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期的东北亚局势
2013年6月27日至30日，朴槿惠总统成功地进行了对华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各种活动，与朴槿惠总统进行了长达7个半小时的接触，可见中方对朴槿惠总统的高规格礼遇及对韩国的重视。此次访问推动了各方面实质性内容的合作。通过韩国国家安保室长与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之间的对话等活动，在加强韩中战略性沟通方面的多种具体措施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中国对朴槿惠政府提出的主要对外政策——“韩半岛信任进程”及“东北亚和平合作设想”也表示了支持。这与2008年5月李明博总统进行国事访问时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的这种友好态度可能缘于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在美国回归亚洲政策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加强与韩国的合作，才能阻止韩美日三方同盟体制的形成。而从长远来看，中国在成为国际性大国的过程中，有必要利用地缘上接近、文化上类似的韩国。第二，中国和日本一直在区域影响力上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同时因为历史和领土问题，中国与日本的矛盾可能会延续，而与韩国加强联系，将对日本造成间接的压力。第三，是朝鲜问题。虽然朝鲜是中国传统的友好邻国，但朝鲜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上的差异越来越大，朝鲜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明确了发展核计划的决心，这对于开始强调成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可能构成了某种负担。
（一）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及中国的应对
在过去几年间，中国为了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与美国的竞争日益扩大。美国虽然面临经济情况恶化及随之而来的缩减军费的压力，但根据2012年初发表的《新国防战略指南》来看，美国已经将焦点转换到了亚太地区。美国对亚洲的重视，虽然起源于奥巴马政府对过去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和忽视亚洲倾向的内部批评，但实际原因是，2009年之后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相对稳定，中东对美国造成的负担开始减轻，所以能够腾出精力插手亚太事务。当然，笔者的部分同事认为美国从来不曾离开过亚洲，也有其他人认为自从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上任以来，战略重点重新回到了中东。但笔者认为，虽然最近因为伊朗核问题，美国对亚洲的重视程度看似略有弱化，但实际上美国对亚洲一直非常关注。
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具体表现在与韩国、日本、澳洲等盟国关系的强化上；积极参与亚洲地区内多边论坛；通过TPP等手段试图扩大在亚洲的经济机会。很多人，尤其是中国认为美国的这种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或再平衡（Rebalancing）政策，其目的在于牵制中国。虽然美国和中国都一直在强调合作，但因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和中国的应对，中国和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发生摩擦的可能性。
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2010年之后，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2013年，中国GDP达到82400亿美元，人均GDP 也达到了6100美元，增长速度超过预期，部分人士忧虑中国可能会对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造成挑战，增加不稳定因素。
2012年上任的中国新领导班子，确定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为国家目标，计划到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GDP的翻倍增长。而且为了实现这一国家目标，重新确认了和平发展的对外政策基调。为了缓解美国等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警惕，中国政府阐明了与美国等大国之间发展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立场，而且提到了睦邻友好伙伴关系，以缓解邻国的忧虑。但外界认为中国在强调中国梦的同时，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在持续强化军事力量。尤其在关于主权或领土的问题上，考虑到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倾向，预期会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2013年4月16日发表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曾提出，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强大军队，并强调了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性。对此，习近平主席曾经数次表明，中国在核心利益上绝对不会让步。
奥巴马总统通过6月初与习近平主席的加州高峰会议，强调了建立合作型的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但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与冉冉升起的中国之间，必然会存在战略上的些许不信任，依旧存在包括网络安全问题、台湾问题、人权、贸易赤字等在内的多种暗礁。因此，两国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关于中国针对美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其意义及内容在中国国内也存在多种不同的见解。其核心是强调中国与美国之间发展合作的关系，同时希望美国能够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接受态度自然会更为谨慎。在这种美中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背景下，对于希望实现大国梦的中国来说，作为具有某种程度国际发言权的韩国，其战略价值自然而然地将得到提升。
（二）日本的右倾化和中日之间的领土问题
