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如何对待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现实主义持何立场呢？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基于一种自觉的现实主义取向，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削弱中国日益显现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不仅仅只是对其进行简单的遏制。然而，在我看来，虽然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视角，但却不是现实主义的观点。许多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政策方案都源自现实主义传统，但它们却不是异口同声。特别是，在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一问题上，古典现实主义提出的政策建议完全不同于米尔斯海默所青睐的那些观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流派的现实主义者都会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后果持乐观的态度。如果中国崛起真的出现的话，他们不会依然乐观，尤其是古典现实主义者会对中国崛起保持着警觉。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崛起大国会随着能力的增强而变得野心勃勃，这种预期会引起其邻国及其潜在敌人的焦虑，因此古典现实主义者往往会满怀忧虑地观察着在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大国。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的那样，理解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静态的实力分配，而是“随着时间推移的权力关系的动态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最终由于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变动而发生变化的相对实力，成为了引发国际政治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变迁导致了相对实力的重新分配，继而使得世界政治中的实力与特权之间出现了一种背离的自然趋势，而这恰恰又会促使崛起的大国去挑战现状。我们知道，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难题就是应该如何去应对均势变化，而这在历史上通常是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的。
不过，在对待崛起大国的问题上，我认为尽管古典现实主义者会自然而然地保持着警惕和猜疑，但他们也能容得下崛起的大国。这种容纳主要植根于古典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原则：第一，承认实力的现实状况。实力的现实状况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第二，应对那些维护现状者的想法另眼相看；第三，坚守“政治至关重要”以及“未来是白纸一张”的信条。而在最后一个原则上，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歧甚大。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对无政府状态保持警觉，对均势非常敏感，但国家——特别是大国——在能够以及将会作出的战略选择上仍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这些战略选择是由它们在作出选择时所处的情境来决定的，亦即，这些战略选择受到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影响。
为何担忧中国？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古典现实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忧虑重重。由于背负着普遍的现实主义包袱，即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具有了政治动机所显示的危险迹象，对可能发生的战争保持警觉，以及随之而来的征服或毁灭的预期，故古典现实主义者也往往会对广泛的潜在冲突来源感到担忧（例如，相对于自由唯物主义者而言，现实主义者更有可能认为民族主义对国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至于在人性以及在人类行为发生本质上的进展或转变的可能性问题上，古典现实主义也往往有着某些悲观看法。
的确，较之于结构主义者，古典现实主义者甚至拥有更多的理由来担忧崛起大国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像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一样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强调生存是国家的目标——除此之外，国家想得到的或不想得到的东西都会不断变化。对此，推动了结构理论发展的米尔斯海默也同意这一点。一些国家也正是如米尔斯海默所期望的那样开展行动的，即便它们看起来像喝过以类固醇和安他非命混合的鸡尾酒的人那样精神亢奋，但是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这些国家的攻势行为并不是战争狂精神错乱的表现，恰恰是出于确保自身安全的动机而进行理性且平心静气的盘算的结果。另一方面，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之类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则将政治视为是利益上的冲突，其冲突结果由实力并最终由军事力量来决定，因而，许多战争的发生也并不是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结果，而只是为了确立军事上的主导地位。此外，古典现实主义者，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也都非常重视将人类建构成为非正式的政治行为者。摩根索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人生而为追求权力”。于是，除了安全之外，这种观点还强调人会觊觎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更为糟糕的是，他们都有着权力欲。
古典现实主义者同样认为，崛起大国往往是欲壑难填的。由于崛起大国随着能力的日益增强（和对拥有更大权力的预期），其自我界定的利益也会随之扩展，因此它们就成为了潜在不稳定的来源。古典现实主义还认为，崛起大国不仅追求安全，也追求地位、信誉甚至是来自别人的遵从。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权力总是相对的（这也是现实主义者界定权力的方式），崛起大国拓展的步伐难免“会踩到他人的脚趾”。然而，不幸的是，其他国家可能并不这样看，而且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即使它们没有受到伤害，但由于崛起大国至少意味着可能是一种威胁，所以它们也不得不对崛起大国保持着警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各国往往意见不合——这不只体现在利益上，也体现在叙事、历史、合法性、公正以及对相对实力的评估上。因此，当现实主义者将大部分冲突归因于利益矛盾（崛起大国有着更大的野心，而其他国家则往往会忧虑其背后的动机）时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螺旋式的冲突经常会不加区别地添加在这堆“易燃物”上。
