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行任职期间接受《德国周刊》专访时，林毅夫教授说：“我从中国的经验中寻找答案，但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认为我是一位世界公民。我对所有国家都负有责任。”截至目前，他的《解读中国经济》一书已出版中文繁体、德、韩、英、日版，泰文版也即将问世。
早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包括《新闻周刊》、《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时代周刊》等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就纷纷争相将“中国世纪”的主标题字样打上了封面和头版。如果说当时还多多少少有些为吸引眼球而猎奇的意味，那么随着近年来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在这些最发达的国家轮番上演进而席卷全球，而中国却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住考验并在危机后迅速恢复较高增速，再谈中国时，更多的西方媒体和大众对这个发展势头一路高歌猛进三十年不减的发展中大国则多了一层严肃和敬畏。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拾起跌落的眼镜，打算认真看一看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而当他们打开报纸时看到的，却一边是一批民众喜闻乐见的专栏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唱衰中国，一边是右翼势力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证词言之凿凿，结论大相径庭，到底应该去相信谁？好在还有一些更为理性的经济学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项——听听中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而最有这一资格的中国人，无疑就是林毅夫。
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艾肯格林教授在《解读中国经济》英文版的推荐语中所说：“没有人比林毅夫更了解中国经济，也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去描述这一经济体的根本运行机制。”当林毅夫带着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新见解从世行卸任归国时，更多的西方人记住了这个务实、勤恳，且永远带着翩翩学者风范的中国人。《解读中国经济》的英文书名是“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为什么要“demystify”？因为中国经济在西方人眼中就是一个“mystery”，是以他们的常识无法理解的“谜”。所谓“反常为妖”，于是“妖魔化中国”的倾向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从世界范围来说，这本书正是在甚嚣尘上的中国大争论中带领人们重回理性视角，以严谨理论还原真实历史，追根溯源地解读有关中国经济的种种谜题。
中国为什么成功？
自二战结束以后，走出硝烟的亚非拉国家便纷纷走向了以改革求取增长、求索繁荣之路，尽管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真正朝这个方向明显迈进的却寥寥无几，中国是硕果仅存的几个国家之一，又因作为人口第一大国而身负带领庞大人口摆脱贫困的重担而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任何现有理论都无法解释的，或者只能解释其一，不能解释其他。如果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最糟糕的”双轨制改革可能早就将中国经济领入了一条不归路，更遑论如今的巨大发展了。这正是中国经济让主流经济学家“看不懂”的地方。而林毅夫教授在《解读中国经济》中，以其一贯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分析方法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战略，简洁而清晰地论述了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逻辑。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相对优势，是相对绝对优势而言的。简单来说，绝对优势就是比其他国家强的地方，而比较优势则是跟其他国家比相对不那么弱的地方，一个国家可能在任何一个产业里都没有绝对优势，但却一定会有比较优势，只要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来振兴产业、发展经济，就会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强。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注定是小步慢跑，这在战后新独立的各国急于“超英赶美”的背景下是不可能在政治上被接受的，却被时间证明为是最为有效的发展途径。书中结合历史上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体（如苏联和东欧）和遵循比较优势战略（虽然大多数时候是被迫如此）的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的不同表现，以及同一经济体实行两种战略（如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后）的前后差异，对两种战略效果巨大差别的根源进行了精辟独到的分析，读者会叹服于其中的逻辑是如此清晰，道理是如此简单，读来有拨云见日之感。
中国的未来会怎样？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成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昙花一现？中国人的和平崛起之梦离现实还有多远？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经济学家们给出了很多个版本的预测，而且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和过去“中国崩溃论”盛行其道一样，似乎悲观论调更受追捧，根据客观分析得到的乐观预期却饱受诟病，林毅夫教授关于“8%增速还可维持20年”的预测就曾被多次质疑。翻开《解读中国经济》，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中国有强大的潜力将当前强劲的增长势头再维持20年甚至更久”，此外还明确注解“这一观点并非只是纯粹乐观的估计，而是基于后发优势的潜力”。林毅夫认为：首先，长期的高增长只是一种潜力，至于这种潜力究竟能否发挥以及发挥得怎样，则要看政府的表现和国际经济大背景的友好程度。其次，这种潜力来自后发优势，也就是说，无论中国经济的绝对水平达到多高，只要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只要还处在“后发国家”的行列，未来就存在上升的空间和可能，重要在于能够把握住优势并因势利导。从某种意义上说，林毅夫版本的预言不仅仅是一种预测，而更像是一个目标，他给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清晰路径，这无疑是一种更为客观、务实、进取的态度。
有没有一种道路叫中国道路？
在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成功之后，国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试图探寻其成功的根源及逻辑，《时代周刊》前高级编辑拉莫甚至借鉴指导拉美经济发展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北京共识”的一系列发展思路。但“共识”的提法可能会带来某种误导——华盛顿共识是坐落于华盛顿的几家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的经济学家坐在一起“会诊”为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开出的药方，其后的改革可以说是在“按方寻药”，而拉莫所谓的“北京共识”则是对中国改革实践的总结和回顾。中国的改革从来就不是有法可依有方可循的，而是实践出真知。
有没有一种道路叫中国道路？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准确来说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不同的，但就此总结出二百多条道路显然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我们之所以要讲“道路”，是为了勾画出这条道路的路线图，为前进者开辟方向，为后来者指点迷津。这一简化的路线图就是经济理论。正如书中所说：“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作为改革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林毅夫教授娓娓道来的叙述可能会让读者恍惚觉得是在看一部史书，然而这本书与史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在复述历史，而是在波谲云诡的历史现象中抽取最关键的那根骨干。
林毅夫教授后发优势说的前提是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层级仍有一定差距，从而就有了利用比较优势进行追赶的空间，这个前提几乎适用于所有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之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现象，是因为他们的隐含假设更狭窄，即只要有开放的市场和公平的价格，企业就能获取正常的利润从而生存下来并为国民经济作贡献。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产业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投入，这在资金不足、技术奇缺的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实现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给予企业直接或价格补贴去发展和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又会造成扭曲，牺牲市场的自由开放性。因此，按比较优势发展，企业能有自生能力，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利润，这样的发展道路显然更适合发达国家的国情。
好的理论必须能够用于指导实践，书中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已经给出了很多可行的解决方案，至于方案的进一步步骤化、具体化，则在林毅夫教授另两本新作《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想必又会打开另一番天地。
总结起以上三个问题，西方国家可能对前面两问更有兴趣——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发展中国家则会对最后一问更为关注——为了学习中国经验。再回到最初的话题，中国为什么成功？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的成功不是因为“有什么”，而是取决于“做了什么”。所以中国能做到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能做到；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尚在贫困中挣扎的国家前进路上的指航。这也许就是中国道路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是本书对全世界读者的最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