最近在东北亚，日本的影响力开始减弱。日本因为经济持续低迷不振、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国力明显下降，与持续崛起的中国形成对比。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开始高涨，政界也显现出右倾化趋势，这在国际社会进一步限制了日本的影响力。目前，虽然中日间关于钓鱼岛所有权问题在表面上暂时得到平息，但安倍等右翼政治家对慰安妇及过去历史的态度依旧没有改变，而且最近发布了对韩国独岛主张所有权的视频，引发了韩国国民的愤怒。安倍的自民党在2013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在参众两院都占多数席位，所以和平宪法和集体自卫权修改问题再次成了热门话题，也引发了邻国的忧虑。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处于停滞不前状态，而这也可能是原本预期5月初在韩国举行的韩中日三国领导人会议延期的理由之一。中国对日本采取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国有化措施提出了强烈抗议，中国认为这损害了中日建交时所达成的关于钓鱼岛维持现状、搁置争议的默契，所以似乎决心借助本次机会，强化对钓鱼岛的立场。中国希望与同样与日本存在历史纠葛的韩国达成共识，以抑制日本的右倾化。从本次高峰会议的联合声明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以中庸的词句表示“对最近因历史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域内国家间对立和互不信任加深的不稳定情况持续存在，表示担忧”，从其内容看，因为韩国和中国立场都与日本不同，都认为独岛和钓鱼岛问题是历史造成的问题，所以这可以被视为共同就领土问题批评日本。
然而，中日之间持续产生矛盾不利于东北亚的永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由于其根源在于日本，解铃还须系铃人，应由日本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从短期来讲，有必要保证问题不再继续恶化。2013年10月24日，笔者所属的韩国国立外交院中国研究中心，举办了以“习近平时代，中国对外政策和邻国的应对”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日本学者对中日之间的领土问题，提出过按目前的状态进行冻结的方案。笔者认为，中日之间就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领土问题持续对立，不妨先从环境问题或核安全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入手扩大合作，恢复相互信赖，通过促进韩中日三国合作，改善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朝鲜问题和中朝关系
朝鲜的金正恩政权，坚持基于“先军政策”的强硬对外路线，阐明核武器及人造卫星是金正日的伟大革命遗产。2012年12月朝鲜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2013年2月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这种行为的目的是，朝鲜害怕南北之间国力差距日益悬殊，迟早会被韩国吸收统一，所以认为拥有核武器，才能确保朝鲜的安全。
面对朝鲜的这种心态，韩国若自主开发核武器，或从美国引进战术核武器，就将面临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反对，因此目前实现的可能性极低。那么韩国能够采取的措施是，不管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传统武器，包括确保根据韩美同盟的“延伸威慑”在内，充分具备军事应对能力，这只能更加促成韩美同盟关系的稳固。而这是中国并非乐见的情况。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成为国家主席后，在第一次演讲的最后一个部分提及对外政策时，强调中国将承担国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2010年9月，温家宝总理也在安理会以类似内容做过发言，但习近平的这种说法与中国梦的实现及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提及，所以并非空话。
中国民众对朝鲜的舆论有所变化，也开始对中国政府造成负担。2012年年底，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为5.6亿，手机用户超过了11亿，因此，信息得到了大量而迅速的传播，所以在这种渠道上普通民众的意见对政府的决策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2012年年底，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及2013年2月第三次核试验后，甚至连中国中央党校邓聿文等人，也开始主张中国应该全面检讨对朝政策（尽管并非主流意见）。这些现象，对中国的决策者造成了压力，相信最近中国对朝鲜的态度有所变化，也是因为这种原因。实际上，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中国对朝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积极参与了通过安理会决议等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6月初，在美中高峰会议中，两国确认了对韩半岛无核化及反对朝鲜拥核的一致立场，中国的这种强硬立场也在本次韩中高峰会议中重新得到了确认。
当然，中国的这种强硬态度虽然局限于朝鲜的挑衅或核发展领域，难以被视为改变对朝政策的基调。中国与朝鲜依旧共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以作为过去革命的战友，朝鲜的战略价值依旧很高。因此，最近中国对朝政策变化只应被解释为是在战术上的变化。但从长远来看，中国改变对朝政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上所述，中国要考虑国内的舆论倾向，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还有几点因素会影响中国对朝政策。事实上，日趋市场经济化的中国与朝鲜之间，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方面出现差距，且差异日益扩大。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朝鲜有着特殊感情的革命元老正在退出政治舞台。同时，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能够在数千公里之外使用精确导弹的现代战争中，作为战略性缓冲地带的朝鲜，其战略价值正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应与中国合作，促进国际社会通过和平对话解决朝核问题的努力。虽然六方会谈未获成功，但在未找到其他可行方案的现在，应积极促进重启六方会谈。
二、朴槿惠总统的访华及韩中关系
自1992年建交以来，在21年间，韩中关系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从2008年开始，两国构建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6月初，在北京举办了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战略对话，进行了韩国合参议长（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与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军事对话，而6月底朴槿惠总统成功进行了对华国事访问。经济是双边关系最为活跃的领域，根据中国统计，2012年两国间贸易额达到了2560亿美元，高出韩美、韩日之间贸易总和。截至2012年年底，韩国的对华投资为567亿美元，中国对韩国的投资为45亿美元，虽然数额较少，但在过去数年间呈现巨大增长趋势。2012年，400万韩国人访问中国，283万中国人访问韩国，尤其最近数年间，访问韩国的中国游客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加。目前，常驻韩国的中国人约为70万名，留学生约为7万名，与此类似，常驻中国的韩国人为80万名，其中留学生达到了6万名。
