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供给侧改革要给家庭减税》中，我们论述了供给侧改革需要通过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培育可持续的创新力。具体政策包括给家庭减税并增加对学前和学制教育的投入，让更多的家庭现在愿意生育孩子，以利于中国维持世界第一的人才和市场规模。但除了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外，人口的空间分布也是供给侧改革需要特别关注的。现在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打破城乡和地域藩篱，让市场机制自然地促进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优化，对于释放中国人口的巨大潜能具有重大意义。
创新乃至于经济发展都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世界上的科技和文化的创新中心都会积聚在人才最集中的几个都会区，而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人口规模优势，往往体现在对本国或本区域最具人口吸附作用的中心城市的经济活跃度上。然而，由于公共资源投入的不足，特别是规划失误导致环境和交通问题突出，政府推出了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的政策， 通过限制土地使用，采用苛刻的入户和入学条件， 来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全国性城市，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的集中地，在这些城市产生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更能体现出中国科技发展的人口规模优势，但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却在阻止这些匹配，让很多科技创新的机会消弭于无形，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最有创造力和活力的部分，对中国经济提升将是极其不利的。
推出“严控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是基于“人口多导致城市病”的错误观点。实际上，交通拥挤、入学难和污染等城市病不是因为城市人口过多，而是因为城市规划不足而引起的。 比如，按2004年制定的规划，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到2020年将控制在850万以内。其实，只要跳出违反自然规律的人口控制思想，从经济常识的角度来分析就知道这种规划完全脱离实际。如果一个城市按照4000万来规划，实际住3000万人才不显得拥挤。
而且，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 其最发达的城市的人口规模通常也越大。从经济活动和国际可比角度来看，一个城市一般可以定义为建成区的连续空间区域，这种界定往往超出行政区划。按此界定，日本最大城市东京就有约3700万人口，而日本全国人口才一亿多。北京作为一个人口十多亿国家的政治文化和高科技中心， 不含远郊区在内的建成区人口甚至不到2000万，在全球排不进前10位。可以说，北京的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花园城市新加坡有约600万人口，其面积却不到北京的1/10。
至于水资源匮乏等问题，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不应该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理由。比如，新加坡虽然地处热带海洋气候区域，但因为土地狭小，其人均水资源就与北京不相上下，但新加坡正在大力吸引移民以增加人口。美国洛杉矶所处的南加州年降雨量只有北京的70%左右，而且用水量大的夏季几乎无雨。北京的外地调水占用水量不到10%，而洛杉矶85%的用水靠外地调入。
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措施之一是严厉限制大城市的土地使用。实际上，由于人口的集聚效应，大城市单位面积土地能创造和体现的价值远远高于偏远地区。大城市最需要土地来建设，但却难以获得土地，而偏远地区的土地却被严重浪费。虽然限制大城市土地使用的目的是保护耕地，实际上却造成全国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目前，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农村的四分之一，特大城市人均建设用地会更低。因此，实现真正意义的城市化，让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是在节省而非浪费土地。目前严控大城市土地使用的做法，人为推高大城市的房价，让很多来城市工作的人只能蜗居在大城市，然后把赚来的钱在家乡建造一年可能就是住上几个星期的房屋。
当然，为了改善大城市的居住环境，留出足够土地建设道路、公园乃至各种公共设施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做不仅不会浪费土地的价值，反而会因为改善生活品质而带来土地使用价值的提升。然而，那种罔顾国家整体利益，用严格限制大城市土地使用来确保当地的粮食自给率，其实是在画地为牢。这就像规定每个科技人员都必须在自家的房屋内种植粮食来维持温饱一样荒唐。这种违背现代经济规律的做法，既抑制了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又影响了城市和乡村民众的生活品质。
城市规模大具有很多好处。比如城市越大，公共交通的效率就越高。北京、上海等地人口集聚带来的需求和财力，就可以支撑远比目前更高的地铁密度，乃至像东京那样，很好地解决城市交通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中国现在西部一些省份都建造了利用率较低的高铁，但如果在一、二线城市建设区域内高速交通网络，其效率可能要高得多。城市规模大，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分工就越细，能够更有效地匹配，可大幅提升生活的便利性。比如说特大城市就会有分工特别细的专科医生，会有最有特色的各国美食， 也会有更多的地铁线路和更多直达世界各地的航班。另外，城市规模越大，各行各业的人才就会聚集得越多，思想碰撞和交流就越频繁，创造力就越旺盛。世界各国的创新都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最发达城市。中国最好的创新型企业和人才也是集中在几个一二线城市。因此，合理的城市化的策略绝对不是仅仅发展中小城市，而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特大城市的投入。
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也在进一步抑制大城市的生育率。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的数据，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生育率大约为0.7，只有更替水平的1/3。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外来人口流入，只要两代人的时间，这些城市的出生人口就会剩下十分之一。生育率如此之低的重要原因是抚养小孩的负担特别重，中国一线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年轻白领的收入可能是全球最高的，而学前和学制教育投入也严重不足。目前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中，外地户籍人口已经占到一半左右，而这些人往往更有奋斗的动力。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的政策，使得其中很多人不得不面临少生或者离开大城市的两难选择。大城市却集中了中国的精英，如何让大城市里的年轻人能够安居乐业，繁衍后代，是中国城市化的关键的目标之一。
虽然2015年中国依然维持了六七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在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下，大量资金外流，2015年外汇储备减少了五千多亿美元。短期来看，经济形势和人民币走势可能是目前资金外流的主要原因。但就长期趋势而言，如果中国的大城市不能提供充足的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未来国内很多最优秀的企业家甚至中产人士，会将财富大规模转移到国外；他们把孩子送到国外上学，在国外购买房产，甚至准备在国外养老。无论是从人力资源还是现实财富来看，这对中国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相反，如果中国利用自己人口规模的优势，大幅度加大中国城市的投入，建设成一批环境优美、公共交通便利、有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超大城市， 这些城市必然会成为世界科技和文化创新的中心，中国也会毫无悬念地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