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的文明沉淀实在很浅。然而，从麦当劳到星巴克，从好莱坞到迪斯尼，从微软视窗到苹果手机，美国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无与伦比。为什么美国如此强大？其奥秘在于人力资本优势。基于现代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是蕴涵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创新能力、事业心与进取心等可以带来社会财富和经济价值的资源。日趋发达的知识经济是人力资本经济，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是人力资本。关于人力资本对美国经济的决定性影响，阿兰·格林斯潘曾在1996年一语概括：与20年前相比，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0倍，虽然总产出按重量计并未增加。
美国经济不仅规模最大、产值最高，而且最具创新活力，这体现了美国的顶尖人才优势。作为高水平人力资本的载体，顶尖人才在各个机构、行业、领域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是富于智慧、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领军人物、团队灵魂，是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正如80/20法则所阐明：一个组织的生产效率和未来发展，往往决定于“关键的少数”。因此，比尔·盖茨曾感叹：如果拿走我们的20位核心成员，微软将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公司。纵观美国强盛之路，众多伟人奇才贡献了才智并创造了奇迹。亨利·福特的T型车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激励了亿万同胞摆脱恐惧；史蒂夫·乔布斯的技术创新丰富了大众的视听享受。值得深思的是，在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移民之国，顶尖人才何以层出不穷？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探讨美国顶尖人才的成才机制，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借鉴。
人才的成长，犹如树木成材，需要特定的“土壤”和“气候”。作为蕴涵在人身上的知识、能力、经验及特质，人力资本通过家庭影响、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工作经历、社会实践、迁移流动等途径获得。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是具有特定运行规律和实现机制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包括教育法律制度、教育管理制度、正规教育制度、继续教育制度、在职培训制度等正式规则，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资本等非正式规则，以及环境因素，如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环境。通过考察美国科技泰斗、商界巨子⑥和政治领袖人力资本形成途径的群体特征，本文提出美国的顶尖人才优势主要归功于五大制度性因素：高等教育制度、科技体制、引才机制、兵役制度与文化环境。
1636年，英国牧师约翰·哈佛创建了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学院，“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说法由此而来。经过300多年的发展，美国高等教育已从纤纤小苗长成参天大树，在院校规模、硬件设施、师资水平、研究成果、学科范围、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都超群绝伦。
独特的教育理念。美国的高等教育历程短暂，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人的教育理念，即教育立国、分权制度、自由竞争、实用主义与普及教育。
美国的先贤们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不同于欧洲贵族的新型精英来领导新世界。在托马斯·杰斐逊的推动下，东北部各州率先通过各种教育立法，包括赠地拨款、设立基金、训练师资等。不断西进的拓荒者担心自己和所在的社区“野蛮化”，因而迫不及待地兴建大学。加州大学就是基于这种想法兴旺发达起来的。
美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国家标准或统一模式，也无需贯彻政府的教育思想。各州政府、宗教团体和贤明之士纷纷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并努力避免政府的控制与干预，保持自主的办学方针和办学特色。1933年创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便是一个经典例证。那里没有计划，没有任务，只有潜心所好、自由思考而不必为生计发愁的学者。
美国的高等教育率先实现高度市场化，从而形成公平竞争与择优录取有效结合，常春藤名校、州立大学与社区学院多元共存，以及人才培养可持续性的模式。各个大学在生源、师资、资金等方面自主抉择、自由比拼。纽约大学曾是一所财力不足又无名气的走读学校，如今已成为资金雄厚、广受青睐的著名学府。
尽管早期移民推崇精英教育，20世纪以来实用主义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色调。美国人开创了学术界与产业界有机结合的先河。物理学家阿瑟·康普顿观察到：“当欧洲人在不断完善其科学研究以达到最高境界之时，我们（美国人）正把有用的知识应用到日常工作中。”二战以后，美国建立了上百个“大学与社会联合体”，如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科学园区等。斯坦福大学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造就了一代硅谷创业者。
