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试验区只有在厘清定位的基础上“筑巢引凤”，才能在全球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目前，离岸金融业务是自贸区的一项重要拓展内容。在此方面，可以从国际社会关注两个“参考”：一个是学习“卢森堡模式”中的有益经验，对区内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试验”；二是吸取东京离岸市场的“前车之鉴”，在满足实体经济需要框架下早日将成熟的跨境人民币衍生品业务在区内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主导人民币产品的定价权和主要交易市场
2008年6月，英国的税收公正网络向下议院财政委员会提交了报告 《避税天堂引发混乱》，要求创造一个全球框架来应对免税天堂与离岸金融中心引发的问题，诸如透明度、税收、金融稳定、腐败犯罪等。该文告诫发展中国家要避免滥用离岸金融市场来争取客户和业务。离岸金融中心对国际资本的巨大诱惑力不断导致发达国家的资本外流，跨国公司规避其在国内应缴的税收。发达国家为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为阻止大量资本流入这些离岸金融中心,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非官方机构频频向一些避税天堂型的离岸金融中心发难,称避税天堂的优惠税收政策为“有害税收竞争”，并发表了针对有害税收竞争的报告,强硬地要求这些避税天堂性质的离岸金融中心限期调整其税收及其他相关政策。这些使处于弱势地位的避税天堂面临着强大的国际压力，调整其已实施多年的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相配合，不少税率较低的离岸金融中心也被发达国家界定为避税天堂。有的国家采取列举方法，直接列举出避税天堂的“黑名单”，而更多的国家则以规定的税率为标准来判定避税天堂。上述情况说明，上海自贸区要顾及到目前的国际大环境，避开“免税天堂”的形象，但可以寻找更好的方法拓展离岸金融业务。
根据在岸市场功能强弱等可以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大类：金融市场功能弱，设立离岸金融市场目的以虚拟业务为主，离岸税收高优惠的，主要有岛屿国家；有金融市场，设立离岸金融市场目的为实体经济业务混合型，离岸税收中等优惠的，主要国家有新加坡等；金融市场功能强，设立离岸金融市场目的为回流资本平衡国际收支，离岸税收低优惠的，主要国家为美国等。相比而言，上海的在岸金融市场功能比新加坡要弱，但强于那些没有金融市场功能的岛屿国。上海不妨参考卢森堡的做法。卢森堡主要征收公司所得税及印花税。所得税允许有不可思议的大量税前扣除，其中三大项最为主要：一是呆账准备金，由银行根据本身业务发展情况来定提取比例，卢森堡当局不管，也无提取比例的具体规定。二是国家风险准备金，最高标准可在税前提取80%至90%。三是税前折旧，对税前折旧亦无具体规定，一般由企业自己定，税务当局都给予承认。参照“卢森堡模式”，上海可根据区内企业与实体经济联系程度和其相应的社会贡献进行灵活的“税前扣除”。这样不仅可避免被列入国际社会的“黑名单”而被制裁，而且可让自贸区的“水”能养“鱼”，吸引更多跨国公司。
据1996年后日本东京离岸市场的统计数据，总的情况是资本流入大于流出，在起初的流入离岸货币中，离岸日元交易远远大于其他外国货币。然而，到2013年东京离岸市场的日元交易进入历史最低位，出入市场的货币交易中日元被“边缘化”了，“一边倒”的大量外国货币（主要是美元）进入日本离岸证券市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更深层来看是因为：本币的价格（利率和汇率）应该主要根据本土市场的实体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日元汇率和利率不支持日本的实体经济，其实是与其货币政策不独立有关。而这又进一步导致日元国际化受阻，而且实体经济（尤其是进出口企业）不愿使用日元。
就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而言，除了香港市场之外，人民币衍生品交易最大的规模目前仍在本土。但是，自贸区进行离岸市场业务的目的不仅仅是支持实体经济，还要平衡中国国际收支，即人民币要走出去。根据日本的经验来看，要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只有相对独立，才能应对来自外部市场上的金融危机冲击。当然，离岸金融业务要与实体经济需求匹配。从中国对外贸易方向上看，中国长期对五大洲的贸易分布基本处于均衡状态，近十年来相对缩小了亚洲（原来是超过50%以上）的权重，扩大了拉美和非洲的权重。在对主要货币国家的贸易中也主要体现在：最大幅度减少了对日贸易比重，其次是对美贸易；对欧贸易基本维持不变，其中还增加了对德贸易权重。这些都有待人民币走出去。上海推行离岸金融业务时，不仅要考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要考虑如何培育人民币产品的开发。上海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等早就准备推出的人民币产品要“启动”，要让产品在交易中不断完善。
离岸金融业务具有两面性，但也犹如人类利用水火一样，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利用离岸业务。上海自贸区要稳妥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可以借鉴和吸取卢森堡与东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体来讲，就是在“了解客户”的原则下给予其“税前扣除”，同时让自贸区的企业利用成本较低的离岸人民币“走出去”，并且提供各种人民币产品来降低他们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