以上所有这些也适用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中国崛起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回应。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它与其他一些大国接壤，与一系列安全问题缠结在一起，而且能源需求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政治摩擦的潜在来源。最为特别的是，它与重要的战略对手美国在经济上唇亡齿寒。中国因能进入美国市场而获利颇丰，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所持有的大量美元则是支撑美元稳定的重要支柱，否则，在许多观察家看来美元会摇摇欲坠。
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指出，对于现实主义悲观论者而言，今日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它是崛起中的大国，而透过历史的长镜头来看，所有类型的崛起大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麻烦制造者。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后果来看，现实主义所认定的情形肯定令人悲观：虽然说国际协定要发挥作用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参与，但战略对手之间的合作是脆弱的；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并不会阻止二者之间的政治冲突，更遑论阻止二者之间的战争爆发了；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最终将挑战其他国家的利益。
不过，至关重要的是，虽然这些预测需要古典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后果保持警醒，并预先考虑到随之而来日益增多的国际政治摩擦，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也许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不会阻止战争的爆发（一个普遍的现实主义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相互依赖是本应该避免的“坏事”。相反，相互依赖会带来相应的政治后果及政治选择，当然，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政治评估了。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米尔斯海默毫不讳言，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相反，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将成为一个谋求地区霸权的进攻性国家。这种应然的结果使得目前美国“接触中国”的政策误入歧途并且注定要失败。在他看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寻求以美国支配西半球那样的方式称霸亚洲。有鉴于此，米尔斯海默敦促美国转变思维并尽其所能延缓中国崛起。
米尔斯海默将其理论建立在五个“基本原则”的假定之上。尽管一些古典现实主义者会发现第五尤其是第四个假定过于严格，但他的每一个假定都是有着充分理由的现实主义假定。（1）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是一个自助体系，其他国家如何行动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限定的；（2）国家不可避免地掌握了一定的进攻能力——因此，它们具有潜在的危险性;（3）意图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你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其他国家要做的事情，特别是在未来；（4）生存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具体而言就是大国会竭尽所能维护领土完整与国内政治秩序的自主性;（5）理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国都是理性的行为体。
基于上述假定，米尔斯海默得出结论认为，出于确保自身安全的动机，国家认识到，在国际体系中最安全的位置就是成为地区霸主。全球霸主地位将会更加安全，但本质上来讲这是无法实现的。古典现实主义者也同意这个观点，正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言：“没有国家强大到足以建立世界霸权。”只有成为地区霸主才不会被别国征服，从而自身才是安全的。既然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那么国家就可以貌似合理地去谋求地区霸权，事实上，除此之外，还因为它们经过估算认为这是生存下来的最好机会。继而，国家也会很快认识到，确保生存的最好办法就是成为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而只有误入歧途的国家才会错失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的机会。
然而，米尔斯海默主张中的致命缺陷是他未能区分成为霸权国家（being a hegemon）与谋求霸权（bidding for hegemony）。确实，最为理想的情况可能是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根据他的理论：“生存是大国的头号目标”。因此大国谋求霸权的核心问题不是“如果我是霸主，我会更容易生存吗？”而是“如果我谋求世界霸权，我会更容易生存吗？”对于任何一个理性的大国而言，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根据第五个假定，大国都是理性的）——对于大国来说，谋求霸权是难得一见走向毁灭的道路之一。大多数大国极有可能生存下来，而大多数谋求霸权的大国却不会得以幸存。
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植根于生存目标与理性的假定之中，但诸多事实暴露了其观点中的矛盾。假如中国没有咄咄逼人地去谋求亚洲的主导权，中国的“生存”就真的岌岌可危吗？如果美国没有跨过太平洋奋力将“儒家幼儿”（confucian baby）扼杀在摇篮里，美国就“生存”不下去吗？究竟是什么对这些大国的生存构成威胁呢？如果这些大国没有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展开行动，考虑到它们的军事设施、核威慑力、经济实力、陆地规模和庞大的人口，它们的生存就真的岌岌可危吗？