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这种飞跃性的发展，其原因应有如下两点：第一，两国作为邻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第二，两国在韩半岛和平稳定、互补性发展经济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尽管如此，近几年来，韩中在对朝政策及韩美同盟等问题上，缺乏相互信任和战略沟通，也存在交流过于偏重于经济方面、两国人民之间缺乏理解等问题，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效果遭到了质疑。在6 月27日，朴槿惠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首脑会议中，双方针对两国交流中存在的不足部分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本次会谈应该说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面。
（一）加强两国新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和信任
韩国将朴槿惠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定义为“心信之旅”。如同其定义，本次访问大幅增进了韩中两国新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增加了两国国民之间的好感。习近平主席在欢迎晚宴之后，破例由夫人陪同，为朴槿惠总统举办了午餐宴会，朴总统也引用中国古诗辞，并偶尔使用中文，以优雅的形象和服饰，引起了中国国民的关注。而且，朴槿惠总统访问了习近平主席的故乡、中西部开发的核心基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中心—西安，这也显示出了韩国对中国的尊重。
（二）充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的措施
在过去，每一任新政府都用不同的词汇表述与中国的关系，宣传两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本次国事访问更加关注于实质内容，而非名义，所以放弃了一些华而不实的、改变表述的方式，将重点放在了更加充实现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从这一点看，这次访问取得了重要成果，如韩国国家安保室长和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之间设置高层对话渠道；两国外交官可随时就包括朝鲜核问题在内的韩半岛和平稳定相关战略性问题扩大沟通等。由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参与的两国战略对话，原本只存在于与美国、前苏联、印尼的关系中，所以从这一点看，也可视为中国对韩国的重视水平达到了类似程度。杨洁篪国务委员在2013年11月中旬访问韩国，这是两国间高层战略对话的第一步。而且两国同意在国家研究机构之间举行联合战略对话，这也非常值得关注。经过两国积极准备，第一次联合会议在12月举办，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消息。
朝鲜问题是韩国最为关心的问题，韩中就这一问题上的沟通也获得了进展。事实上，韩半岛无核化及反对朝鲜拥核是中国一贯的正式立场，虽然已经于6月的美中高峰会议中得到了确认，但在韩中新领导人之间的重新确认，其意义非凡。而且中方欢迎并支持朴槿惠总统所提出的“韩半岛信任进程”，也可视为中方对促进与朝鲜对话的宗旨表示了共鸣。
习近平主席在高峰会议结束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两国将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关切”。一般来讲，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台湾、西藏、新疆等领土完整或国家主权问题有关，偶尔会扩大到南中国海的问题，就像习近平主席在加州高峰会议中使用“核心利益”这一词汇，一般来讲仅用于与美国的关系中。虽然不清楚本次习近平主席所表述的核心利益及所关注的事项的具体内容，但中国与韩国之间相互尊重核心利益这一点，据笔者所知，这种说法在与韩国的关系中应属首次。事实上，韩国未在这种问题上与中国产生矛盾，所以今后的动向值得关注。
就FTA谈判方面，两国最高领导人阐明，将促进全面而高水平FTA的签署，这应对今后谈判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积极与韩国签署FTA，应被理解为应对由美国所主导的TPP等经济围堵策略，试图主导东亚新经济秩序的建立进程，有着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也反映中国在经济问题上正式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决心及对经济实力的自信。笔者认为，这是中方希望以韩中FTA为出发点，迈向韩中日FTA，进而开始启动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谈判。
作为本次高峰会议的另外一项成果，韩中政府间决定成立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维持国家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应以双方国民之间相互理解及友好情感为基础，而且应在所有领域实现均衡的交流与合作。所以，历届政府在高峰会议中，毫无例外地都包含了促进双方国民之间文化交流和合作的内容。但像本次会谈为了具体贯彻实施，成立政府间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尚属首次。
自1992年韩中建交以来，在21年间，两国关系由于以韩半岛和平稳定为共同利益，再加上互补性经济结构，而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两国关系的发展侧重于经贸领域，两国国民之间的相应交流或友好情感，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2000年韩中大蒜纠纷、2004年东北工程等问题，使韩国人对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经济腾飞的中国，感到了不安和警惕。
虽然部分韩国人对中国的消极印象缘于这种警惕，部分是缘于韩国缺乏关于中国的正确信息。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过程中发生的中国留学生暴力事件、对杀害韩国海警的中国渔民的处理问题、强制遣返脱北者等，都严重影响韩国人对华感情。同时，部分中国人拥有反韩情节，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带来的自豪感、长久以来持有对韩国的大国意识，再加上，部分韩国人在中国旅行中表现的不当行为、韩国国内中国留学生对韩国的不满情绪、对江陵端午祭活动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误解等，是诱发这种反韩感情的背景。
