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亿中国人生活于极端贫困之下，大约2.75亿人每日开销不到2美元。绝大部分中国穷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并且大部分希望获得更美好的城市生活——在城市中更容易找到薪水丰厚的工作。事实上，过去三十五年来，令人瞩目的五亿中国人实现了这一愿望，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从1980年的不到20%增加到今天的一半。到2030年，70%的中国人将生活在城市中。
毫无疑问，城镇化支撑了中国令人瞩目的增长和快速经济转型。其城市供应了廉价土地和充足的劳动力，而地方政府也急切地想吸引投资、创造就业。
但制约因素正在浮现。中国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的增长模式正在失去动力。城镇扩张和拥堵正在蔓延，这加剧了认为失地补偿太少的农民的不安，而他们的土地已成为地方政府债务（目前占GDP的30%）的重要抵押品来源。
此外，日益扩大的城镇-农村差距增加了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剧烈的不平等性也存在于城市内部，主要是有户口者和无户口农民工之间。尽管农民工资现在已经赶了上来，但公共服务（需要城镇户口才能获得）方面的不平等意味着这一差距仍然存在，影响了农民工子女的前景和福利，也阻碍了未来移民。
环境压力也在加剧。尽管城镇治污措施有了改进，但城镇化仍让许多人饱受恶劣空气影响，增加了人力和经济总成本。
当局清除这些问题，也宣布了新的“以人为本”城镇化计划。这一新型城镇化将更高效、更包容、更环境可持续。一份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报告列出了如何将这一计划转变为现实。其成功实施将毫无疑问在中国城镇化新阶段中改善穷人的境况。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该计划将改革土地政策。根据中国宪法，土地城镇土地由国家所有，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尽管过去三十年的土地改革承认个人和企业的产权，但相对城镇地区的法律环境，农村地权仍然很弱。
通过加强农民产权、限制地方政府为城镇增长而征地的权力，城市将变得更紧致、更高效，特别是在能源利用方面。改革还将有助于整合农地、推进更好的农业技术。
土地改革还将有助于财富扩散，因为更强的产权将提振农村地价。据估算，过去20年中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金总数比市场价值低了2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中国GDP的4%。若将这笔钱用于投资并获得与GDP增长率相同的回报，则未偿付土地赔偿金将价值5万亿元，或GDP的近10%。
其次，户口制度改革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收入不平等度、加速城镇化。尽管目前农村移民率已经相当高，但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和收入水平，仍低于可预期的水平。阻止三分之一的无户口城镇定居者获得公共服务最终意味着太多人虽然离开了农村，但仍被绑定在土地上。这不利于鼓励人们寻找城市中的高薪岗位，同时也让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工资难以提高。
尽管快速扩张的城市会遇到公共服务瓶颈，但这是可以克服的。比如，日本和韩国都在没有人口流动限制的情况下将公共服务扩大到了快速增长的城镇区域中。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中国可以通过将公共服务与定居地而不是户口所在地挂钩实现做到这一点。此外，当农民工子女能够来到城市与父母团聚并获得良好的教育，下一代也将有更好的机会摆脱贫困。
让人口流动变得更容易不仅打开了城市的机会；也能加速农业转型，因为日益减少的农业工人需要掌握新技术以提高生产率和工资。
但是，要实施土地和户口改革，中国的财政制度必须有所修正。强化农民地权将减少城市当局的土地转换收入，而它们需要这笔收入向新城镇移民提供公共服务。而更多的人口迁徙意味着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
因此，城市将必须寻找新的收入源。物业税或地方个人所得税将以从城镇生活中获得最大好处的人群为目标。环境税费——如提高汽车注册费、污染费和改善公用设施成本覆盖——也有所助益，还能同时纠正城镇环境问题。
还有巨大的节流潜力可挖。据预测，中国城市将在未来15年中投入5.3万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更密集、更高效的城市将节省1.4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GDP的15%）成本。这笔钱可以用于补贴农民工所需要的医疗、教育和低收入住房。
中国人民，特别是穷人，将受益于政府政策从城市和基础设施的实体规模扩张向更好、更公平地分配公共服务的转变。实现这一转变将真正体现当局所追求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