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特派记者萧冬北京报道】中共十八大前后，大陆舆论界掀起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激烈讨论，官方媒体、高层官员也在呼吁，呼应。甚至有人说，今天的“政改大讨论”与30多年前“真理大讨论”异曲同工。有学者甚至乐观地认为，支持全面改革的舆论氛围已经初步酿成，改革条件也已基本成熟。
因此，十八大期间，全球关注，中国改革线路图如何绘制，切入点如何抉择。十八大召开之际，《侨报》记者遇到的外媒记者，都说他们关注十八大，一是人事调整，二就是政改问题。 而具体的关注点，从途径观察，政改是整体推进，还是局部突破？从步伐来看，政改是激进剧变，还是稳步推进？从内容来看，是否包括行政、司法、官员财产申报等具体内容。
一、拒绝易帜：中共改革走既定道路
十八大之前，海外媒体炒作的一个议题，就是十八大党章修改将“去毛化”。去或不去，这成为一个指标，政改将走何方向。8日，胡锦涛在十八大开幕式所作的报告中，提及中共指导思想时，浓墨重彩提及了毛泽东思想。这等于给十八大定了调子，也给政改定了调子：中共还将走既定道路。
但中共并不放弃改革旗帜，坚拒外界关于政治改革已经停滞的说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7日提问中国会不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新闻发言人蔡名照回应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并且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将其描述为“改革派”的法新社记者提问时表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每一个党员都是改革者。
在胡锦涛所作的大会报告中，通篇的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胡锦涛说，“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得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在改革方向上，胡锦涛明确指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媒体解读，这已经是明确地拒绝照搬西方式政改的道路，而是要走一条非左非右的“中道”。
中共以“国情论” 来抵挡外界“一党执政”的攻击。蔡名照回应美国广播公司关于中共“一党执政”说法时，说，“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选择的、人民选择的。” 中国政改“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从政改分量上看，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约3万字的十八大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单独列出，作为一个重要部分进行阐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授王占阳在接受《侨报》采访时表示，十八大报告中谈及的“政改”是自十三大以来历次党代会中讲的篇幅最大的一次。
因此，中国政改的关键词是“积极”与“稳妥”。在改革方式上，中共会汲取苏联的教训，不会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狂飙突击式和推倒重来的“休克式疗法”，避免引发社会的巨大震荡。
二、顶层设计：制度建设摆在首位
“顶层设计”成为中国政改大讨论中的一个热词。蔡名照7日在谈及改革时，提到“总结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将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更加注重系统配套、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恰恰不是“顶层设计”的产物，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但这种“试错”式的改革，导致一些深层矛盾的积累。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曾说，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倒逼改革，中共要变被动为主动，必须以“顶层设计”的整体化推动型改革逐渐替代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
按照胡锦涛报告所述，中国政改的大方向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根据这一总体思路，报告提出了“三个注重”： 更加注重改进中共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在民主形式上，中共强调“协商式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将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进行了阐述，这就拒绝了西方的“分立式民主”。
王占阳教授谈到，十八大涉及政改内容比过去具体很多，如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人大代表构成的改革，这就是对社会呼声的一种回应，也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初步措施，同时也是政改的一个首要问题。
三、权力监督：财产公开浮出水面
政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权力监督问题。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西方以“三权分立”的外部监督方式显然不为中共所接受。中共的提法是，“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特别是提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等。
今年，薄熙来案爆发，其家人疯狂谋财害命，震惊中外。最近中国陕西戴有十几块名表的“表叔”曝光，广东拥有21套房产的“房叔”在申报财产的时候却说只有两套，现行财产申报制度弊端暴露无遗。官员财产有申报，无公示，往往流于形式。
在十八大上，官员财产公布问题成为媒体焦点。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9日在回答怎样管好家里人、管好身边人问题时回答，“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他透露，上海市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实行财产公开制度。俞正声表示，只要中央决定，自己很容易公开财产，“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
在回答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关于官员财产公布的问题时，汪洋说：“这个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广东现在也在探索。我们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相信中国官员会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逐步使我们的财产都能够公开。”
中国人民大学毛昭辉教授在接受《侨报》访问时，认为报告中反腐的“顶层设计”有突破，与过去相比，更多地强调了体制外监督、法制化监督。毛昭辉认为，财产公示阻力很大，但只要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阻力都可以克服。
四、选举改革：乌坎经验再被提起
“顶层设计”还有一层含义，如司法改革、行政体制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以司法改革为例，薄熙来事件的启示是，要防止此类事件重演，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大于法”、“权大于法”的制度基础。中国的首部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国的司法改革》在薄案的背景下推出，明确地将司法改革归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表述，这意味着大部制改革即将紧锣密鼓地展开，并逐步从中央推广到地方。广东省常务副省长肖志恒介绍，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100项原本由政府审批的内容被宣告停止，或者向民间组织转移。
选举制度的改革也是重要一环。十八大上，有外国记者提到了广东对乌坎事件的解决方式的借鉴意义。乌坎方式，不仅仅是和平解决群体性纠纷，在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破解维稳难题方面的探索，更是实行基层民主，由民众选择领导人的探索，乌坎经验能否在更大层面上推行，也值得期待。汪洋曾经说过，乌坎选举并没有任何创新，只是纠正了走过场。中国政改，也需要终结长期存在的玩形式，走过场的积弊。这使得人们期待，中国政改，能否在落实二字上见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