如果说欧洲的高等教育主张“宁缺毋滥”，美国则坚信“有胜于无”。普及高等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国民素质，也有利于社会稳定。整个20世纪，社区学院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国式教育机构遍地开花；公立大学使许多处于不利地位的学子走进“象牙塔”。
综上所述，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在借鉴欧洲模式的同时把创造性、竞争性和公开性恰到好处地融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正如哈佛大学第一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所言，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绝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也不会是一株温室植物，它在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中自然缓慢地成长起来，并体现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各阶层所共有的目标和雄心壮志。
先进的教育水平。独特的教育理念使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从而培养造就了众多顶尖人才，其中一大批长盛不衰的名牌大学贡献巨大。例如，美国诺贝尔奖得主中博士毕业于前16所高等院校的占76.8%，包括八所常春藤盟校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德克萨斯大学等地方院校；在曾任联邦政府要职的美国领袖人物中，硕士或博士毕业于前20所院校的占85.7%；在具有大学学历的美国500强企业总裁中，名校毕业生超过一半。
就本科教育来说，美国的名牌大学非常注重学生的心智历练与能力拓展，其教育目标与教学方式的共同特征构筑了一道迷人的风景。
第一，基础阶段的通才教育。1828年，耶鲁大学校长杰里迈亚·戴把通才教育诠释为“在文科和理科之间，利用最有效的方法，制定出一套共同学习的方式，让学生能够因而加强和扩展思考能力”。美国的许多大学坚信，通才教育有助于学生具备渊博的知识、宽广的视野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处事论事更有深度和创造力。因此，学生无须过早考虑专业，而须大量选修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类课程并博览群书，从而为进一步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小型研讨班教学法。自20世纪初起，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为代表的名牌大学陆续采用小型研讨班教学法，鼓励学生各抒己见，从而营造出互相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氛围。这种教学方式能够把不同阶层、种族、文化的经验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学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和积极融入社会的能力。的确，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优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从而产生受益终身的智慧。
第三，资深教授承担本科教学。常春藤盟校和其他一些大学有一个优良传统：总有大名鼎鼎的教授亲自为本科生授课。这些教授基于自己的研究与教育者的使命感进行教学活动，从而激发学生探求知识的好奇心与规划未来的动力。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科学鬼才”费曼教授的授课令华裔物理学家朱棣文感叹：如果不是他的演讲，我肯定会放弃物理。
研究生教育是通向职业顶峰的重要阶梯。美国名牌大学的严酷训练造就众多一流的专业技术人才，如科学家、职业经理人和律师。
首先，科学与工程专业“名师出高徒”现象屡见不鲜。以19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他们中有89人的研究生或博士后导师也是诺贝尔奖得主；1970年之后的30年间共有115人获奖，其中“名师的高徒”占2/3。名师培养高徒有何秘诀？一方面，名师恪守严格的学术标准，并始终身体力行，从而为弟子们树立了典范。他们通过独立研究提供示范，通过合作研究激发出色表现，通过品评优劣强化批判意识。199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丁·波尔从导师伊西多·拉比身上领悟了提供准确结果与认真验证的重要性。恩里科·费米给杨振宁的深刻印象是：推理过程简单明了，信手拈来，举重若轻。那是他倾注大量心血备课过程中深思熟虑、权衡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名师具有独特的科学品味，即提出重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能力。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杰克·斯坦伯格把费米教授的讲解比作“简单明了的珍品”，包括教导学生如何解决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的领军人物欧内斯特·劳伦斯善于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令弟子们钦佩不已。简而言之，大师级导师科学研究的精准与严谨对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未来的科学家在研究生期间获得了专业性人力资本的巨大提升。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坦言：我可以告诉你如何获得诺贝尔奖，一个条件便是遇到好老师。
