财富向非洲的转移，非洲从“没有希望的大陆”，变为充满商业机会、蕴含巨大市场潜力的希望之地。
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是多样化的：既有援助，也有贸易与投资，还有工程承包与技术交流；合作主体既有国有大型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国在非洲的角色是多维度的：中国既是非洲资源的开发者与消费者，也是非洲多个行业的投资者与经营者，还是非洲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以及产品和设备的提供者。中国与非洲各自都面临转型任务，经济互补性较强，非洲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和中国发展中的“非洲含量”都已不可或缺。
数据显示，中非贸易额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足40亿美元，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此后连续8年保持30%以上的增速，2012年达1984亿美元。2009年至今中国一直保持着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近10年来中国不仅在对非援助等“输血”方面加大了力度，援建了大批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项目，在“造血”方面也不遗余力。至2012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为207亿美元，仅2012年就达25亿美元。以中非发展基金为例。作为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定的对非务实合作八项政策举措之一，中非发展基金是中国第一支也是目前唯一一支专注于非洲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2007年成立至今，决策投资额超过26亿美元，涉及30个非洲国家的70多个项目，分布在农业、基础设施、制造业、经贸园区等领域。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非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双方都能登高望远，找到中非合作新的契合点和增长点，推动中非关系实现新的跨越。”非洲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为中非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预见，未来一个阶段的中非经济合作中，中国对非投资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中非经贸合作也将迎来新一轮的跨越。
转型挑战
展望未来5到10年，非洲经济很可能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首先，非洲将继续受益于全球对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农产品等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几年，非洲东海岸沿线发现重大油气资源，西非海域新发现大型优质油田，西部和南部非洲多国发现新的矿产储备，将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动力。其次，随着与新兴经济体联系增强，非洲在融资、技术、经验等方面有了除西方国家之外的更多选项。尽管新兴经济体自身面临经济调整，但与非洲在贸易、投资及发展援助等方面的合作增势不减，这将帮助非洲国家抵消欧美经济低迷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强调的是，新兴经济体对非洲的投资多流向制造业和服务业，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金砖国家对非投资中仅有25%投向初级产业，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占43%和32%，这为非洲实现经济多样化提供了助力。第三，人口结构变动中所蕴含的人口红利和规模经济潜力，以及城市化和中产阶层的扩大，将为非洲的制造业消费以及电信、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未来50年内，非洲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与城市化的结合，将促使非洲整体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市场和内需扩大，刺激产业发展，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是，非洲经济前景也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外部环境来看，主要是全球经济减速和欧债危机久拖不决，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据非洲开发银行测算，欧元区经济增长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拉低非洲0.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将会减少对国际大宗商品的需求。非洲内部也存在一些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问题。第一，部分国家政局存在不确定性，选举易引发冲突，个别国家还存在武装冲突的风险，收入差距较大、贫困率和青年失业率较高，也可能引发社会紧张和政治动荡。第二，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区域、全非洲层面来看，基础设施落后都极大限制了非洲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第三，“资源诅咒”和“荷兰病”（指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从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的风险不可忽视。历史上，非洲没能利用好曾经有过的资源繁荣，得自自然资源的“快钱”未能合理使用。第四，大多数非洲国家依赖传统农业，气候反常和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农业生产波动，使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
非洲要克服这些挑战与风险，归根结底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为此，非洲必须实行结构性变革，实现经济活动由低生产率到更高生产率的转变，并将劳动力引入处于上行趋势的行业，特别是各类制造业。通过“资源型工业化”促进结构转型，一方面摆脱资源依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源开发，实现价值增值。
在全球化及产业分工均围绕全球价值链展开的背景下，非洲面临着与以往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时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困难挑战。令人欣慰的是，非洲展现出了良好的经济活力和应对挑战的弹性及能力，“非洲雄狮正在加速奔跑”。有理由相信，伴之以持续的努力与变革，非洲将迎来期盼已久的结构转型与经济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