韩中两国作为邻国，利益关系密切相关，发生过渔业、海洋归属划定、脱北者、历史问题等多种问题，而且今后这种问题也会持续发生，很可能造成两国国民之间情感上的对立。两国国民之间这种消极的情感，随着互联网等信息媒体的发展，在韩中两国高涨的民族主义背景下，存在着今后继续扩大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不积极应对，就会严重影响未来韩中关系的发展。为此，两国政府应该尽量避免刺激对方国家国民，在发生问题时，应通过理性对话寻得圆满解决。同时要更多开展多种交流与合作活动，增进两国国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在这一点上，本次朴槿惠总统访华时两国政府就成立政府间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达成协议，是非常值得欢呼的事情。前段时间，两国公共外交论坛在首尔成功举办，这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三、今后的课题
（一）韩中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2008年8月，胡锦涛主席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第一次表明韩中之间将强化国防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并作为具体项目提出实现国防当局之间高层互访，强化相互联络体制，促进多种级别、多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但本次联合声明中未涉及两国之间的国防、军事领域的相关议题，有一点遗憾。
在过去的数年间，韩中关系未能达到如胶似漆的程度，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韩美同盟的认识。中方也承认，韩美同盟是历史的产物，驻韩美军，对维持韩半岛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应对了苏联的危险，防止了日本再武装化［1］，所以对韩美同盟本身不存在反对意见。但中方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强化盟国关系，是因为可能把中国视为威胁，所以对韩美同盟今后发展方向如何持有忧虑。2010年朝鲜炮击延坪岛后，美国航母在联合海军军演中进入黄海，中方曾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种忧虑可见一斑。
但韩美同盟的基础是签署已有60周年的防御性的《韩美相互防卫条约》。在朝鲜拥有核武器或生物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韩国造成威胁的情况之下，韩美同盟将应对朝鲜的武力挑衅，维护韩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笔者认为韩美同盟与韩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其目的都是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两者并不矛盾。
即便韩中联合声明文本中未有所提及，但实际上实现两军之间流畅的交流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6月初韩国合参议长访问中国，7月初海军参谋总长访问中国，与中国相关部门开展了关于交流合作方面的多种讨论，都值得评价。今后，更应在韩中军事领域扩大多种合作，相互提高透明度、加强信赖。而且希望双方军队也能积极参与到韩中高层战略对话中。
（二）韩半岛和平统一问题
最近，中国学术界关于韩半岛统一问题的言论比以前更加自由。尽管如此，考虑到中方在各种场合的公开发言中一贯强调自主、和平的韩半岛统一，所以不能认为，中国对此改变了立场，对由韩国主导下的韩半岛和平统一具有积极的看法。朴槿惠总统于2013年6月28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提到韩半岛实现和平，南北之间实现人员及物资的自由流通，将对包括东三省在内的中国的持续发展也将起到重大贡献。虽然也对中国领导人阐明了这种观点，但更主要的意图是向中国民众传达如果实现韩半岛和平统一，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的信息。笔者认为可以补充如下一点，即，如果在韩国主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将促进对朝鲜核问题的最终解决及今后本地区多边安全体制的构建，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是有利的选择。
（三）扩大韩中经济合作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低廉的劳动力为优势，积极引进海外投资，以沿岸地区为中心，发展委托加工贸易，实现了今天的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增长，工人工资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经历了对外贸易的萎缩，意识到继续依赖以低工资为优势的委托加工出口，不能实现持续增长。而且中国国内贫富差距成了社会问题，环境污染变得严重，到了必须开始注重民生问题的阶段，因此中国提出了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开始从数量型增长走向质量型增长。
基于相同的脉络，2013年上台的中国新领导班子以强力促进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希望通过城市化，实现收入及消费的增长，以扩大投资，形成良性循环，并以内需市场为中心，实现经济增长。虽然这种城市化政策，存在可能造成农民的城市贫民化的问题，但相关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比例为50%左右，显著低于超过80%的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如果由政府方面通过政策积极推进，预期可以实现快速城市化，相对弱后的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新的消费市场［2］。
在此过程中，中国对与韩国的经济合作抱有很大期望。本次中韩联合声明中，提到两国强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互助合作，在信息通讯、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等面向未来的领域持续开发合作项目，也对这种期望做了诠释。韩国也应根据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协商结果，更积极应对综合性、高水平的韩中FTA的签署，积极呼应推动经济质量型增长的中国政府之经济政策，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内需扩大过程中，实现更多的中韩合作。
参考文献：
［ 1 ］Henry Kissinger.China welcomes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Asia as a counterweight to its feared neighbors，Japan and Russia［Z］.Diplomacy：830.
［ 2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研究报告书［Z］.12-16；中国城计划的市场创造效果和风险分析［Z］.104-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