其次，美国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领先世界，为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1908年哈佛商学院的诞生，以培养“有责任感、有道德的一流企业管理人才”为目标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教育闪亮登场。1916年，美国商学院联合会成立，促使MBA教育迅速发展并日趋成熟。美国MBA教育的精髓可以概括为“三高、两实、一新”，即培养对象、培养内容、培养方法和培养结果的全部特征。“三高”即高起点、高强度、高标准；“两实”即内容实、方法实；“一新”是以培养学员的创新能力为目标。到1997年，美国共有950所商学院，占全世界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机构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职业经理人，其中不乏美国500强企业领军人物。在《金融时报》评选出的2000年全球最佳75所商学院中，46所美国大学榜上有名，其中16所大学进入前20位，包括哈佛大学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等，充分展现了美国高等院校在培养企业领袖方面的强大优势。
此外，美国大学的法学院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政治头脑又忠于民主原则的善辩、睿智与冷静的社会精英。20世纪的美国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中，大约2/3的人毕业于哈佛、耶鲁、乔治城、哥伦比亚等名牌大学的法学院。托克维尔曾如此评论：法律使人思维清晰、善于探察、反应机敏、行动迅速、长于辩驳、富于谋略。比尔·克林顿便是一个例证。这位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对重大事件的洞察力，以及对许多复杂的司法与宪法问题的思辨能力。在担任总统期间，克林顿展现了出众的口才，即使在就职演说、国情咨文等场合也很少照本宣科。的确，美国的法学院以优秀的师资队伍、独特的教学方式和包罗万象的课程，为培养职业律师、法官以及领袖的才干与特质提供了理想的训练场。这是美国法律专业不断发展的结果。19世纪后期，通晓法律成为美国权力精英仕途进取的重要条件，法学院应运而生。从1910年至2010年，美国律师协会认可的法学院从100多所增至近200所，其中一大批院校享誉世界。
完善的捐赠机制。美国的高等教育为培养学生的能力与人格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是优秀人才成长的伊甸园。毕业生大都对母校充满感激之情与回报之意，慷慨捐赠便是表达方式之一。
长久以来，高等教育捐赠为美国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充足的运营经费。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社会的捐赠传统、鼓励捐赠的税收制度以及高校捐赠基金管理。
自从第一批移民来到北美，欧洲的慈善捐赠传统就开始在新大陆生根发芽。1701年，耶鲁捐赠建立教会学校，即耶鲁大学的前身；1865年，康乃尔捐助创办了康乃尔大学；1881年，沃顿向宾夕法尼亚大学捐资成立沃顿商学院；1892年，洛克菲勒捐资成立芝加哥大学。这些捐赠拓展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范围，并推动其向世俗和实用方向发展。随着捐赠数额不断增加，慈善基金会应运而生，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最突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相继制定了专门的税收法律，如《统一普通信托基金法》、《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美国慈善捐赠法》等，对捐赠者给予税收优惠，从而大大激发了非政府机构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捐赠热情。此外，美国高校捐赠基金有一套完整规范的管理制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等许多院校都建立了捐赠基金管理公司。2010年，哈佛管理公司为大学提供了13亿美元的资金，占全校运行经费的1/3。这笔庞大的资金成为哈佛大学培养精英人才并服务社会的经济动力。
有了慈善捐赠的不断滋养，美国高等教育这棵参天大树才枝繁叶茂。更重要的是，捐赠机制为众多大学追求学术自由、精神独立，保持特色和优势提供了稳固的经济屏障。
科技体制是顶尖人才层出不穷的保障
经过区区200多年的发展，美国已成为最具研究能力与创新活力的国家，并拥有一支最优异、最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迄今为止，美国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230多次，归属于78家科研机构。这大大归功于美国的科技体制，其核心要素包括科技政策、科研体系与科研环境。
