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起，很少有人比诺贝尔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写过更多有关欧洲金融危机的内容。五年之后，与他的预测相反，欧元区已经很明显度过了危机，那些与克鲁格曼建议相反的追求财政纪律的国家，比起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做的更好。
由于克鲁格曼代表了美国经济评论的主流，享有声望有影响力，事后分析他对于欧洲金融危机的立场是具有广泛意义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奇怪而有错的预测，每个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以克鲁格曼为主要代表的对财政政策的无用思考。
我第一次对克鲁格曼对于欧洲金融危机的误测感到惊讶早在2008年12月，那时他写了一篇博文，令我费解。它的标题是：“拉脱维亚是新阿根廷。”这种比喻很奇怪。阿根廷基本上是一个奉行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大的封闭经济体，而拉脱维亚是一个较小、开放的经济体。拉脱维亚是欧盟的一员，有着低公债和优良的经营环境。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由于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导致的市场融资缺乏的金融危机。
基于这个过于简单的类比，克鲁格曼得出结论，认为拉脱维亚将会和阿根廷一样不得不贬值，当然这并没有发生。拉脱维亚政府无视了他的建议，坚持盯住欧元并进行了严厉的财政调整，这使得信心快速恢复，并促进了大量结构性改革，现已成为欧洲发展最快速的经济体。克鲁格曼错在盯住几个指标，而得到简单的类比。
克鲁格曼最大的失败是他对欧元区解体的预测。正如尼尔·弗格森指出的那样，克鲁格曼“在2010年4月至2012年7月间，他至少11次写道欧元区的崩溃将近了。”然而，这并没有发生。欧元区不仅保持了完整，斯洛伐克与爱沙尼亚也分别在2009年和2011年加盟，而拉脱维亚即将在2013年1月加盟。
虽然任何人都可能会犯错，但克鲁格曼的错误更加深刻，显示了其缺乏理解。他基本上把欧元区当做是固定汇率制，忽略了它是一个集中清算支付的货币联盟。随着欧元危机的发展，未清算的支付差额越积越多。解决这些差额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恢复对欧元体系的信心，这也是是欧洲中央银行自2012年7月起明智的做法。欧元区的解体，另一方面，会导致巨额债务与各种成员的索赔，从而导致主要金融不稳定。
在上个世纪，欧洲的三大跨国货币联盟已经经历了混乱的崩溃——即哈布斯堡帝国、南斯拉夫和苏联。在每一个案例中，结果都是这几个国家在二十几年后仍然没有从恶性通胀恢复过来。据我所知，克鲁格曼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一点。如果欧元体系瓦解，欧盟和单一市场能够存活下去也不是不证自明的。这的确是未知的领域。然而，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基却明白这种危害，2012年7月他宣布欧洲央行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欧元。尽管克鲁格曼反对挽救欧元，他还是（正确地）称赞了“不惜一切代价”的理念。
当提到财政政策时，克鲁格曼总是专注在总需要多于供给，似乎没有意识到欧盟的供给约束是怎样的，不仅是因为监管过度的劳动和服务市场。他一贯主张财政“刺激”，较大的预算赤字与较缓财政调整。如今，事实摆在眼前。那些听从他的建议并增加赤字的国家（南欧危机的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比起北欧国家，尤其是兑现财政责任的波罗的海国家做得差远了。
对于欧洲民主国家而言，幸运的是对危机管理的最终裁决属于选民。从2008年10月至2013年9月的五年间，八个欧盟政府——爱沙尼亚、芬兰、德国、拉脱维亚、卢森堡、荷兰、波兰和瑞典一直连任，即使是面对经济危机时也紧紧抓住权力。这些政府奉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通常是紧缩，与克鲁格曼给出的政策相反。显然，巨额预算赤字在选民中不受欢迎。2012年，这8个国家的平均预算赤字是GDP的1.6%，而其他19个政府被推翻的国家是4.8%。选民们似乎是正确的。这8个良性国家的经济增长了1.4%，而其他19个国家的经济衰退了0.8%。
如果我们探究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会发现这其实并不意外。对于缓慢的财政调整的唯一经济学争论就在于财政乘数，即国家收入变化对政府支出变化的比率，可能在第一年特别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篇研究论文中提到，尽管文献里没有明确的协议表明财政乘数如此之大）。此外，雷曼兄弟破产五年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讨论一年短期，而是五年长期。
更多论据支持早期的财政调整——即融资通常都是不可获得的，欧洲国家需要削减公共开支，欧洲的关键问题是结构性的。克鲁格曼的问题并不是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观点，而是他一直忽略了结构性问题，就好像它们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他的经济学世界里，这是小问题，而总需要是大问题。