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是否适用于当代国际政治，还需要考虑核武器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古典现实主义往往强调的是世界政治中变化的连续性，其并不对核武器能阻止国家用武力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抱有希望；但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存在，尤其是当核武器应用于大国政治时，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适用性，归根结底，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行为动机首先是生存的欲望。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更不会彼此畏惧。”毫无疑问，正是“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使得大国之间更加不可能发生战争。这就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拥有可靠核威慑力量的中国是否会被迫通过谋求霸权的方式来确保生存呢？历史上貌似合理的谋求霸权的企图相比现在是否更加不切实际，是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弄巧成拙？为确保生存，美国是否必须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将谋求霸权的行动遏止于萌芽阶段呢？
故而，在美国如何处理美中关系这一问题上，米尔斯海默提出的政策方案是糟糕的、危险的且弄巧成拙的，也不合逻辑。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谋求霸权并不是出于什么雄心壮志、邪恶的动机或早已制定好的侵略计划，这一切无非是中国安全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衡量通过霸权而获取的安全收益是否与谋求霸权所要承担的风险相当。在此，就出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否看起来更类似于美国拥有过的周边环境或是那些已经尝试谋求霸权但却失败的国家所曾有的周边环境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周边环境非常拥挤。正如米尔斯海默指出的那样，中国与俄罗斯有着漫长的边界，而俄罗斯则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核力量。中国离日本也很近，在米尔斯海默的眼中，日本也是大国。米尔斯海默还注意到中日两国之间彼此相互猜疑。因此，如果受到威胁或挑衅，应考虑到日本有能力发展独立的核力量。中国也和印度接壤，印度是一个非常大的、新兴的且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过去，中国与印度也曾发生过战争，而且印度也具有类似中国那样的巨大经济潜力。中国还与越南接壤，越南虽不是一个大国，但也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能被打败的国家，中越战争的历史也还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未统一的朝鲜（具有核能力）也是和中国有着共同边界的地区博弈参与者。
总之，如果中国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体，其行为动机主要是为了生存，我们就没有足够理由相信它会谋求霸权。现实主义者所预计的中国谋求霸权的行为也会引起邻国和其他大国的敌对反应，而这又会导致中国并不愿看到的某种核扩散。因此，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依然是：采取这样的一系列行动对国家利益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中国而言，倘若咄咄逼人地去谋求霸权，显然对其国家利益不利。值得注意的是，古典现实主义没有排除中国不会野心勃勃（或愚蠢）地进行谋求霸权的可能性。但是，上述这样的行为显然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是无法解释的。
现实主义者（古典的）做什么？
虽然古典现实主义对中国崛起的后果持谨慎和悲观态度，然而从其视角来看也可以认为，“接触”而不是“对抗”才是最明智的战略。这一立场源于古典现实主义的两个基本信条及由此而来的两个推论。首先，需要始终承认实力：无论是承认他国实力的真实状况还是承认自身实力所必然存在的限度。而与此相关的则是古典现实主义思想所推崇的一个看法，即要容纳下崛起的大国（正是在此基础上，现实主义者对空想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进行了指责）。其次，政治是至关重要的，而政治包括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亦即，国家所作出的决策既受到自身内部状况的影响，也受到其他国家所作出的决策的影响。尽管存在无政府状态且国家可能是依均势而行动的，但由于政治问题如此重要，而且政策是可以选择的，因而大国制定外交政策仍可以沿袭许多不同的轨迹。对于古典现实主义者来说，未来是白纸一张，因此明智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承认实力
古典现实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再清楚不过了，并且达成了高度的共识。摩根索在冷战高峰时——麦卡锡主义鼎盛时期——写道：“军事准备必须与包容性外交(accommodating diplomacy)联手。”当时摩根索认为,苏联是美国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军事威胁（比当前中国的威胁更加现实，更加明确，也更加危险）。摩根索的冷战政策源自以下普遍的经验：“我们必须强大到足以抵抗侵略，聪明到足以包容不会侵犯自身利益的外国利益。”他敦促决策者牢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无限的。因此，一国的政策必须尊重他国的力量和利益。
古典现实主义中承认实力和容纳崛起大国的思维根深蒂固。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卡尔和凯南是支持（在当时情况下）《慕尼黑协定》的，而这正源自他们的理论倾向。在凯南看来，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中部的国家。从长远来看，它的命运应由这一地区占据主导的国家来承担责任，而不是靠与这一地区占据主导的国家进行对抗来把握。故凯南认为，相比于毫无希望的抵抗，接受这个痛苦的事实会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在卡尔看来，正如他在第一版《二十年危机》中写到的：倘若1938年欧洲的权力关系状况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失去自身的一部分领土并最终导致其独立，那么更为可取的（撇开任何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是展开一次圆桌谈判而不是进行一场战争。对此，因他们的当前意图而酿成的错误可能源于他们过多地从结构层次上进行了分析。在这一点上，凯南和卡尔均侧重于均势及其如何变化，以此为基础他们提出了建议。然而，纳粹德国却与他们所建议的不同，而且这种不同也是基于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认识上的原因，古典现实主义将历史、意识形态、内政和领导性质等作为核心变量，而结构现实主义却没有将这些作为核心变量来看待；另一方面，出于充分的传统的原因，摩根索反对《慕尼黑协定》。简单而言，他认识到，基于传统的原因，纳粹是性质不同并且更为危险的对手。作为一个古典现实主义者，他能够看到那里红旗飘扬，但狭隘的结构主义者却故意装作色盲而看不到这一点。
政治至关重要