科技政策。建国以来，美国政府适时制定并调整科技政策。早在1787年，美国宪法便明确了联邦政府对科技发展的责任。1790年的美国专利法使发明权成为鼓励创新的动力。因而托克维尔感叹，那些未曾发现任何一条物理学一般定律的美国人，居然把改变世界的蒸汽机应用于航海事业。1836年，美国专利商标局成立，它借用了林肯的名言“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以激励“爱迪生们”不断发明创造。1863年，美国科学院成立，负责指导国家科技政策并提供科技咨询。1915年，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成立，以推动美国飞机制造业与外国竞争者同步发展。1941年，美国政府启动了耗资20亿美元的曼哈顿工程，从而奠定了美国物理学的世界领先地位。1944年，美国科技研究发展局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强调联邦政府有责任保证基础科学的进步和培养科学人才，这是二战后几十年美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为促进基础科学研究，1950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1958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成立，以加强空间科学研究。60年代，联邦政府慷慨投入，推动了航天、卫星通信、计算机等领域的巨大进步。70年代，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点转向服务于社会。1974年，美国组建了能源研究发展局，以加强石油、煤炭、太阳能、风能、地热和核能等领域的研究。整个80年代，美国持续增加研发投资，其中国防科研经费增幅最大；1985年￣1990年间，联邦政府在高等院校设立了25个工程研究中心，以巩固美国在重要科技领域的优势。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继续增加基础研发投入，重点支持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新能源计划、信息技术、纳米技术、航天技术等领域。显然，二战是美国科技政策的分水岭。战前松散的自由式科技研究，让位于政府统筹的有组织研究。美国政府把科技政策当作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力图保持其科学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
科研体系。孟德斯鸠曾经指出：“观察构成科学的历史，而使科学超凡入圣的则是体系。”伴随工业革命的步伐，美国在19世纪以应用科学走在世界前列，到19世纪末已建立起庞大的科研机构体系，即高等院校、工业实验室与农业试验站的结合体。这首先得益于美国高校研究生院的设立。19世纪中叶，一批美国年轻人从欧洲学成回国后对美国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革。约翰·霍普金斯、哈佛、耶鲁等一批研究型大学相继设立研究生院，从而扩展了科学知识的专业化。工业实验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876年，爱迪生率先建立应用研究与开发实验室，并带领一批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高级技工以分工协作的方式打造出一个个科技神话。美国科研体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农业试验站。1887年的《哈奇法案》使州立农业试验站获得联邦资金，从而焕发了生机。1903年，全国共有60个联邦政府出资建立的农业试验站，雇用了大批研究人员。美国式的科研体系一经建立便蓬勃发展起来。政府和企业对科学研究的大力资助促使新机构不断涌现，团队协作的研究方式也流传下来。曼哈顿工程树立了科学、军事和工业的三位一体的“大科学”典范。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不同领域与机构的研究人员通力合作，高效率地发明了加速器。爱因斯坦评论道：“把美国科学研究日益兴旺的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科研经费，那是不公正的。专心致志、坚忍忍耐、同志式的精神，以及彼此合作的方式，在美国的科学成就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二战后，美国工业实验室不断壮大，到1956年已增至4834个。到70年代末，国防和空间工业及一批联邦实验室成为美国科研体系的一大笔财富。
科研环境。美国科研体系中的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学术研究的重镇。优越的科研环境使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感受到工作的无穷乐趣，并通过独立研究与相互协作获得人力资本的巨大提升。在“世界最大发明工厂”贝尔实验室，学科交叉和“团队科学”是科研文化的一部分。朱棣文把它概括为：个人发挥天赋；科学方向由集体智慧引导，并由顶尖科学家把关；鼓励大胆的方法，允许失败，但失败过后勇往直前。在贝尔实验室的九年里，朱棣文感到自己是“上帝的宠儿”：年轻学者可以潜心治学，不必分担“杂事儿”；实验室里洋溢着科学研究带来的快乐与兴奋。“学者的天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曾经汇集爱因斯坦、哥德尔、冯·诺伊曼等诸多大师。在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科学家们能够天马行空地自由思考生命、宇宙及其他一切命题，而不受世俗事务的牵绊和束缚。二战以后，院长奥本海默召集了戴森、杨振宁、李政道、费曼、施温格、盖尔曼等一批青年才俊加入其中。对于普林斯顿的学术氛围，杨振宁先生回忆道，由于杰出的人很多，所以竞争非常激烈。通过不断的讨论，不断竞争，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近年来，人们对普林斯顿津津乐道，主要是因为天才学者纳什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小地方奇迹般地康复并获得诺贝尔奖。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立者弗莱克斯纳认为，顶尖学者的智慧，在完全没有外界压力的条件下，才能够充分发放光芒。越是出于自身兴趣的研究，越能体现人类智慧的价值。这正是科学研究的真谛。
引才机制为美国汇集了优异的智力资源
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途径，迁移会产生“人往高处走”的效应。人才流动的过程是个人价值进一步实现和不断升值的过程。长久以来，美国在招贤纳才方面非常成功。