对于许多面临危机的国家而言，国际融资也不太可行。由于欧盟的平均公债在2012年上升到了GDP的91%，除了卢森堡和瑞典还有财政空间去进行财政刺激外，几乎没有国家可以这样。在28个欧盟国家中，至少8个国家需要市场上无法得到的国际金融援助——匈牙拉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塞浦路斯。因此，财政刺激并不是一个选择，因为债券收益率和利率都以惊人的速度大幅飙升。
在2008年底，例如，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就在公债低于GDP的20%时失去了市场准入，显示出它们的财政空间是多么狭小。然而克鲁格曼忽略了许多小国家都很在难在危机时提高国际融资。
克鲁格曼对更多财政刺激的坚持抗辩可能导致了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西班牙、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等国家使预算赤字不被允许地提高到约占GDP的6%，远高于他们所能够融资的程度。在这些国家扩大了预算赤字后，他们无法削减，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提高了他们的债券收益率并把他们推入金融风险。
所有欧洲国家都有需要被削减的过度公共支出，因为这会损害经济增长，而这一点是克鲁格曼拒绝承认的。令克鲁格曼感到恐慌的是，波罗的海国家进行了削减三分之二公共支出与三分之一高额税率的财政调整。南欧国家，相反，主要提高了税收，而这是克鲁格曼相对没那么反对的。因此，即使在2012年希腊的公共开支占GDP的55%，明显高于瑞士（52%）并有太多云寻大幅增长的空间。显然，希腊应该加快削减支出来促进增长。
克鲁格曼一直忽略的欧洲的关键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由于劳动和服务市场的不良经营而被约束的供给，这导致了这次危机前的低增长。前期的财政调整使充分的结构性改革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保加利亚变得很有必要，并且在波罗的海国家引发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而希腊只有最近才开始采取显著的结构性改革。主要的结构性变化既是必要的，也是值得推崇的。拉脱维亚在2009年将公共薪资削减了26%，并在没有公众抗议的情况下解雇了30%的公务员，而直到政府开始结果公务员前，希腊都有许多社会动荡。去年，已经微乎其微。
克鲁格曼拒绝看到的是，前期的财政调整快速恢复了信心，降低了利率，并导致了早期的经济恢复、由于更大的结构性调整，比起其他地方，增长轨迹在那些迅速并积极接纳这些改革的国家很可能更高。因此，三个因为严重的流动性冻结而在危机最开始时就遭受了最大产出下降的波罗的海国家，在两年内就恢复了增长，并且同一时段在欧盟增长最高。相反，推迟采取财政调整的希腊，如克鲁德曼建议那样，遭受了六年的经济衰退。
克鲁德曼最后还担心由大幅薪资削减导致的“竞争通缩”的风险。但是通缩几乎没有发生在欧洲各地。即使在拉脱维亚，整体经济中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在2008-09年下降了25%，而消费者价格在2009年仅下跌了1%。部分的解释是，由于早期激烈的财政调整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构性改革，拉脱维亚制造业的生产率在2008-11年上升了惊人的50%。这些措施成功的证据都表明不存在通缩，克鲁格曼只是拒绝承认。
在整个欧洲金融危机中，克鲁格曼对如何奉行财政政策提出了糟糕的建议。成功的欧盟国家通过采取他的相反建议而恢复——而那些听从他缓慢延后的财政调整，甚至财政刺激建议的政府，都败得很惨。在广泛讨论欧盟金融危机的5年之中，克鲁格曼主张贬值，并坚持盯住汇率的效果非常好。
与他的预测相反，欧元区存活了下来。他倡导财政刺激，但是快速的财政调整最终成为了治愈良方，无论是对公共财政还是对经济增长。他忽略了一个事实，所有欧盟国家都有过度的公共支出，并需要结构性改革。他也没有理解欧洲人的普遍心态，这可以从他们的选举偏好中清楚得看出，但这并没有阻止他表达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偏向社会民主，而这是欧洲选民普遍拒绝的温和右倾，虽然也从来没有强烈的拒绝。
导致他对欧洲经济政策误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克鲁格曼没有考虑到相关变量，忽视了一些事实。他坚持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学观点，即更多的财政刺激总是好的，这会让可怜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九泉之下不得安宁。很难克服这样一个猜疑，当克鲁格曼写与欧洲有关的内容是，他实际上把美国和美国的问题一直放在脑中。真正的问题是，世界上的这个两个地方，是完全不同的。
注：原文选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专题，首发在Foreign Policy，发表时间为2013年11月8日。
《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