较之于结构现实主义拒绝考虑政治，古典现实主义十分重视政治，在此，政治包括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而且他们甚至还考虑到了观念、规范以及合法性的因素。在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内政治尤为重要。修昔底德在解释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体如何采取行动时就考虑到了政体类型（以及政权内部的派别冲突）这些变量。吉尔平也高度重视国内政治和观念变量的影响。事实上，他强调现实主义者明确地将重点置于“国家情怀”和“政治价值观”之上。卡尔也非常认真地对待舆论的作用。摩根索和凯南都指出了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凯南最著名且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苏联行为的根源》就扎根于俄罗斯的内政、历史经验和俄罗斯人的性格特征。
如果国内政治是至关重要的（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是这样），那么影响国内政治的因素——如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同样至关重要。国际政治能够影响一国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上的平衡，其主要是通过如下的方式，即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创造（或排斥）机会使得他国国内的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受益更多，以及制定出某些貌似合理的大战略。此时，若对他国采用遏制和限制政策的话，就会使得这些群体失去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而受益的机会，而且也强化他国在敌意上的负面认知，结果就会降低“好战”的外交政策的机会成本。
结论：“白纸一张”的未来
国家（尤其是有操作空间的大国）选择的轨迹是不确定的，也是因时制宜的。中国尤其如此。摩根索认为：“现实主义将谨慎(即认真考虑替代性政治行为所带来的结果)视为政治中至高无上的美德。”而在凯南看来，接受权力的现实状况将推促国家重新界定国家利益。那么，在中国崛起的问题上，美国的替代性政治行动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几乎所有中国通和亚洲安全问题专家都认为，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轨迹是不确定的。中国既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可能会因谋求霸权而铸成大错。其中，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是影响上述选择的因素之一。对此，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做法就是要“确保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不过，其做法在逻辑上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此做法受结构主义的局限性所束缚。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还植根于空想主义——试图重新塑造一个大家所期望看到的世界，而不是尊重实力的现实状况。同时，从美国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自我实现和弄巧成拙的预言。如果有事实证明（如有可能）美国根本没有能力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的话，那么有关一个强大且怀有敌意的中国的崛起的预言肯定会因这样的尝试而得以实现。如果它偶然“成功”，那么美国在延缓中国崛起上所做的努力将会适得其反，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代价高昂，二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三是使中国变得更加危险。
中国拥有超过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债务。这可能听起来不是一个好兆头，但中国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会对美国采取胁迫手段。中国已经发现自身（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可在未来的美元和美国经济中拥有相当可观的既得利益，而且，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如果削弱美元或美国的消费需求，中国将变成一个大输家。但是，如果在紧要关头中美双方的头脑不够冷静并且在美元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斗的话，两国都将共同受害。倘若美国制定了旨在扳倒中国的政策，不难想象，中国定会动用“金融核弹”来对美国的政策作出回应。因此，美国如若一味咄咄逼人地与中国展开对抗，必将会为此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即重大的美元危机，这将不仅仅严重伤害到经济，而且还会削弱美国的全球军事能力。
不过，倘若美国成功破坏了中国的经济，那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附带的伤害将是广泛和相当大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柱和引擎。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而且，中国对于其他国家产品的进口日益增多。在未来几年，中国作为世界出口市场的价值还将会不断增加，这既是因为中国相比于别国更早从大衰退中复苏，也是因为中国恢复了高经济增长率。此时，假如美国在付出巨大的成本和心血之后通过某种方式能够延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也意味着要削弱中国的进口需求，那么这种情形所造成的结果只会使得出口国怨声载道，它们将会指责是美国造成了它们在经济上（其后是政治上）的困境。最后，使得中国经济受到伤害的美国政策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当中国感到它的相对实力将会下降时，可能会实施更具攻击性以及更易带来风险的国际战略。可见，美国对华高度对抗的立场几乎肯定会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
总之，倘若美国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给出的建议，选择与中国进行对抗，将会形成一种“自残式”的地缘政治态势，这也会对美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造成损害，并会使中国变得愤怒和不稳定——如果美国的政策起作用的话；而另一方面，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崛起的中国将会更加雄心勃勃，更有主见，并且往往还很难打交道。无论古典现实主义者多么警惕和悲观，他们（总是）会把赌注押在那些最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的国内政治争论以及国际机会的政策上，其结果则会促进和容纳中国的和平崛起。
注：英刊《欧洲国际关系杂志》2012年第1期(第18卷)发表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古典现实主义与中国崛起》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