美国的移民政策是选择性和限制性的，各个时期的法律及措施体现了政治与经济两个根本动因。自由开放时期，美国大张旗鼓地吸引外来人力资源。大批移民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先进技术，从而促进了美国工业化发展与经济建设。在严厉限制与选择时期，美国移民法规对有技术专长者实行优先原则。如排华法案对华人学者、商人及各种专业人员不予限制。二战前夕接纳大批欧洲精英则充分体现了美国对优秀人才的重视。在限制松动时期，美国颁布了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难民法条款。通过接纳和安置难民，美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批人才，并利用其智慧、技术和资本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全面改革时期，美国移民政策兼顾政治与经济动因，最大限度地引进所需人才，对科技人才更加开放。经过几个时期的演变，美国移民政策已形成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对外来移民的接纳始终遵循“按需引进，为我所用”的原则。
美国对世界优秀人才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在于其宽松的环境有助于个人价值的实现。以科技领域为例。在美国诺贝尔奖得主中，外来移民约占1/3，包括八位华人中的六位。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美国接纳了一大批欧洲流亡科学家，其中玻尔、爱因斯坦、费米等八位泰斗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维格纳、考瑞和瓦克斯曼等后起之秀在40年代至6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还有一些人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如大名鼎鼎的希拉德、泰勒、冯·诺伊曼等。众多优秀人才在事业发展的最好年华移居美国，从而在高起点上继续提升人力资本。费米夫人观察到：这些年轻人青春洋溢、精力旺盛。他们庆幸自己逃脱了欧洲险恶的政治环境，因而格外珍惜美国的自由空气并打定主意要迅速融入美国社会。1945年至1970年，留在美国的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毕业生比例不断上升，杨振宁和李政道也在其中。1987-2007年间，共有50200名中国学子在美国获得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其中绝大多数留下来成为美国科技精英的一部分。显然，美国把唾手可得的人才进行“深加工”，为其经济发展不断输入新鲜血液，以保持强盛不衰。
军队是铸就高素质人才的训练场
美国公民中通常只有1%左右为现役军人，而从军经历对于领袖人物毫不稀奇。在20世纪的美国总统及内阁级部长中，半数以上曾在美西战争、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以及和平时期服务于美国正规部队、公民志愿队、民兵组织或预备队；28位国务卿中有从军经历者占60.7%。在500强企业总裁中，有兵役记录者约占两成。美国军队为有志之士提供了一种报效国家的方式，一个磨练意志的阵地，一所专业齐全的学校。
作为一个在战争中诞生的国家，美国把服兵役视为公民职责。军人以英勇作战、抛洒热血的实际行动表达为美国贡献“生命、财富和圣洁的荣誉”的意愿。这一神圣理念被国父们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乔治·华盛顿精忠报国的表率作用强化了美国“寓兵于民”的光荣传统，18、19世纪的25位总统有20位曾经驰骋沙场也就不足为奇了。前辈的英雄主义气概激励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踏着英雄的足迹前进”。那些纪念美国军人冲锋陷阵、浴血疆场的传记、歌曲、节日及墓碑都饱含公众的感恩之情与政治激励的双重意义。服兵役也为那些希望成为美国人的外来者提供了展示价值与忠心的机会。19世纪中期，欧洲移民的从军经历受到大力宣扬与褒奖。二战之后，美国《士兵权利法案》使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进入大学。美国现行的兵役制度既强调为国家、社会、制度和美国价值观效力，又通过较高的工资津贴、优厚的福利待遇、充足的职业发展和高校深造机会来吸引优秀人才投身国防事业。现役士兵包括新招募的志愿兵和选留超期服役的士兵。美军军官属于联邦政府公职官员，主要来源于五大军事学院、候补军官学校和军官培训学校以及后备军官训练团。美国目前有3000多所公立学校引入初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计划，每年由国防部挑选50万名青少年进行训练。这些训练团向学员倡导尚武精神，从而培养更多具备军人作风的高素质人才。
不论是出于英雄情怀还是现实目的，许多领袖人物曾在军队服役，从而获得人力资本的巨大提升。首先，从军经历培养军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及果敢坚定、乐观向上的精神。二战期间，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约翰·肯尼迪成为一名海军少尉。在所罗门群岛指挥作战的残酷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1944年，亨利·基辛格自愿参军奔赴欧洲战场。担任德语翻译和陆军中士参谋的经历大大提高了他的心理素质。其次，美国军队分工细致，配备齐全，有助于服役者知识、技能提高与工作经验的积累。一战期间，哈里·杜鲁门作为陆军中尉在法国指挥作战，从而锻炼了自身的组织能力与领导力。二战期间，小托马斯·沃特森作为一位将军的专职飞行员学会了如何管理人力资源，这为他接替父亲掌门IBM树立了信心并增长了才干。
总之，服兵役是积累人力资本的一种途径，也是衡量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个因素。美国军队为众多有志之士提供了一个训练场。
文化环境为优秀人才营造了适宜的空间
