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9日，泰国总理英拉在反对派大规模街头运动的步步紧逼之下，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全国大选。这一幕与2006年泰国前总理、英拉兄长他信宣布解散众议院的情景如此相似！时隔近8年，泰国在经历了军事政变、司法干政、街头暴动，并付出了数千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之后，却始终未能走出“反他信”与“挺他信”的漩涡，而是再次回到历史原点，开始新一轮政治角力。
从泰国民调数据来看，社会公众其实早已厌倦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冲突，希望政治家们能尽早将工作重心转到社会经济建设上，切实解决民生和发展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泰国始终无法达成政治和解？如果仅看到“反腐败”或“争民主”，显然是过于表面化和理想化。深层次的原因，需要从政治体系运作的“利益—权力—制度”结构关系中探求答案。
两条国家发展道路的对立
从本质来看，政治就是对经济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泰国政治的持续动荡，很大程度上源于各派政治力量在事关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根本利益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妥协。
从1960年代开始，泰国在军人威权政府的国家发展主义政策引领下，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90年代初，泰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被誉为“四小虎”。但是，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政策指针，使得泰国面临严重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问题，并逐渐成为阻碍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有关国家发展道路的“再选择”问题，开始成为泰国社会各界的重要议题。
泰国前总理、“电信大亨”他信作为新资本集团的政治代表，提出了进取性的“他信经济”道路。一方面，通过“30泰铢治百病”、“农民延期还债”、“乡村发展基金”、“一乡一特产”等一系列的“草根政策”切实提高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协调城乡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深化对外开放，依托东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顺风车”，加速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借外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他信执政期间，泰国社会经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尤其中下层民众更是深受其惠，从而为他信派系赢得了农民群体的拥护与支持。不过，进取性的改革道路在取得收益的同时，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由于泰国社会经济正面临发展瓶颈，再加上“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发展红利不足以弥补改革成本。于是，如何在存量改革中公正、合理、有效地进行成本分摊与收益分配，也就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的关切重点。
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尽管占到总人口的近七成，但是相当贫困，根本无力承担改革成本，至于新资本集团，尽管占有巨额财富，但规模相对有限，并作为执政集团，很容易利用制度和法律疏漏将成本转嫁。于是，他信式改革的成本，事实上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军人集团、官僚集团、传统产业集团等军人威权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承担，从而引起各方不满。
既得利益集团更倾向于泰国国王的“知足经济”道路，要求遵循保守性的改良道路，立足于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通过“知足常乐”宣传引导弥合社会裂痕，规避全球化和市场化风险，自力更生地稳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2006年“9·19”军事政变后，“反他信”阵营将“知足经济”道路写入《2007年宪法》，使之成为泰国法定的国家发展指针。不过，无论是2007年的他信密友沙玛领导的人民力量党政府，还是2011年他信幺妹英拉领导的为泰党政府，都在沿着“他信经济”道路继续前进，从而引起“反他信”阵营的强烈不满和持续不断的反政府运动。
政治权力结构的“再平衡”
1980年代以来，泰国政治权力结构始终保持相对平衡的互制格局，王室—保皇派、军人集团、地方政客、城市中产阶级等各派政治力量彼此制衡，保持政治体系运作的稳定和有序。
90年代初，军人集团以“反腐败”为由，发动政变压制地方政客的权力扩张，并试图借势掌权，结果引发城市中产阶级的大规模示威集会，并导致“5月流血”事件，最终在普密蓬国王斡旋下，军人集团被迫交出政府权柄，才使得权力结构再次恢复平衡。
90年代末，由于地方政客权力扩张，以城市中产阶级为首的各派力量共同推动了《1997年宪法》颁布，试图通过制度建设对地方政客加以规制和监督。从结果来看，新宪法有力约束了地方政客的权力滥用，但却并未恢复权力结构的平衡，而是促成了他信派系的政治崛起。
作为新资本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信派系的成功得益于三方面原因。首先是来自于新资本集团的充裕政治资金；其次是对农民群体的政治动员，促成了新资本集团“资金”与中下层民众“选票”的有效结合；再次是《1997年宪法》中有利于大党发展的制度改革尤其是选举制度改革。
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泰国各派政治力量起初对他信派系的崛起持乐观态度，认为具有强人特质的他信出任总理有利于引领泰国走出困境。不过，随后数年间，他信派系迅速扩张，不仅通过2005年大选囊括了众议院3/4议席，组建了泰国首届“一党内阁”，而且通过“银弹攻势”对宪政独立机构加以渗透，使得各派政治力量很难通过正常渠道对他信派系形成有效制约。再加上他信本人的企业总裁式专断作风，以及进取性改革主张，最终促使各派政治力量在2006年联手掀起“反他信”政治运动。
对于“反他信”阵营而言，推翻他信政府不过是形式，恢复权力平衡结构才是根本。“反他信”阵营主持颁布的《2007年宪法》增补了诸多权力制衡安排，试图以此约束新资本集团的权力扩张。但问题在于，随着农民群体的政治化，泰国的政治生态早已不是少数精英的政治妥协所能主导。
2007年和2011年的两次大选，他信派系在“反他信”阵营的压制下，依托占总人口近七成的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村民众的支持，不仅成功赢得大选，而且拥有简单多数的席位优势。这就使得反对派的民主党根本无力在国会发挥制衡作用，从而使“反他信”阵营对重建政治权力平衡结构的期望落空。再加上普密蓬国王年事已高，致使长期被视为权力平衡结构重要支柱的王室—保皇派日渐式微。这就使得“反他信”阵营更急于对他信派系进行压制，以避免他信在后普密蓬时代成为无可制衡的“民选独裁者”。
宪政体制“有民主无协商”
1990年代以来，泰国宪政体制建设取得明显成效。《1997年宪法》更被誉为“民主里程碑”。民主选举与政治监督的观念在泰国已深入民心，任何不经选举取得国家权柄的政治企图都很难成功。事实上，军人集团在2006年政变后，曾有过恢复军人总理的提议，结果遭到各派力量的一致反对。选举委员会、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宪法法院等宪政独立机构的设置，更是有效加强了政治监督力度。
不过，泰国现行体制在政治协商方面的机制建设却相当薄弱，难以有效保证少数派的利益诉求与政治话语权。尽管从政治运作来看，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确实存在非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商人群体的贿赂和游说，城市中产阶级的媒体宣传和学术建议，尤其是普密蓬国王经由枢密院进行政治斡旋，更是在协调各派利益诉求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缺乏刚性的制度保证，却使得各派力量之间的协商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难以在当前社会经济大发展和大转型的过程中，提供可靠的预期。
无论是“反他信”阵营，还是“挺他信”阵营，都在修宪过程中有意无意忽略了民主协商的制度建设。国家发展道路上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对立，使得双方都希望“赢家通吃”，而不是在根本利益问题上被迫做出妥协和让步。这就使得反对派很难通过体制内的渠道与执政派进行有效磋商，如果要满足诉求，唯有通过体制外的方式进行暴力或非暴力的政治斗争。
2014年2月大选正在紧锣密鼓展开，但泰国能否就此实现政治和解，却是所有人都缺乏信心。长达8年的政治乱局并不是一场选举能平息的，如果“利益—权力—制度”结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化解，那么新一轮的政治冲突将无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