马丁·路德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美国顶尖人才的人力资本形成大大得益于美国文化环境的可取之处，如精神、思想、传统、价值观、信仰与习俗等。这些“软实力”因素可以概括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理念。在许多语言中，文化通常意指艺术、音乐、历史及文学。在美国英语里，culture（文化）是指学而习之、代代相传的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
美国核心价值观是美国人世代相传的人生准则，包括个人主义、努力工作、实用主义、乐观主义、公民自由、崇尚竞争、机会平等、希冀成功、乐善好施等，这些价值观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中，并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社会赋予人们最广泛的自由，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励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并促使诸多新制度、新机构得到检验并发展起来。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人生最宝贵的部分，即人们自身及其创造力的拓展。美国文化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不断激励冒险精神和创新热情，从而造就了亨利·福特、安德鲁·卡内基、比尔·盖茨等一大批改变世界的企业巨头。基于乐善好施的观念，公益捐赠的文化传统已成为美国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从而为失去平等条件的人提供了成功的机会。
美国由各种文化和多个种族交织融合而成，从而营造了多元文化环境。多元文化观念对20世纪的美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引领美国人把握自己“与众不同”的权利，体现了美国在尊重差异方面的适应性与包容性。美国的多元文化观念为不同种族、宗教、信条和肤色的移民提供着诸多自由和机会。这对于激励少数族裔奋发向上至关重要，犹太裔的成功便是最好的诠释。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古老的犹太文明与多彩的美国文化水乳交融，大大有利于犹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奥尔布莱特、基辛格、格林斯潘等移民能在美国政坛身居高位，这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纽约城市大学为新移民向上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中七位犹太裔校友【57】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关于美国多元文化的深远影响，克林顿总统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如此阐释：我们拥有种族、宗教和政治上的丰富的多样性，这在21世纪将是天赐之福。那些能够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和锻造团结的新纽带的人们，将会得到巨大的收获。
结语
美国的持久强盛向世人昭示：顶尖人才是重要的，而顶尖人才的成才机制是最重要的。本文聚焦科技泰斗、商界奇才与政治领袖，以点代面，探究其人力资本形成途径的群体特征，从而阐明美国顶尖人才优势的动力机制。这些伟人奇才主要通过家庭影响、正规教育、工作实践、学术研究、从军经历、跨国迁移等途径获得了知识、才干与特质的提升，体现了美国顶尖人才的成才机制的五大制度性因素。第一，独特的教育理念与先进的教育制度使美国拥有一大批顶尖大学，从而造就了一大批顶尖人才；第二，有力的政策支持、高效的科研体系与优越的科研环境为美国带来最多、最优异的科技人才与科技成就；第三，美国始终遵循“按需引进，为我所用”的原则广泛延揽优秀人才，并促进其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提升，从而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人才汇集机制；第四，基于精忠报国传统建立的美国兵役制度使众多有志之士磨练了意志、增长才干，从而对事业发展大有裨益；第五，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为优秀人才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广阔的空间。显然，美国能够持久、稳定地保持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并建立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动力机制。这一机制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和一大批奇才与大师，从而能够保持其经济、科技的领先地位及综合国力强盛不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顶尖人才优势的动力机制为中国提供了可以借鉴而不可照搬的模式。中国崛起与强盛的关键是全面提升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打造顶尖人才与核心竞争力。正如一位美国教育家所言，凡不曾培养真正受到良好教育公民的国家不能成其为泱泱大国，凡不能把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传给下一代的国家不可能是好的国家，若不能把本国青年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任何国家都不能强大。如果更多的中国人能够锐意进取，自立自强，科学上求发明，技术上求发现，思想上求创造，艺术上求创新，那么中国会到处激荡着工作的快乐与成就，生命的活力与尊严，中华龙将扶摇直上九万里，成就最辉煌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